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旸：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西方左翼思想界對資本主義的全面批判
［内容提要］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西方左翼思想界對資本主義作出全面批判：就經濟方面而言，新自由主義的利潤導向和私有化趨勢導緻抗疫失敗，并因此加劇了金融資本主義固有的内在危機；就政治方面而言，個人與社會、自由與責任相悖離的制度矛盾導緻疫情中政府職能缺位和對社會結構性暴力的放任；就社會方面而言，疫情加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批判的階級分化與剝削，并激化了結構性種族不平等與社會撕裂；就生态方面而言，疫情映射出全球資本主義增殖體系造成的自然界新陳代謝的斷裂，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流行病危機與生态危機相互交織。西方左翼思想界将此次疫情視做批判和替代資本主義、重建社會共同體的契機，呼籲開展社會變革，朝一個平等、共享、團結、綠色的社會主義共同體邁進。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 資本主義批判 社會主義 社會共同體
當前在西方持續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如同一面棱鏡，不僅映射出資本主義在經濟、政治、社會、生态等方面相互交織的矛盾與危機，也進一步加劇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衰退。在這個被稱做“人類曆史關鍵時刻”的重要節點上，西方左翼思想界透過西方疫情大流行之下的種種症候，對資本主義提出了全方位的反思和批判，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後疫情時代以社會主義為特征的世界圖景，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左翼政治理論注入了新的曆史内涵。
一、經濟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利潤導向和私有化趨勢導緻抗疫失敗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來，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呈現出應對乏力的表征：脆弱的公共衛生系統在大範圍感染面前幾近崩潰；經濟危機與公共健康危機雙重爆發，顧此失彼；政府幹預之後疫情不僅沒有得到控制，反而愈演愈烈。在西方左翼思想界看來，西方國家應對疫情失敗不隻是因為表層的決策失當，根本上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尤其是當今在西方占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制度的内在弊端與矛盾導緻的。美國著名左翼批判學者、語言哲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指出，西方世界的病毒大流行源于三個根本因素：資本主義的一般邏輯、更殘酷的新自由主義版本以及政府的應對。按照資本主義一般邏輯，預防流行病的研究因無利可圖被排除在計劃之外；新自由主義進一步将決策權交給受利潤驅動的私有資本和企業，在效率的指揮棒下減少病床和護理人員，導緻醫療體系沒有充足的能力應對疫情；美國等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政府沒有采取恰當的應對措施，疫情肆虐時，特朗普政府甚至計劃削減衛生部門的預算。因此，從根本上來看，疫情危機反映出新自由主義版本的資本主義的巨大失敗。這次危機是一次預警，人們應該認識到當前世界經濟制度的功能失調及其對生命、社區、自然環境的破壞。法蘭克福學派第四代理論家、德國社會哲學家拉爾·耶吉（Rahel Jaeggi）也認為，從當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中可以透視整個西方社會的結構性缺陷與危機。可以确定的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結構無法應對這樣的危機，以利潤為導向、強調經濟效益的醫療保健系統在應對這次危機中是失敗的。
首先，西方國家在疫情中暴露的公共衛生體系缺陷根本上應歸咎于資本主義的利潤導向和日益加深的私有化趨勢。新自由主義将資本主義的增殖驅力發揮到極緻，主張在公共衛生領域實行私有化和市場化，在經濟效率和增長的導向下削減公共支出，并在醫療服務、關鍵藥品上過度商品化，最終導緻巨大的公共衛生服務缺口。美國生态馬克思主義領軍人物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指出，疫情下美國等西方國家醫療資源的普遍短缺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有關。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内提倡在公共衛生等方面的财政緊縮政策。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醫療體系把利潤置于人民生命之上，通過削減醫療保健的機會來賺取巨大的經濟回報。當前西方國家的壟斷資本處于壟斷金融資本的最新階段，其主要目的是利潤與積累，而度過此次危機所需要的社會支持和社會團結同這個體系的内在邏輯是相違背的。事實上，最近幾十年，新自由主義霸權見證了社會網絡的破壞和社會團結的假象。疫情大流行已表明，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無法應對這場危機。美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同樣指出，肆虐的疫病暴露出西方國家嚴重的醫療資源短缺，這本質上體現了新自由主義的弊端。在增加短期股息和利潤的指令下，緊急醫療在私有部門持續縮水；而由于财政緊縮和預算削減，公有部門緊急醫療的規模也在減小，投資不足導緻當前醫療與防護資源短缺。在利潤的驅使下，私有醫療保健的緻命矛盾、大型制藥公司和營利性部門壟斷藥物和醫療服務所導緻的生命危機都空前突顯。美國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代表人物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則從女性主義視角剖析了新自由主義對公共衛生系統造成的破壞性後果。她指出，這次疫情使新自由主義制度幾十年來累積的“照護危機”（crisis of care）以爆炸性的方式凸顯出來。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資本主義不斷壓榨社會再生産領域：一方面，社會生産制度使大量女性成為有酬勞動力，從事照護工作的時間被嚴重擠占；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政府削減社會支出，不斷減少對照護工作的社會支持。公共健康系統是照護工作的一部分，而由于對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投資不足，以及越來越多的資源與人力被轉移到盈利性質的領域，照護危機空前嚴重。資本主義這樣一個以盈利為基本邏輯的生産系統導緻了照護供應鍊的崩潰，這是此次疫情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激化了金融資本主義固有的内在矛盾，使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弊端空前凸顯，進一步加劇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衰退。美國後現代與都市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認為，資本流通和積累的内在矛盾，即資本在馬克思所說的生産、分配、消費、再投資等環節追逐利潤的過程中表現出的矛盾，構成資本主義經濟無限擴張和增長的螺旋式模式；而這種模式嵌入到政治、文化、社會、自然、地理等方面後，又形成一種廣泛的、動态的全球資本主義的運行模式。人們可以從資本主義的這兩種運行模式，特别是資本流通和積累的内在矛盾來審視當前疫情對資本主義的影響。現行的資本積累模式，即在南北美洲和歐洲主導了40年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早已危機重重，存在過分倚重虛拟資本的傾向，面臨着價值生産能力與社會有效需求不匹配的矛盾。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進一步激化了新自由主義的内在矛盾。從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層面來看，疫情阻礙和中斷資本流動，中斷供應鍊、生産鍊并進一步引起需求和消費萎縮，這些都将導緻資本貶值進而引發經濟危機。資本無休止的螺旋式積累正在從内部崩潰。經濟危機與健康危機互相交織，使當前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在疫情中呈現出全面的頹勢。對此，法國技術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指出，這場危機清晰地暴露出當前“發展模式”的弱點。這種發展模式長期以來被視為具有“創造力”，但實際上是一種破壞模式，是通過内戰和全球經濟戰争實現的，它罔顧公共福利和環境後果，具有反社會的效應。疫情下的全球公共衛生狀況給當前的經濟模式敲響了警鐘。現今數據經濟模式的基礎是一套完全服從于新自由主義的信息技術理論，它将一切簡化為市場的可計算性，而不考慮不可計算風險的多樣性，疫情中口罩等防疫資源的短缺便體現了這一點。新自由主義經濟制度大大削弱了部分國家對當前危機的适應力。
二、政治批判：政治制度的缺陷與治理能力的匮乏在疫情中顯形
新冠肺炎疫情作為一場全球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危機，既是對各國政府治理能力的嚴峻考驗，也是對各國政治制度的深度檢驗。疫情暴發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治理方案不僅效果慘淡，其制度和政策體現出的漠視生命、破壞團結的傾向也備受诟病。在西方左翼思想界看來，馬克思曾揭露過的資産階級國家政治制度的弊端，以及由此導緻的國家治理能力的匮乏在疫情中暴露無疑。
首先，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了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價值取向，緻使多數西方國家在疫情應對中将經濟價值置于生命價值之上。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的經典批判中指出，“資本隻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餘價值”。在資本本性的主導下，西方國家的治理方案更多體現的是對重振經濟的擔擾，而非對人民生命安全的重視。對此，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žek）批判到，資本主義式的野蠻主義将經濟和市場的平穩運行看得比人的生命更重要，這是不可接受的。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于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則呼籲：“與以規避不希望的經濟代價為重的功利主義考量相比，國家挽救每個人生命的努力必須置于絕對的優先地位。”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家約書亞·克羅沃（Joshua Clover）重點批判了特朗普政府“不能讓治療比疾病本身更糟糕”的荒謬立場。他從生命政治的角度指出，生命政治的内核是決定人們生死的主權，特朗普所言體現出他将這種決定生死的權力完全服從于政治經濟學的支配，即由資本及其強制力所形成的政治與經濟的真正統一。根據意大利左翼社會理論家馬可·德拉莫（Marco D’Eramo）的觀察，西方世界的統治者甚至利用疫情大流行推行在正常時期會引起民衆憤怒的經濟政策：特朗普向美國工業發放了在緊急狀态下可以違反污染法的自由通行證，而馬克龍則将勞動者每周最長工作時間延長至60小時。上述情形正如同法國激進左翼政治哲學家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所言，西方民族國家仍然遵循資本機制來對抗疫情，而疫情則要求資産階級國家必須公開明确地将更普遍的公共利益置于自身階級利益之上。
其次，疫情放大了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内在矛盾與危機，個人與社會、自由與責任的分裂與悖離，最終導緻政府職能缺位和對社會結構性暴力的放任。波蘭左翼社會批判理論家安傑伊·諾瓦克（Andrzej Nowak）指出，近年來，新自由主義國家在履行職能方面越來越消極，特别是在公共醫療和社會保障方面嚴重失職。疫情來臨時，一些西方學者批評隔離、封閉等措施，反對國家權力過度幹涉個人自由，這恰好為新自由主義政權提供了不作為的借口。這種批評未能區分兩種政治權力：一種是通過保障人口福利使自身合法化的政治權力；另一種是讓位于市場專斷遊戲的政治權力。新自由主義政權正是後一種，它以自由為借口正當地從公共衛生、醫療保險等需要國家幹預的領域退出。殊不知，免于政治權力幹預的自由并不會導緻國家權力的減弱，而隻會增加其不負責任的程度，這種源于疏忽和不作為的暴力及其帶來的生命損失更應該被批判。在疫情之下，若無法保障生物安全，政治領域的自由便無從談起。美國左翼社會批判理論家亨利·A.吉魯（Henry A.Giroux）透過疫情分析了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内在邏輯，他指出，當前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将政治降低到個人層面來掩蓋大規模的、系統性的不平等，将社會定義為一個無關乎社會正義和社會責任的市場，将社會與政治問題轉化為個人命運與個人選擇的問題。在這種極端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态下，社會被分化為個體，不平等被常态化。奧地利左翼思想家伊莎貝爾·弗雷（Isabel Frey）同樣指出，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範式以私有化和市場化取代國家主導的社會政策，這種看似自由放任的政治其實是一種精巧的針對弱者的結構性暴力系統，它将不幸歸結為個人自身的原因。疫情流行之下，歐洲一些國家實施的“群體性免疫”策略集中體現了對這種自由放任的無條件信任，這一策略使政府可以将公共衛生系統的失敗歸咎于病毒。死亡将由自然、命運或個人負責，而不是政府。這表明，新自由主義的政治邏輯走向極端就是自由放任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最後，資本主義國家治理能力的匮乏在疫情應對中無所遁形，既無法充分調動和協調社會各方資源，也無法獲取民衆信任，保障社會整體利益，隻能通過操縱種族主義、民粹主義，甚至迎合極端意識形态來掩蓋治理危機。美國特朗普政府在對新冠病毒手足無措之際将責任歸咎于中國和中國人，制造種族主義恐慌。對此，美國密歇根大學法學學者安德魯·朗漢（Andrew Lanham）指出，正是特朗普推行種族主義方針，加大軍事投入，削減對外援助、全球衛生和疾病防控的資金，破壞了應對疫情所需的國際合作和公共衛生福利。因此，對美國而言，疫情危機既是醫療危機，也是政治危機。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哲學家揚-維爾納·穆勒（Jan-Werner Müller）提醒人們警惕西方國家在疫情中強化的民粹主義傾向。他指出，民粹主義政治家向來以反對精英、代表人民自居。雖然疫情所需要的團結性與民粹主義的主張相矛盾，但民粹主義者仍然可以推行他們的關鍵戰略，即分裂公民，使人們相互對抗，例如将問題歸咎于少數族裔，或将口罩歸為精英主義的文化象征。掌權的民粹主義者會受益于“聚旗效應”，在類似于戰争狀态的疫情面前，他們能夠主張“政治至上”的原則，采取一些将直接對右翼民粹主義有益的行動，例如關閉邊境；其慣用的戰術還包括散布分裂甚至仇恨言論，例如将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等。疫情雖然帶來了真實的苦難，但可能不會激勵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結構性改革，而是成為右翼“抱怨文化”（culture of grievances）的一部分。種族主義、民粹主義的政治策略不僅破壞了對抗疫情所必需的社會團結和國際合作，還導緻法西斯主義等極端政治傾向，進一步加劇資本主義政治危機。對此，法蘭克福學派第四代理論家、德國政治哲學家賴納·弗斯特（Rainer Forst）呼籲，應當避免狹隘的民族主義作為一種自然反射出現在人們的頭腦中，應對病毒實際上需要跨越國界的反應和團結，關閉邊境等行為是極其危險的。吉魯指出，當前的病毒大流行不僅僅是一場醫學危機，還是一場政治和道德危機。随着财政緊縮政策、經濟金融化、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種族和社會清洗言論主張等方面的結合，新自由主義已經演變成一種法西斯的政治形式。這場病毒大流行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在種族和年齡上的歧視，它用經濟産出衡量生命價值，歐洲一些國家的“群體性免疫”政策也是如此，将老年人、移民、窮人和有色人種視為非生産性的、可抛棄的、不值得保護的。在肆虐的病毒下，種族主義暴力泛濫，這背後是新自由主義強加的暴力。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流行病，是當代的法西斯政治的危險先兆。
三、社會批判：疫情加劇階級剝削、不平等與社會分裂
在疫情中，資本主義國家不同階級、族裔、身份的群體處境迥異，并因此社會沖突不斷。西方左翼思想界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并進一步激化了資本主義固有的貧富分化、階級剝削、種族歧視等社會矛盾，加劇了社會分裂與危機。
首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化與剝削在疫情的映射下更加分明，并且愈演愈烈。福斯特指出，恩格斯曾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對疾病和流行病的階級背景做出剖析，并揭露這種條件所導緻的“社會謀殺”，而這場疫情賦予了恩格斯所譴責的“社會謀殺”以新的涵義。在美國，從感染風險、收入、住房、資源和醫療服務機會等方面來看，抗疫期間關鍵勞動者（essential workers）與特權階級都是不平等的，而新冠病毒在工人階級和貧困社區（特别是有色人種社區）的傳播率和緻死率更高。
從全球來看，盡管富裕國家處于大流行的震中，但是整體危機，包括其經濟和流行病影響将更嚴重地打擊貧窮國家。而在經濟上，除了大流行的直接影響外，南方國家和地區注定要付出最高的代價，崩潰的全球産業鍊和随之而來的商品鍊的重建會使得這些國家和地區遭受重創。資本主義政權造成的巨大階級和地區差異，使得最嚴重的環境風險壓在最貧窮和最脆弱的人群身上。英國劍橋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約蘭·瑟伯恩（Göran Therborn）認為，病毒大流行加速了從大融合到大分裂的轉變，放大了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階級結構。他區分出六種階級群體及相應的六種不同的疫情體驗：（1）最頂層的大資本所有者和高級經理。他們不必擔心自己的健康和經濟富足。雖然疫情加速了資本分化，但他們并不受影響。（2）中上階層和部分中産階層、經理和專業人士。他們能夠安全地在家工作，其薪水也保持不變。（3）提供商品或服務的中小型、生産型企業家。他們收入大幅下降，對不确定的未來充滿擔憂。（4）在衛生保健、老年人護理和關鍵勞動崗位上的勞動者。他們收入雖有保障，但處于病毒攻擊的前線，面臨緻命風險。（5）曾經在正式經濟體中有穩定工作的前勞動者。他們或許能通過兼職或者政府補貼獲得一定收入。（6）最底層的、被切斷收入來源的非正式經濟勞動者，如小時工、街頭小販。他們的命運岌岌可危。由于風險和保障方面的區别，階級差距和階級分化在疫情推動下更加嚴重。德拉莫指出，在西方社會，隔離在家中隻有對于特權階層才是可想象的，對于大部分人而言，這将直接導緻失業和饑餓。如《紐約時報》所說，隔離實質是“白領隔離”（white-collar quarantine）。疫情進一步擴大了階級之間的鴻溝。意大利激進左翼政治哲學家羅伯托·埃斯波西托 （Roberto Esposito）同樣指出，大公司持續盈利，而勞動者卻被迫在日益危險的環境中工作，疫情加劇了受剝削的工人和特權群體之間的差别。
其次，疫情還加深了西方社會中根深蒂固的結構性種族不平等。根據美國聖路易斯大學左翼理論家魯卡耶·葉爾貝（Ruqaiijah Yearby）等人的研究，疫情期間，在就業方面，非裔、拉丁裔美國人在護士、工人等關鍵崗位上占據高比例；在住房方面，結構性種族主義導緻居住隔離，少數族裔社區的居住環境更為惡劣，并缺乏投資與資源支持，這些都增加了少數族裔的感染風險；在醫療服務方面，少數族裔患者獲得的醫療服務質量低于白人，一部分人甚至無法獲得醫療救治的機會。基于疫情期間非裔美國人的高死亡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左翼學者基安格-雅馬塔·泰勒（Keeanga-Yamahtta Taylor）将新冠病毒稱做“黑色瘟疫”。他指出，此次流行病席卷黑人社區的速度令人震驚，促使人們對此前就存在的種族和階級狀況進行深刻審視。由于種族歧視，疫情對非裔美國人造成更大的打擊，種族主義導緻的住房、就業、健康和醫療保健水平的劣勢使他們在疫情中更為脆弱。但美國政府官員卻試圖将問題歸結為非裔社區住房不合标準、糟糕的飲食習慣、過量飲酒和吸煙等個人原因，借此分散對種族和經濟不平等的注意力。此次疫情中，西方國家的不同族裔在健康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以至于有左翼學者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揭示出“健康帶有顔色”（color of health）這一令人不安的事實。
最後，在疫情的映照下，深刻而廣泛的不平等與社會撕裂顯現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層面。美國後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新冠病毒平等地對待所有人，全球人類社群處于同等的危險之中，但資本主義剝削卻在疫情中積極地再生産和鞏固自身，制造極端的不平等和狹隘的民族主義。雖然病毒本身沒有歧視性，但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卻使病毒帶有歧視性。埃斯波西托則斷言，由于資本主義制造着不平等和苦難，今天的西方社會正面臨滑向普遍社會沖突的風險。一些學者借疫情之機對西方社會普遍的不平等和分裂根源予以反思。美國社群主義政治哲學家邁克爾·J.桑德爾（Michael J.Sandel）着重批判了西方精英統治的不平等屬性。他認為，這次疫情使人們有必要作出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反思和革新。像美國這樣的西方社會在過去40年受市場驅動的全球化過程中始終伴随着一種精英統治的态度，忽視了大多數沒有大學學曆的美國人為社會和經濟所作的貢獻。精英統治的傲慢和由此引發的怨恨是民粹主義反彈的關鍵所在，也是社會和政治兩極分化的強有力的來源。近幾十年來，美國政府精英在改善非精英人群生活方面做得很少。當金融在企業利潤中占據更大份額時，許多從事實體經濟工作、生産必需産品和服務的人，不僅忍受着停滞的工資和不确定的就業前景，也從社會中得到較少的尊重。在此次疫情中，真正的關鍵勞動者都是沒有大學學曆的人群，他們沒有在家中安全工作的奢侈，但正是因為他們将自身健康置于危險之中，其他人才可以尋求免受傳染的避難所。因此，應該重新配置經濟和社會資源，向這些勞動者提供補償，并對他們表示認可，而不是假設市場自身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吉魯則重申了新自由主義模式與社會分裂之間的内在聯系。新自由主義政府将不平等塑造為美德，否認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對個人責任的極端定義撕裂了社會團結。這種掠奪性的資本主義宣傳以市場為基礎的利潤、私有化、商業交換的話語，并使孤立、剝奪、痛苦和死亡的話語合法化。在疫情危機中，一些西方政客将所有社會問題歸為個人責任問題，社會中充斥着對弱勢群體的蔑視、猖獗的種族主義、公民文化的崩潰以及對财富和個人利益的癡迷。要結束這場瘟疫，必須超越私有化和原子化的資本主義觀念。
四、生态批判：疫情映射出資本主義增殖體系造成的新陳代謝斷裂
新冠肺炎疫情是發生在人類社會場域的一場健康危機，而從更廣的視角來看，它也是全球生态系統的一次巨大震蕩。因此，不僅需要從社會維度進行反思，也需要在自然維度上予以審視。在西方左翼思想界看來，疫情不僅凸顯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的矛盾和弊端，也反映出資本主義制度下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關系。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導緻全球性生态危機，在疫情的産生與全球大流行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疫情又反過來加深了資本主義的經濟與生态危機。巴迪歐指出，當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人類經曆過的諸多大規模流行病之一。流行病之所以複雜，在于它是自然維度與社會維度的結合點，既要看到病毒在自然物種之間的遷移和傳播，也要看到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及其所依賴的持續快速的流動性導緻病毒的全球蔓延。哈維認為，威脅人類的疫情本身是人類活動的結果。資本再生産背景下的各種獨立的、自主的演進力量持續地重塑着環境，帶來了氣候變化等未曾預料的後果，因而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自然災難。新冠肺炎疫情本質上是自然對它40多年來受到野蠻而放任的新自由主義榨取和虐待所進行的報複。
福斯特對疫情下的資本主義社會提出了一種生态學—流行病學—政治經濟學的綜合批判。他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凸顯資本主義所導緻的相互關聯的生态、流行病和經濟三方面的危機。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和全球大流行都與資本主義生産關系密切相關。這一流行病的病因可以追溯到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态破壞這一整體問題。根據流行病學家羅布·華萊士（Rob Wallace）及其團隊的研究，新冠病毒病原體是近年來人畜共患病的一種表現，很可能起源于資本生産的前沿，是全球農業綜合企業的産物。跨國農業綜合企業更密集地滲透到自然系統中，在生态系統與物種以及物種之間制造了斷裂。伴随着全球商品鍊的流動，病原體不再局限于大陸腹地深處，而是蔓延到大城市，為潛在全球大流行病的出現提供了可能。福斯特強調，馬克思從來沒有忘記資本流通的自然物質限制，他始終提醒我們當涉及生産的自然條件和人類與自然整體的新陳代謝時資本增殖的消極的、破壞性的一面。資本主義正在物種、生态系統和大氣中制造着人為斷裂，在我們這個時代産生的這場生态—流行病危機可以最終追溯到資本積累體系的内在矛盾。
其次，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态危機、流行病危機與經濟危機相互交織。當今全球商品鍊和農業綜合企業的活動所帶來的生态和流行病學綜合災害已經擾亂了整個全球生産體系。疫情下的封鎖和社交距離的拉大導緻全球關鍵部門停産，對全球商品鍊産生了巨大的長鞭效應。停産引發全球性的供應鍊危機，而供應鍊中斷又對價值鍊，即交換價值流（exchange value flows）産生影響，最終可能在仍然以停滞、債務和金融化為特征的世界經濟中引發金融崩潰。反過來看，就金融資本的本質而言，它隻關注成本控制，罔顧公共健康、環境保護、改善空氣質量方面的投資不足，其結果必然是加劇當代全球生态和流行病危機，而其金融後果将進一步破壞已呈泡沫特征的金融體系的穩定。福斯特指出，從總體上看，21世紀帝國主義是一種圍繞全球勞動和土地套利而形成的世界剝削與征用體系，晚期帝國主義的資本流通已經造成了一場有吞噬人類文明風險的迅速發展的地球生态危機。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和越來越多的、更緻命的流行病的威脅應被視做這種晚期帝國主義發展的産物。全球剝削和征用的鍊條不僅破壞了生态系統的穩定，而且破壞了物種之間的關系，造成有害病原體的醞釀。所有這一切都可以看做是由以下因素引起的：（1）農業綜合企業及其基因單一栽培的引入；（2）大規模生态破壞；（3）一個建立在罔顧自然和社會限制，把土地、身體、物種和生态系統視為“免費饋贈”來加以征用基礎之上的全球資本主義增殖體系。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不是外在力量造成的，也不是不可預測的“黑天鵝”事件，而是屬于一種廣泛的複雜危機趨勢。
盡管疫情揭示了資本主義陷入經濟危機與生态危機相互加劇的惡性循環，但西方各國未必能汲取教訓，轉變發展模式，反而可能為恢複經濟進一步罔顧環境代價。法國巴黎第九大學社會學與哲學教授多米尼克·梅達（Dominique Méda）指出，面對隔離造成的經濟損失、失業率暴增的難題，西方各國政府可能重啟褐色經濟，重新增加化石能源使用，從而加劇氣候危機。要改變這種情形，需要從現在開始計劃綠色複工，社會各産業努力進行生态轉型。法國左翼環境地緣政治理論家弗朗索瓦·傑曼奈（François Gemenne）同樣認為，人們在展望後疫情時代時，不能認為疫情的經驗必然對解決氣候問題有利，相反，疫情可能是導緻氣候進一步惡化的威脅。目前西方各國的救市計劃似乎将化石能源産業作為救命稻草。更糟糕的是，許多政府和企業都把疫情當做放棄環境政策的借口。西方社會應當從當今疫情危機中汲取經驗教訓，找到超越國界的共同之處，保護每個人都賴以生存的地球。
五、應對與出路：重建共同體與資本主義替代
新冠肺炎疫情激化了資本主義制度方方面面的危機，暴露出資本邏輯對公共福祉、社會正義、共同體、生态環境的侵害。西方左翼思想界将這場疫情危機視做替代資本主義、重建社會共同體的契機，呼籲人們跳出固有的制度框架，提出新社會願景，推動社會變革，使世界朝向一個平等、共享、團結、綠色的社會主義共同體邁進。
首先，資本主義在疫情下的全面失敗引發西方左翼思想界對私有化與公共保障、市場的限度、社會化分配等核心制度問題的讨論，在尋求當前社會制度替代的同時激活了社會主義話語和想象。戴維斯認為，疫情表明，應對流行病，不僅需要全民醫保，還需要限制大型制藥公司的權力和改革以利潤為導向的醫療保健體系，打破藥物壟斷，為生命線藥物（lifeline medicines）的公共生産提供支持，并通過政府等機構保障人們享有免費獲得疫苗、抗生素、抗病毒等生命線藥物的權利，而這些都需要社會主義的制度設計，提倡社會所有制和經濟權力的民主化。耶吉也強調去私有化改革的迫切性。她指出，不僅健康領域不應該由市場管理，教育、文化和生活都是以經濟效率和增長為導向的市場所無法合理對待的。這應當成為從疫情中得到的主要教訓。在疫情發生以前，在社會基礎設施、健康和教育等公共産品上以利潤為預期、過度商品化就已經産生負面影響，因此，就更長遠的意義而言，應該反對資本将利潤私有化、将成本社會化的行為，争取經濟民主化，勞動的去商品化。而在對後疫情社會的設想中，法國左翼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認為，疫情之後最需要避免的就是恢複以往的經濟模式，必須超越作為人與世界關系中至高原則的生産邏輯，應當設想一種颠覆既往生産邏輯的社會主義。
其次，西方左翼思想界借此次危機強調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相互聯結與相互依賴，批判資本主義體系對社會紐帶和國際團結的破壞，呼籲以疫情為契機重建社會與國際共同體。馬克思曾批判資本主義國家是“虛幻的共同體”：表面上作為普遍共同利益的象征，但實際上卻與個人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脫離。疫情使人們進一步識破了資本主義社會虛假個人主義的迷霧，病毒的無國界性也使得國際團結的必要性顯露出來。要使人們從個人主義意識形态的枷鎖中真正解放出來，建立共享、團結的共同體，必須進行結構性的改革。耶吉指出，當前西方社會中不穩定的勞動力市場、私有的緊急護理體系所顯示出的團結的普遍缺乏是一種結構性問題，新冠肺炎疫情之後的生活如何将取決于能否應對這些問題并構建政治解放的空間。桑德爾認為，我們現在應當把握危機中關于團結一緻的線索并予以追求，重構公共話語的術語，抵制“為了重啟經濟，應當拿多少人的生命冒險”這類有害的政治辯論，避免回到那個在過去40年裡讓社會分崩離析的體系，從危機中創造出一種能讓“我們都在一起”的經濟。喬姆斯基指出，新冠病毒的積極意義在于讓人們反思當前的資本主義世界。如果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瓦解以利潤為基礎的全球化，改變充斥新自由主義病症的社會，唯有此才能構建真正的國際主義，重建社會紐帶。
最後，在西方左翼思想界看來，疫情構成進步理論與進步運動蓬勃交融的契機，應當号召集體行動，消除野蠻的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女性、弱勢群體、環境的剝削，徹底重建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瑟伯恩指出，在氣候變化和病毒大流行進一步發展的陰雲之下，現有社會制度中日益明顯的不公平和生态的脆弱性應該成為激進反思的起點。這場病毒危機挑戰了主流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激活了反種族主義、女性主義、平等主義、氣候運動等進步的社會運動與理論潮流，人們需要找到政治領導和組織将這些力量聚集在一起，推動平等主義的、和平的、生态的變革。福斯特基于生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提出，生态系統的變化和氣候危機将給人類帶來更多的流行病爆發，應當彌補生态與經濟、城市與農村、荒野之間的新陳代謝斷裂，還需将公共衛生放在更優先的位置。這就必須推翻以“創造性破壞”而驕傲的現行資本主義制度，促進社會主義的邏輯，打造一種具有實質性平等和生态可持續性的“生态社會主義”。這是一種以社群—公共性為基礎的社會新陳代謝再生産體系，其中聯合起來的生産者合理地調節着與自然的社會新陳代謝，以促進作為所有人自由發展基礎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同時節約能源和環境。弗雷澤基于女性主義的視角強調，新自由主義時代下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教科書式地向我們展示了物質生産與社會再生産（照護工作等）之間如此明晰的交互關系，因此，應當将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社會改造作為一條“絕對命令”。總體來說，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嚴峻形勢下，西方左翼思想界對資本主義體系提出了全方位的反思和批判，其要旨在于揭露資本主義持續加重的危機與衰敗，并為社會主義提供理論論證和實踐空間。恰如吉魯所言，人們正在見證一個時代的過去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啟。在這個新時代中，有必要提出一種語言和叙事，既要對新自由主義及其排斥、剝削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話語進行持續的批判，又要批判以貧困、階級統治、環境破壞和死灰複燃的種族主義這些意識形态的和結構性因素為基礎的話語。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場改革運動，而是一項旨在建立新的政治和經濟社會秩序的徹底的重建工程。
[作者單位]李旸，beat365官方网站；王卓群，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