摘  要：近代中國革命以構建理想國家為基本主題，形成了封建主義把“人民”還原為“臣民”進而構建綱常倫理國家、自由主義把“人民”抽象為“道德整體”進而構建憲政民主國家、馬克思主義把“人民”視作曆史推動者進而構建人民主權國家三種國家建構範式。馬克思主義人民概念具有确證中國無産階級革命性質的邏輯力量，亦即它立足物質生産和階級結構、直面社會剝削現象而追求人民的全面解放，使中國無産階級革命形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革命路向和以人民為中心的革命原則，展現出理論合理性；然而，它奉行的階級性原則，在具體實踐中可能導緻“人民”内具的劃分敵我的政治功能錯位，引發不切實際的階級鬥争，潛藏着實踐風險性。此外，馬克思主義人民概念構造了以人民為主體的革命方略，集中體現為構建科學且崇高的理想信念并以此設定革命基本目标，考察國家内部階級剝削關系并以此确定革命依靠力量，生成統一戰線、群衆路線、階級鬥争等具體革命策略。

　　關鍵詞 ：人民 馬克思主義 中國共産黨 中國革命 革命邏輯

　　“人民”是中國近代革命話語體系中的基礎概念。自君權神授理論被解構始，人民主權理論代之而成為各類政治思潮論證自身合法性和凝聚民衆力量以實現革命理想的着力點。吉奧喬·阿甘本據此對人民概念做出兩種釋義，即它既指一個共同體裡所有人口，又特指共同體中的窮人、無權者、悲慘者、被壓迫者、被征服者等那些“被排除于政治之外的階層”。1第一種釋義強調“人民”的抽象性，目的是貫徹人民主權原則、維護現實政治合法性；第二種釋義強調“人民”的具體性，目的是尋找革命階級、革新現實政治。恰恰是“人民”概念的“雙重指涉”，衍生出各類政治哲學對“人民”的不同理解範式，進而構造出它們關于政治社會的理論形态和革命方略。“人民”由此成為我們理解近代中國政治思潮和革命邏輯的核心概念。一般而言，近代中國革命包含民主主義的政治革命和社會主義的社會革命。雖然，前者側重于上層建築，後者側重于經濟基礎，但從根本上看，兩者相互耦合，具有内在的統一性和連續性，正如馬克思所言，“每一次革命都破壞舊社會，所以它是社會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舊政權，所以它具有政治性”2。從人民概念與近代中國革命的内在關系看，其“抽象性”源自人本主義思想和主權在民理論，能夠解構君主權力的合法性而具有反封建主義的功用；其“具體性”則源自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并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融入了民族主義要素，能夠确定和凝聚革命力量而具有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功用。顯然，人民概念的“抽象性”與“具體性”的内在關系，構造出了中國革命的基本邏輯。

　　

　　一、建構理想國家：

　　近代中國革命的基本主題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3。鴉片戰争後，生産結構中資本主義因素增長和國際格局中列強勢力壓迫，緻使中國以君主專制、宗藩體系為特征的封建國家運行機制難以存續，建構理想國家成為緊迫的曆史任務。然而，特殊的曆史環境，特别是高度緊張的政治狀态，使得中國近代國家建構不可能在現代性因素充分積聚的基礎上，采取漸進改良的方式，而隻能通過激進革命的方式。于是，吸納政治文化遺産與引進全新建國原則，進而平衡古今中西相關學說對國家建構的交錯影響，成為近代中國革命理論的中心議題。顯然，任何一種國家建構理論都根植于現實的民衆力量，而在“人民主權”取代“君權神授”成為政治合法性根源的時境中，對“人民是誰”的界定就合邏輯地成為了各類政治思潮的立論之基。 （一）封建主義人民概念及其基礎上的綱常倫理國家 近代中國革命進程中的封建主義思潮，依托封建綱常倫理，力圖将“人民”還原為“臣民”，以建構理想的綱常倫理國家。把“人民”等同于“臣民”作為封建主義政治理論的核心命題，根源于儒家道德政治學說。《周禮·地官司徒》言，“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孟子·盡心下》言，“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後漢書·百官志》言，“司徒，公一人……本注曰：掌人民事”。在奉行“人民”等于“臣民”原則的基礎上，封建主義政治思潮還将“臣民”嚴格限定在理論和道德層面，從而将“臣民”排除于實際的政治領域，使得臣民始終處于“國事非民所能過問”的境地。封建主義人民概念的這種理論特質，在中國近代革命進程中表現為文化保守主義和政治改良主義。譬如，抵制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辜鴻銘，在面對“力主忠君，長戴辮發，自比遺老”的責難時就曾直言不諱：“許多外人笑我癡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國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國之文明”4，“中國社會秩序的基礎在于這兩個漢字：‘忠’和‘孝’，更确切地說，這一大法是憲法，是國家的道德憲法”5，為此，他把“忠”和“孝”視作“中國的良民宗教”，并主張通過以“良善人民”和“道德宗教”為基礎的貴族政治來構建理想的綱常倫理國家，以期實現“尊君”的目的。顯然，作為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對抗性政治思潮，封建主義人民概念及其基礎上的綱常倫理國家，承襲了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的專制主義和宗法倫理因素，既不具有自由主義人民理論基礎上構建憲政民主國家所體現的民主主義革命性質，也不具有馬克思主義人民理論基礎上構建人民主權國家所體現的社會主義革命性質。相反，在個體的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逐步覺醒的中國近代社會，封建主義政治思潮把“人民”還原為“臣民”，進而在具體政治實踐中把“民衆”拒之門外，不但使它顯現出阻滞中國革命和遏制中國現代化的落後性，而且使它所試圖複活的綱常倫理國家本質上依然是由君主和官僚掌握權力而非人民掌握權力的國家。 （二）自由主義人民概念及其基礎上的憲政民主國家 近代中國革命進程中的自由主義思潮，依托“人民主權”原則，力圖将“人民”抽象為包含一切社會成員的“道德整體”，以論證資産階級憲政民主國家的合法性。同時，憲政民主國家基于最大限度獲得選票的政治需要，也促使自由主義思潮把“人民”視作包含所有社會階層的政治概念。雖然，“人民”在法理上作為政治國家一切權力的最高所有者，标榜着自由主義政治國家的合法性，然而，在實際政治運行中受剝削者卻被視為“烏合之衆”而被抑制在國家權力之外，最終“人民”隻能淪為自由主義國家塑造政治合法性的意識形态符号。可見，自由主義人民概念内含社會曆史進步性和意識形态虛假性的尖銳矛盾。一方面，自由主義人民概念在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具有進步性：依據主權在民原則，國家權力源自“人民”，任何以自由主義為原則的政治國家，都無法在法理上消除普通民衆的基本權利，反而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必然賦予每個人以基本的代表權、選舉權和知情權，并堅持把“人民的同意”視作國家唯一合法性基礎。為此，近代中國自由主義者，極力抹殺社會成員間的階級差别，力圖基于抽象“人民整體”來建構憲政民主國家。另一方面，自由主義把“人民”抽象為“一切社會成員”，使它不可避免地淪為虛假的意識形态概念，并在近代中國國家建構中出現如下悖論：現實世界中碎片化的“人民”卻在理論世界中被抽象為“道德整體”。顯然，現實社會中經濟關系和階級結構的複雜性使得近代中國根本不存在信仰、利益和行動均較為一緻的“人民共同體”，而奠基在非同質性的“人民共同體”之上的國家必然難以真正貫徹“人民主權”原則。這決定了自由主義以抽象“人民整體”建構憲政國家的非現實性，即在自由主義原則下，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民”并不掌握和行使權力，奉行“人民主權”原則的政府卻使“人民”遊離出現實政治生活。總之，自由主義人民概念，強調“一切人構成的人民”是國家權力的最終歸屬者與合法性基石，開啟了近代中國政治思想解放和政治理論轉型，體現出曆史進步性；然而，它無視“人民”内部的剝削現象，也不分析人民的階級性質，導緻無産階級不可能成為“人民”主體而走上政治舞台，因此自由主義試圖構建的憲政民主國家不可能獲得無産階級的“同意”，也必然喪失政治的合法性和倫理的正當性。 （三）馬克思主義人民概念及其基礎上的人民主權國家 馬克思主義視“人民”為曆史運動的推動者，堅持從物質生産和階級結構出發分析人民概念，以建構無産階級領導的人民主權國家。在近代中國革命曆史進程中，馬克思主義人民概念體現出三重特質。一是解構自由主義人民概念的同質性和虛幻性。自由主義人民概念建立在它對“人民”虛構的同質性基礎之上，但是，每當市民社會中存在的異質性階級利益要素融入現實政治生活，“人民”的這種虛假同質性及其基礎上的憲政民主國家理論便随之消解。在馬克思主義立足“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奉行從物質生活理解政治生活的理論原則之時，就已确保它能夠揚棄自由主義“人民”僅作為論證國家法權合理性的抽象概念而沒有反映市民社會中物質生活關系的局限性。二是從社會曆史條件和階級結構出發強調人民概念的階級性。馬克思曾指出，“真正的人民即無産者、小農和城市貧民”6；恩格斯也曾指出，在德國構成“人民”的正是“無産者、小農和小資産者”7。顯然，馬克思恩格斯秉持的是從階級出發确定“人民是誰”的理論原則，猶如列甯所言，“馬克思一向都是無情地反對那些認為‘人民’是一緻的、認為人民内部沒有階級鬥争的小資産階級幻想。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語時，并沒有用它來抹殺各個階級之間的差别，而是用它來概括那些能夠把革命進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8。三是在進步史觀視阈中證成人民概念的革命性。馬克思主義堅持從曆史發展方向和人的解放進程來審思人民概念，強調“人民”具有“作為曆史主體”和“創造曆史主體”的内在屬性，為此，它把能夠促進曆史發展和人的解放的各個社會階級均視作“人民”。換言之，在符合馬克思主義人民概念的進步性原則和革命性原則的條件下，任何其他社會階級都可以作為無産階級的同盟軍而成為“人民”的一員，進而發揮推動社會進步的基本功能。總之，馬克思主義人民概念在嚴格意義上貫徹了人民主權原則，使得中國共産黨能夠有效運用“人民”觀察和推動中國革命，并最終在理論上生成人民民主專政理論、在實踐中建立以人民為基礎的政治國家，從而使“人民”真正成為了最高“主權者”。

　　二、确定革命性質：

　　理論合法性與實踐風險性

　　在馬克思主義、封建主義、自由主義相互争訟中，曆史和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力圖通過無産階級革命實現人民在政治生活、物質生産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解放，促使中國無産階級革命形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革命路向和以人民為中心的革命原則。同時，馬克思主義主張對“人民是誰”做曆史具體分析，強調不同曆史時期和國家制度下“人民是誰”的差異性，既為中國無産階級革命在貫徹人民概念的階級性原則基礎上，依時依勢地融入民族主義要素乃至資本主義要素創造了理論前提；也使中國無産階級革命在具體實踐中可能為“教條主義”“經驗主義”“極左”“極右”等思想所影響，從而引發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政治路線及其指導下的階級鬥争。 （一）馬克思主義人民概念确證無産階級革命的理論合理性 馬克思主義人民概念為中國無産階級革命形成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革命路向提供理論合理性。馬克思主義立足“現實的人”分析人民概念，使它得以直面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現象，進而追求人的政治解放和社會解放，為此，它形成了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兩個維度的革命理論。近代資産階級民主革命，解決了政治權力的世襲問題卻未能解決經濟權力的世襲問題，實現了人在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平等卻未能實現人在經濟生活中的自由平等。正如馬克思所言，“政治解放當然是一大進步；盡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後形式，但在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後形式”9。因此，市民社會依然是馬克思主義批判的直接對象，也依然是無産階級革命發生的物質根源；無産階級革命的最終形式隻能是推翻資本主義、消滅私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并且在實現人的解放的終極目标指引下，消除剝削關系和消滅私有制等社會革命因素也必然要在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融入政治革命實踐之中。具言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存在社會主義革命因素，随着社會主義革命因素的增長，新民主主義革命必然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誠如瞿秋白在中共六大所做的報告《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産黨》中所言，“中國革命的性質，并不是簡單的民權主義革命，主要的是反帝國主義的資産階級民權主義革命，而以徹底的土地革命為其社會的内容，有确定的生長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趨勢”10。顯然，“徹底的土地革命”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要素此時已融入新民主主義革命之中。事實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伴随着無産階級的主體意識逐步覺醒，中國共産黨就已按照馬克思主義從社會基本結構出發分析人民概念的理論原則，明确了“人民”的主體就是受壓迫和受剝削的無産階級，進而确定了無産階級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并在兩者的階級利益一緻性中找到了工農聯盟的先決條件，以及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路徑，最終完成了無産階級革命的任務。 馬克思主義人民概念促使中國無産階級革命形成以人民為中心的革命原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革命原則，首要前提是準确回答“人民是誰”。馬克思主義揚棄了自由主義人民概念，批判自由主義将“人民”視作包含全體社會成員的“抽象整體”，揭露了它作為虛假意識形态掩蓋資産階級剝削奴役無産階級的理論實質。顯然，如果依照自由主義理論邏輯，将“人民”視作抽象整體，則必然掩蓋其内部的剝削關系，從而隻能使之局限于思想和倫理維度而無法外化為現實的革命力量。為此，馬克思主義極力避免人民概念抽象化所導緻的以“人民的名義”來維系資産階級統治的現象，堅持從社會經濟結構出發分析人民概念，明确把“人民”視作無産階級，并将人民主權原則與無産階級相聯系，從而為無産階級奪取國家政權提供道德力量和合法性基礎。同時，近代中國受資本主義經濟要素和帝國主義列強政治力量的侵蝕，以及固有的地域、民族和宗教狀況，導緻整個社會的階層結構和利益格局複雜多樣，為此，中國社會不可能生成基于“同質性”之上的“人民共同體”，中國革命也不可能脫離物質生活中“人民”異質性而将其視作“抽象整體”。在此意義上，隻有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概念才能觀察和指導中國近代革命，而中國近代革命也隻能形成以無産階級（即人民）為中心的革命原則。事實上，在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的指導下，中國共産黨在無産階級革命實踐中就已成功地将“人民”确立為革命道德的基礎，并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檢驗其正确與否的根本标準。從1944年毛澤東發表《為人民服務》的光輝篇章，到1945年黨的七大正式将“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根本宗旨寫入黨章，直至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全黨同志一定要永遠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鬥目标”11，充分表明以人民為中心作為黨的革命原則的穩定性和恒久性。總之，中國無産階級革命中形成的以人民為中心的革命原則，早已内化為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的一種穩定持久的倫理原則和政治情感，并最終積聚為人民對自身主體地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産黨的政治認同。 （二）馬克思主義人民概念潛藏無産階級革命的實踐風險性 馬克思主義人民概念潛藏無産階級革命的實踐風險性，既同它具有劃分敵我的政治功能相關，又同它利于中國共産黨靈活确定革命依靠力量相伴而生。從經濟關系和階級結構出發分析人民概念，是中國共産黨确定各個階級究竟為敵為友的理論前提，保障着中國共産黨能夠通過主導“人民”解釋權來調整現實的政治關系。中國共産黨在曆史上每一次對人民概念的闡釋，都意味着她試圖依據新的經濟關系和革命任務重新确定依靠力量，以應對理論或現實的危機。毛澤東指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曆史時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争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範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争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産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範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12顯然，在無産階級革命進程中，中國共産黨始終堅持對“人民是誰”做曆史具體分析，不斷調整人民概念的總體囊括性和内在差異性的關系，以适應增強革命力量的現實需要，為此，中國共産黨在充分堅持人民概念階級性的基礎上，自覺依據無産階級革命的主要形勢、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闡釋“人民”内涵，使之成為一個可以容納各個階級的曆史概念。譬如，中共二大宣言指出，“各種事實證明，加給中國人民（無論是資産階級、工人或農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13，而此時将資産階級視作“人民”的一員是為滿足反封建主義革命任務的現實需要；抗日戰争時期，中共中央提出在抗日政權建設中堅持“三三制”原則，實質是把小資産階級、民族資産階級和開明紳士劃入“人民”範疇，而這顯然是為滿足反帝國主義革命任務的現實需要。 馬克思主義人民概念潛藏無産階級革命的實踐風險性，不是源自理論而是源自個别曆史時期非馬克思主義思想對“人民”内涵誤讀引緻的錯誤實踐。具體而言：一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教條主義釋義下，人民概念的民族主義要素阙如。這緻使此時中國共産黨能夠依托人民概念獲得無産者的擁護，卻難以得到有産者中國家主義者或民族主義者的擁護。1935年“遵義會議”後，中國共産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自身的組織問題，并在同年的瓦窯堡會議上提出“抗日救亡”主張，自此中國共産黨的人民概念開始大量融入民族主義要素。1938年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提出：“共産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産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14顯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提出和運用，标志着中國共産黨的人民概念徹底實現了階級性和民族性的有機融合，開始兼具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要素，而這三大要素也開始共同作為中國共産黨最為根本的意識形态工具而成為其合法性的道義基礎。二是馬克思主義人民概念存在為“經驗主義”“極左”“極右”思想所利用的可能性，進而引發錯誤的政治路線及其指導下不當的階級鬥争。近代中國革命史上對民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是否從屬人民的争論乃至反右派鬥争擴大化、文化大革命等都同人民概念被錯誤思想做出錯誤的解讀相關。事實上，這些錯誤思想都得以撥亂反正，而中國共産黨也正是在此過程中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人民概念的創新性發展。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人民概念潛藏的無産階級革命的實踐風險性，不在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而在于個别曆史時期的個别具體革命實踐未能依據客觀實際貫徹馬克思主義界定人民概念的基本原則，諸如，從生産力發展水平和社會階級結構出發界定“人民是誰”、從社會主要矛盾和革命實際需要出發界定“人民是誰”、從增進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出發界定“人民是誰”等。

　　三、構造革命方略：

　　人民主體地位的全面彰顯

　　馬克思曾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15中國共産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于社會階級結構強調“人民”的階級性，并在民族國家建構的曆史進程中肯定“人民”的民族性，使得“人民”成為能夠容納反封建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一切社會階層的政治概念，适切了中國近代革命的基本狀況和主要任務，夯實了中國共産黨領導革命的群衆基礎。顯然“人民”作為現實生産生活的承擔者，不但推動了人類社會的全面進步，而且促使中國無産階級革命形成了以人民為主體的系統方略。 （一）構建科學且崇高的理想信念并以此設定革命基本目标 馬克思主義把無産階級視為構成“人民”的主要階級，為此，它堅持把依托無産階級實現人的解放作為全部理論和實踐的根本主題。具言之，實現無産階級乃至全人類的解放，促進人民的自由全面發展，不隻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一以貫之之道，也是無産階級革命的實踐主題，更是馬克思主義革命者的崇高價值理念。這促使中國共産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曆史進程中找到了主要革命力量——無産階級，厚植了開展全面革命的意識形态合法性基礎——人民概念，進而明确了共産主義信仰的現實指向——無産階級利益，最終促使建基于“人民解放”之上的共産主義成為了中國無産階級革命的崇高理想信念和最高實踐目标。事實上，無産階級、人民群衆與全人類的解放具有内在一緻性，它們均旨在通過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使作為曆史活動主體的人擺脫自然、社會和自我精神的奴役和壓迫，成為“自然界的主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據此，中國共産黨堅持從中國無産階級的現實生存狀況出發确定革命的基本目标，形成和發展了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交相促進、前後相繼的“兩個革命階段理論”。其中，政治革命是指以實現人民的政治解放為中心任務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主要是無産階級及其同盟者共同運用暴力方式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政治統治，建立起新的國家政權和政治制度；社會革命是指以實現人民的經濟解放進而徹底改變人民被剝削狀況為中心任務的社會主義革命，旨在變革舊的落後的生産關系，建構社會主義的物質生産、生活方式與思想文化。恩格斯曾指出，“社會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學的革命必定通向社會革命”16；列甯也曾指出俄國革命任務主要有兩大表現，“一種是社會主義的表現（反對資本家階級，目标是破壞階級制度，組織社會主義社會）；另一種是民主主義的表現（反對專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國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國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民主化）”17。顯然，中國無産階級革命倡揚共産主義理想信念和形成全面社會革命實踐，源于馬克思主義以人民概念為基礎建構的實現人民全面解放的理論。 （二）考察國家内部階級剝削關系并以此确定革命依靠力量 馬克思主義注重考察國家内部階級剝削關系，直面無産階級在經濟上受剝削和在政治上被奴役的社會現實。中國共産黨秉持了馬克思主義從物質生産和階級結構出發分析人民概念的理論傳統，将處于被剝削壓迫地位的工農階級劃入“人民”範疇，并始終将其視作推動無産階級革命進程的主要依靠力量。馬克思指出：“徹底的社會革命是同經濟發展的一定曆史條件聯系着的；這些條件是社會革命的前提。”18質言之，無産階級革命中工農聯盟的基礎就在于兩者直接物質利益和基本生存需要的一緻性。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農民階級兼具小私有者和勞動者雙重屬性，具有同工人階級相同的階級利益，面對資本主義剝削，工人階級革命需要農民支持；同時，面對封建主義剝削，農民階級要尋求解放，也隻能加入工人階級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誠如毛澤東所言，“中國無産階級應該懂得：他們自己雖然是一個最有覺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是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勝利的……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中，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軍”19。中國共産黨從“人民”的階級性出發，不但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工農聯盟理論，而且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路線。毛澤東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分析抗日戰争戰略時，就曾論證他在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萌生的“農村包圍城市”革命路線的可行性，他指出“敵人占領中國主要的大城市與交通線之後，敵據城市以對我，我據鄉村以對敵，鄉村能夠戰勝城市嗎？答複：有困難，但是能夠的”20，顯然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産黨所以能戰勝敵人并以農村包圍城市，就是因為他看到了農民可以作為人民一員而成為革命的主體力量。總之，中國革命中的工農聯盟理論與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路線，同中國共産黨直面中國社會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奴役現象來界定“人民是誰”息息相關，而在根本上，它們共同源于馬克思主義從經濟關系和階級結構出發分析人民概念的理論原則。 （三）生成統一戰線、群衆路線、階級鬥争等具體革命策略

　　馬克思主義人民概念促使中國無産階級革命以人民為主體建構出一系列具體的革命策略，它們集中體現在三大方面。首先，以人民為主體建構統一戰線策略。統一戰線作為無産階級革命的基本策略，解決的是無産階級自身團結和同盟軍問題，為此，不同曆史時期的統一戰線所包含的社會階級就是該時期的“人民”所指。馬克思主義主張對“人民”做曆史具體分析，同樣時代環境和革命任務也決定了統一戰線包含的社會階級的曆史差異性。譬如：在抗日戰争時期，統一戰線包含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産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國民黨親英美派；在解放戰争時期，統一戰線包含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廣大華僑、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愛國分子等。可見，中國共産黨依據不同時期的人民概念，來解決革命的敵友問題并建立統一戰線，從而最大限度地團結所有革命者共同促進無産階級革命的勝利。其次，以人民為主體建構群衆路線策略。群衆路線作為黨的根本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源于中國共産黨以“為人民服務”為價值指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中，“一切為了群衆，一切依靠群衆”從屬世界觀的範疇，“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從屬方法論範疇。顯然，近代中國革命中群衆路線的理論與實踐，根源于人民概念所蘊含的一切為了人民群衆、一切向人民群衆負責、相信群衆自己解放自己等階級指向和價值意蘊。再次，以人民為主體建構階級鬥争策略。馬克思主義人民概念作為界定革命主體的階級标準，具有區分敵我的政治功能，據此中國共産黨在階級鬥争理論基礎上形成了人民民主專政理論。誠如毛澤東所言，“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産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人民組建的國家向“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産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而“對于人民内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對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21總體看，以曆史唯物主義為原則的人民概念，為中國無産階級革命生成具體革命策略奠定了理論基礎。

 

　　參考文獻

　　1吳冠軍：《“人民”的悖論:阿甘本問題與“群衆路線”》，《學術月刊》2014年第10期。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頁。

　　3《列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頁。

　　4林語堂：《林語堂随筆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292頁。

　　5《辜鴻銘文集》下，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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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5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1、32、12、87頁。

　　8《列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117頁。

　　10《瞿秋白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頁。

　　1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頁。

　　12《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頁。

　　13《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頁。

　　1419《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645頁。

　　17《列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頁。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頁。

　　20《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99頁。

　　21《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頁。

 

金德楠，beat365官方网站博雅博士後

 

文章來源 |《科學社會主義》2022年第1期。

排版 | 瞿楊

審核 | 陳培永 曲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