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總結曆史經驗是中國共産黨的一大優良傳統。其思路與方法主要有：堅持經驗來源于曆史，主張對黨史上的一切感性經驗和理性認識作曆史的分析；認為教訓可化為經驗，強調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都是黨的寶貴财富；認為經驗有多種形态，黨既要創造和汲取直接經驗、也要積累和運用間接經驗，既要創造和汲取一時之經驗、也要積累和運用永久之經驗；堅持從經驗中求理論，強調通過曆史分析、抽象概括和實踐驗證，從經驗中抽象出理論來，實現對“理論”的創新。

　　關鍵詞：曆史決議；曆史經驗；中國共産黨

　　中國共産黨的一大優良傳統，就是高度重視對曆史經驗的總結。而對曆史經驗的分析和總結，并将其上升為新的理論成果，更是黨的理論創新的一條基本途徑。因此完全可以說，一部中國共産黨曆史，實際上就是一部黨不斷創造經驗、汲取經驗、積累經驗和運用經驗的曆史。這既體現在黨的實踐活動中，也記錄在黨的曆史文獻中，而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無疑是其中最新最全的一次總記錄。本文就試圖從這個角度，探讨一下中共如何總結曆史經驗的問題，作為學習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的一點體會。

　　一、經驗來源于曆史

　　中國共産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對經驗的總結是要遵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馬克思指出：“隻要這樣按照事物的真實面目及其産生情況來理解事物，任何深奧的哲學問題……都可以十分簡單地歸結為某種經驗的事實”；“經驗的觀察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根據經驗來揭示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生産的聯系，而不應當帶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

　　馬克思的這段話至少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實在的事實可歸結為經驗的事實；第二，經驗是觀察曆史的條件和基礎。顯然，馬克思是基于人類生活的“經驗”，并運用“經驗”的方法來分析人類社會發展各階段的生産力與交往形式。在馬克思的語境中，“經驗”一詞多次出現，諸如“經驗的考察”、“經驗的材料”、“經驗的存在”，等等。他對于“經驗”的強調，首先針對的是黑格爾的思辨哲學，其目的就是要反對從抽象的觀念出發來理解曆史。在馬克思看來，“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2]。因此，隻有人的實踐才能産生感性材料，也隻有實踐的人才能從中獲得理性認識，才能真正把握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

　　這也在中國共産黨曆史中得到證明。毛澤東說：“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在抗日戰争前夜和抗日戰争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産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隻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産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3]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也同樣存在一個運用“經驗”來認識社會主義的問題。這一方面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為此，在1961年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幹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後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十一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4]另一方面，黨也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積累經驗。毛澤東說：“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内，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5]

　　當然，無論是總結經驗，還是積累經驗，都必須尊重社會實踐，尊重人民群衆的首創精神。這後來成為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期、新道路的重要方法論。鄧小平說：“改革開放中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是群衆在實踐中提出來的……絕不是一個人腦筋就可以鑽出什麼新東西來。鄉鎮企業是誰發明的，誰都沒有提出過，我也沒有提出過……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也是由農民首先提出來的。這是群衆的智慧，集體的智慧。我的功勞是把這些新事物概括起來，加以提倡。”[6]

　　除此之外，在總結經驗的具體工作中，還要堅持曆史主義的原則。正如恩格斯指出：“曆史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裡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曆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7]。這也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個基本觀點。它要求把邏輯與曆史統一起來，對黨史上的一切感性經驗和理性認識都作曆史的分析，而不能以邏輯的理論推理取代曆史的現實研究，更不能以抽象的邏輯去人為地剪裁曆史事實。在處理經驗與史實的關系上，也不能用一般原理去框定曆史，把史實作為理論的注腳；而是用理論去分析史實，通過史實的分析，對曆史事件或問題進行理論的概括。從這個意義上說，單純強調“論從史出”或“以論帶史”均不可取，隻有“史論結合”才能從曆史事實中，總結出它的經驗來。

　　這一曆史主義原則也被應用于黨的“曆史決議”的起草中。雖然寫“曆史決議”不同于修黨史，但也要遵守曆史研究的基本法則。所以毛澤東要求研究黨的曆史，必須“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曆史條件下的曆史過程去研究”[8]。在起草第一個“曆史決議”中，他更是強調總結曆史經驗，“處理曆史問題，不應着重于一些個别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着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内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9]。

　　這一條原則也體現在鄧小平主持起草的第二個“曆史決議”中。因此，他要求“決議”起草小組，“對建國三十年來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10]。鄧小平指出，對黨史上重要問題要“加以論斷”，正确的東西要堅持，“錯誤的東西要批評，但是要很恰當”；“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丢不得。丢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11]。正因為此，“這個決議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曆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緻向前看。”[12]

　　這也是起草第三個“曆史決議”所遵守的基本法則。正如習近平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的說明中強調的，要用三個觀點看待黨的曆史，其中第一個就是“具體曆史的”觀點。這一觀點不僅體現在曆史經驗的論證方式上，而且還體現在其對各時期黨史人物與事件的分析評價中。比如，針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所面臨的主要任務，說明黨帶領人民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實現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針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所面臨的主要任務，說明黨帶領人民實現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一窮二白、人口衆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針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所面臨的主要任務，說明黨帶領人民實現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曆史性跨越，推進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針對新時代黨所面臨的主要任務，說明黨帶領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标，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新征程，中華民族正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13]

　　二、教訓可化為經驗

　　在黨的曆史上，失敗的教訓和成功的經驗，表面上看好像是水火不容的兩個東西，其實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正如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指出：“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14]因此對它們，在分析曆史、總結經驗時，也需用發展的眼光作辯證地看。

　　首先，要用發展的辯證的觀點來看待曆史功過。毛澤東說：“一個共産黨人必須具備對于成績與缺點、真理與錯誤這個兩分法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思想。”[15]事實上，人們對于客觀世界的認識，總是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這樣經過反複的實踐，“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斤鬥，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後才有可能逐步地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16]。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共産黨在經曆一次右傾錯誤、三次“左”傾錯誤以後，才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産黨也同樣是在經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挫折，經曆“文化大革命”的磨難以後，才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指出：“總結曆史，不要着眼于個人功過，而是為了開辟未來。過去的成功是我們的财富，過去的錯誤也是我們的财富。”[17]

　　其次，要用發展的辯證的觀點來看待經驗教訓。對此，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指出：“應使幹部對于黨内曆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時對于曆史上犯過錯誤的同志在作結論時應取寬大的方針，以便一方面，徹底了解我黨曆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又一方面，能夠團結一切同志，共同工作。”[18]所以他說，“總結經驗也可以說是算賬，但我們的算賬不要含有要搞垮誰的意思”[19]，主要目的還是要把大家的思想統一到正确的方向上來。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也同樣要求運用這一方法來處理曆史問題。他說：黨史上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總結起來都“很有益處”。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一系列政策。所以說“那件事，看起來是壞事，但歸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裡”[20]。

　　這表明教訓可轉化為經驗，壞事也是可以變成好事的。劉少奇說：“缺點和錯誤改正之後，壞事就能夠變為好事。問題是我們要善于總結經驗，善于學習。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21]這個條件就是要“善于總結經驗，善于學習”，從理論上分析二者之間的區别聯系，并在實踐中把握其轉化的基本環節。

　　一是堅持“以人為本”，正确區分教訓和經驗。毛澤東說：“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衆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甯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22]因此早在讨論第一個“曆史決議”時，毛澤東就強調：“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講得合乎事實，在觀念形态上再現了二十四年的曆史，就對今後的鬥争有利益，對今後黨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錯誤的标準自然是馬克思主義，但人民利益同樣是标準。”[23]所以評價功過是非，區分經驗教訓，還一定要堅持“以人為本”，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不是說别人的東西都不行，我才能夠做最後的判斷，最權威的判斷。沒有這種權威，權威就是人民”[24]。

　　二是堅持“兩個務必”，這主要是針對成功和經驗來說的。毛澤東認為，黨的曆史上曾“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25]。在延安整風中，他還要求全黨學習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強調“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26]。有鑒于此，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更是向全黨鄭重提出“兩個務必”的問題：“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27]這已經成為黨的一個優良傳統作風。也正因為此，進入新時代後，習近平還一再強調：全黨要“牢記‘兩個務必’，牢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古訓，着力解決好‘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曆史性課題”[28]。

　　三是堅持“自我革命”，這主要是針對失敗和教訓來說。鄧小平說：“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就不會及時地總結經驗，修正錯誤；也不會用正确的和錯誤的經驗，正面的和反面的經驗，來教育幹部、黨員和群衆”，當然也就不可能“把錯誤變成肥料，将壞事變成好事”[29]。事實上，能否具備“自我革命”精神，能否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的确是一個政黨能否将教訓轉化為經驗的關鍵。正因為此，進入新時代後，習近平還一再強調：“我們黨對自己包括領袖人物的失誤和錯誤曆來采取鄭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認，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堅決糾正，從而使失誤和錯誤連同黨的成功經驗一起成為寶貴的曆史教材。”[30]

　　上述思路和方法也體現在中共黨史研究中。正如習近平指出：自己的經驗，包括自己的失誤，是最好的曆史教科書。從成功中吸取經驗，從失誤中吸取教訓，不斷開辟走向勝利的道路，這就是共産黨人的曆史進程。[31]黨中央作出的第一個和第二個“曆史決議”已經生動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在起草黨的第三個“曆史決議”中，習近平也同樣要求貫徹這一思路和方法。正如他在這個“曆史決議”的說明中所強調的，“要堅持正确黨史觀、樹立大曆史觀，準确把握黨的曆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确對待黨在前進道路上經曆的失誤和曲折，從成功中吸取經驗，從失誤中吸取教訓，不斷開辟走向勝利的道路”[32]。

　　三、經驗有多種形态

　　經驗是在社會實踐中産生的，它是客觀事物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也是認識的開端。一般來說，經驗有它的初級階段，即感性認識，也有它的高級階段，即理性認識。曆史經驗指的就是後一種認識。它是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人們運用概念并經過判斷和推理以後，産生出來的一種合乎邏輯的曆史結論。

　　首先，就其來源看，曆史經驗主要有兩種：一是直接經驗，二是間接經驗。前者是指人們從親身實踐所獲得的知識，而後者則是指從别人或書本裡得來的知識。毛澤東說：“一個人的知識，不外直接經驗的和間接經驗的兩部分”，在我為間接經驗者，在人則為直接經驗。因此，就知識的總體說來，“無論何種知識都是不能離開直接經驗的”[33]。所以相比較而言，中國共産黨更加重視對直接經驗的提取和應用。這當然與黨的那一段特殊經曆是分不開的。

　　在黨的曆史上，有很長一個時期，外來的間接經驗占據着主導地位。對此，毛澤東曾有過一段很精彩的論述：“過去我們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學寫字，從一九二一年黨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們就是吃了先生的虧，綱領由先生起草，中央全會的決議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們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從那之後，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教條主義者說蘇聯一切都對，不把蘇聯的經驗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34]

　　新中國成立以後，也同樣存在這種情況。毛澤東說：“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隻得照抄蘇聯，特别是在重工業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35]正因為此，毛澤東才提出要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認為釘子還是要自己碰，要努力從本國實踐中總結出自己的經驗。他說：“蘇聯的經驗是蘇聯的經驗，他們碰了釘子是他們碰了釘子，我們自己還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樣，有些病他害過就有了免疫力，我還沒有害過就沒有免疫力。”[36]

　　不過，中國共産黨雖然強調直接經驗，但也不是一味地排斥間接經驗。相反，黨還要求關注間接經驗，并把它作為直接經驗的必要補充。這一點在改革開放以後表現得尤為明顯。鄧小平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總結曆史經驗，中國長期處于停滞和落後狀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37]。其實，對外開放的主要目的也就是學習和借鑒别國經驗。因為在鄧小平看來，“社會主義要赢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産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38]。

　　但這種學習和借鑒，也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正因為此，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明确指出：“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别國經驗、别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曆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39]

　　其次，就其内容來說，曆史經驗也主要有兩種：一是一時之經驗，二是永久之經驗。前者僅具有一時之價值，過時而價頓減；而後者則具有永久之價值，時間愈久，價值愈見加增。這是因為在曆史的進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于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隻具有相對的真理性” [40]。然而絕對真理，畢竟是由無數相對的真理所構成。所以對這兩種經驗，中國共産黨都主張認真總結并加以應用。

　　第一，要關注一時之經驗，主張“摸着石頭過河”。毛澤東說：“對于革命我們開始也沒有經驗，翻過斤鬥，取得了經驗，然後才有全國的勝利。我們要求在取得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比較取得革命經驗的時間要縮短一些，同時不要花費那麼高的代價。”[41]也就是說，新中國成立以後黨更需大膽實踐，更需及時總結經驗。這實際上也是鄧小平後來領導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方法論。鄧小平說：“我們的方針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走一步，看一步……關鍵是要善于總結經驗，哪一步走得不妥當，就趕快改。”[42]改革開放是一項全新的事業，我們是在幹中學、在實踐中摸索，相信是會成功的，當然也很容易出偏差，所以“在具體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時總結經驗。我們每走一步都要總結經驗……沒有這條是不行的，不能蠻幹”[43]。對此，習近平後來總結說：“我國改革開放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是先試驗、後總結、再推廣不斷積累的過程，是從農村到城市、從沿海到内地、從局部到整體不斷深化的過程。”[44]

　　第二，要關注永久之經驗，強調“加強頂層設計”。習近平說：“摸着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是辯證統一的，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要在加強頂層設計的前提下進行，加強頂層設計要在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的基礎上來謀劃。”[45]這表明黨不僅要及時總結經驗，更要經常總結經驗，要盡量關注那些可以超越時空，對現在及未來仍可發生影響的曆史經驗。也就是說，在總結曆史經驗中，黨既要從具體的曆史條件出發，發掘中共曆史中的“支流”、“個體”、“殘骸”和“碎片”的獨特價值，更要從整體的曆史進程出發，把握中共曆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和本質，揭示中國人民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曆史必然性。

　　這一思路和方法也體現在第三個“曆史決議”中。這個“決議”總結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的曆史經驗，概括具有根本性和長遠指導意義的十條曆史經驗，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至上、堅持理論創新、堅持獨立自主、堅持中國道路、堅持胸懷天下、堅持開拓創新、堅持敢于鬥争、堅持統一戰線、堅持自我革命。這十條曆史經驗與第一個“曆史決議”中總結的建黨以來24年的曆史經驗不同，與第二個“曆史決議”中總結的建國後32年的曆史經驗不同，與2018年習近平對改革開放40年曆史經驗的總結也不同，因為它需要貫穿并涵蓋黨一百年的奮鬥曆程。也正因為此，習近平特别強調：“這十條曆史經驗是經過長期實踐積累的寶貴經驗，是黨和人民共同創造的精神财富，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持，并在新時代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46]

　　四、從經驗中求理論

　　中國共産黨不僅要求在實踐中總結經驗，而且還強調從經驗中抽象出理論來，實現對“理論”的創新。這也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原理和要求。毛澤東說：“哲學上的‘唯理論’和‘經驗論’都不懂得認識的曆史性或辯證性，雖然各有片面的真理，但在認識論的全體上則都是錯誤的。”[47]因此對黨來說，能否把握從經驗到理論的各個環節是至關重要的，這實際上也是判斷其在政治上理論上是否成熟的一個标志。

　　一是要關注曆史分析。早在1942年《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一文中，毛澤東就提倡過這種方法，叫“古今中外法”。他說：“所謂‘古今’就是曆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48]對此，也可以作靈活的多層次的理解。首先是“古今”，這既指時間意義上的“往古”和“當今”，也指過程意義上的“既往”和“當前”。兩者均表現為時間上縱向的聯系。由于過程是前後相續的，所以“古”中有“今”，“今”中也有“古”。從總結經驗的角度看，就是既要關注“一時經驗”，也要關注“永久經驗”。其次是“中外”，這既是指地域意義上“中國”和“外國”，也指事物關聯意義上的“己方”和“彼方”。兩者均可理解為空間上橫向的聯系。由于事物是普遍聯系的，所以“中”内有“外”，“外”内也有“中”。從總結經驗的角度看，就是既要關注“直接經驗”，也要關注“間接經驗”。正因為此，毛澤東特别強調：“對工作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經驗，作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才能制定适合情況的各種條例。”[49]

　　二是要注重抽象概括。即從經驗看規律，從現象看本質，要透過紛繁複雜的曆史現象，抓住其内部本質的必然的聯系。但這種工作隻有借助抽象力，并在唯物辯證法的指導下才能完成。毛澤東說：“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實驗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經濟學不能用實驗方法，要用抽象法，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裡說的。商品、戰争、辯證法等，是觀察了千百次現象才能得出理論概括的。”[50]在中國革命史上，毛澤東正是運用這一方法，從建黨以來28年的曆史經驗中，抽象出中國革命的基本“公式”。他說：“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産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51]而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鄧小平也同樣是運用這一方法，從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挫折的曆史經驗，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曆史經驗中，抽象出社會主義本質來。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得到共同富裕。”[52]

　　三是要堅持實踐驗證。毛澤東說：“理論的東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觀真理性這個問題”，“由感性到理性之認識運動中是沒有完全解決的，也不能完全解決的。要完全地解決這個問題，隻有把理性的認識再回到社會實踐中去，應用理論于實踐，看它是否能夠達到預想的目的”[53]。在此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是要堅持實事求是。為此，一方面要對一切理論和權威論述采取實事求是态度。“經典作家”不是“神人”，他們的著作也不可能是“神話”。鄧小平說：“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隻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又說，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麼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确，不那麼完備、準确嘛。”[54]另一方面也要深刻認識到，實事求是不可能是一勞永逸的，“在一個時間一個地點堅持實事求是得出的結論、取得的經驗，并不等于在變化了的另外的時間另外的地點也能夠适用”[55]。事實上，那種脫離客觀實際的“主觀主義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反而顯得有‘理論根據’”[56]。這在黨的曆史上也是有過深刻教訓的。

　　隻有把握以上環節，才能從經驗中求出理論來。這當然也是中國共産黨起草“曆史決議”的主要意圖。在黨的曆史上，第一個“曆史決議”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傾路線，對照着講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确路線。通過與毛澤東的政策主張作對比分析，全面闡述黨的曆史上曆次“左”傾錯誤，在思想、政治、組織、軍事等各方面的表現及其嚴重危害，并着重分析産生“左”傾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它明确指出“黨在奮鬥的過程中産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57]，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第一個“曆史決議”昭示全黨：經過24年的奮鬥，中國共産黨已将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應用于中國實際，并深刻揭示出中國革命的基本規律，因此“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正确領導之下，必将使中國革命達到徹底的勝利”[58]。

　　第二個“曆史決議”的中心工作，是“正确地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确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闡明“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甯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确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59]。在這個“曆史決議”起草中，鄧小平還要求“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後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内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60]。所以第二個“曆史決議”不僅明确提出要“以符合實際的新原理和新結論豐富和發展我們黨的理論”[61]，而且還從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曆史中，提煉和概括出10條經驗作為“理論結晶”。這是對在中國這樣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一系列基本問題，作出的第一次歸納和總結。

　　第三個“曆史決議”主要是突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個重點。其中心工作是總結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曆史性成就、發生的曆史性變革和積累的新鮮經驗。這是因為對于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成就和經驗，此前黨中央已作過系統總結。因此，第三個“曆史決議”集中概括十八大以來黨的原創性思想、變革性實踐、突破性進展、标志性成果，深刻闡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這既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宣言，同時也是中國共産黨一百年曆史發展的邏輯結論。

　　由上所述，堅持經驗來源于曆史，認為教訓可化為經驗，強調經驗有多種形态，注重從經驗中求理論，以實現對“理論”的創新，這就是黨總結曆史經驗的思路和方法。如今的中國共産黨已經100歲了，他不再是一個懵懂少年，而是一位閱曆豐富、經驗豐富的德高望重的長者了。也就是說，黨不僅懂得總結經驗，而且對待經驗現在也有自己的“經驗”了。這個“經驗”就是運用“曆史決議”，實事求是總結黨的重大曆史事件和重要經驗教訓，在重大曆史關頭統一全黨思想和行動，以便對推進黨和人民事業發揮重要引領作用。而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并通過的第三個“曆史決議”，已經很具體很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6、151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頁。

　　[3]《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6頁。

　　[4]《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9頁。

　　[5]《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3頁。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50頁。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頁。

　　[8]《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0頁。

　　[9]《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8頁。

　　[10]《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2頁。

　　[1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1—298頁。

　　[1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7頁。

　　[13]《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62 頁。

　　[14]《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4頁。

　　[15]《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8頁。

　　[16]《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6頁。

　　[1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2頁。

　　[18]《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8頁。

　　[19]《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6頁。

　　[2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2頁。

　　[21]《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1—422頁。

　　[22]《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5頁。

　　[23]《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2頁。

　　[24]《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07頁。

　　[25]《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7—948頁。

　　[26]《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7頁。

　　[27]《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9頁。

　　[28] 習近平：《論中國共産黨曆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66頁。

　　[29]《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6—347頁。

　　[30] 習近平：《論中國共産黨曆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57頁。

　　[3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曆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習近平同志關于黨的曆史的重要論述》，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第7頁。

　　[32]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的說明》，《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7日。

　　[33]《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8頁。

　　[34]《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8—339頁。

　　[35]《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5頁。

　　[36]《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6頁。

　　[3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78頁。

　　[38]《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頁。

　　[39]《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頁。

　　[40]《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5頁。

　　[41]《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1頁。

　　[4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頁。

　　[4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9頁。

　　[44] 習近平：《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7頁。

　　[4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68頁。

　　[46] 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的說明》，《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7日。

　　[47]《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1頁。

　　[48]《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0頁。

　　[49]《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5頁。

　　[50]《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2頁。

　　[51]《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0頁。

　　[5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頁。

　　[53]《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頁。

　　[5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頁。

　　[55] 習近平：《論中國共産黨曆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60頁。

　　[56]《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7—818頁。

　　[57]《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2頁。

　　[58]《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99頁。

　　[59]《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2頁；《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26頁。

　　[60]《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2頁。

　　[61]《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37頁。

　　

　　作者簡介 周良書，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 | 《教學與研究》2022年第4期。

　　

　　排版 | 陳藝文

　　審核 | 陳培永 曲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