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台灣地區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完整圖景的組成部分。由于各種原因，台灣地區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經曆了播種萌芽——戒嚴時期——重新啟動——逐漸深化的曲折發展過程。台灣地區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圍繞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大部分，就唯物辯證法、人學理論、宗教批判理論、剩餘價值理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和中國共産黨研究等論題展開探讨，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但也存在肢解馬克思主義、誤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研究隊伍薄弱等問題。海峽兩岸學者應互相學習和借鑒，深化對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科學性、革命性、時代性等問題的研究，搭建交流合作、協同創新的學術平台，推動構建兩岸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術共同體。

　　關鍵詞：台灣地區；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馬克思主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複興的進程中，台灣同胞定然不會缺席。”台灣地區馬克思主義研究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完整圖景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不能被輕視或無視。曆史上的一段時期，馬克思主義在台灣地區曾被戒嚴，20世紀80年代解禁後，重新步入正常化的探讨階段。加之兩岸學界的不斷互動和合作交流，使台灣地區馬克思主義研究具備了更好的現實條件和發展可能。系統梳理台灣地區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曆史進程、凝練概括其主要論題、總結反思其不足并進行未來展望，對于全面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整體進路，深化拓展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理論及現實視野，自覺增強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方法與問題意識等具有重要意義。

　　一、台灣地區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發展脈絡

　　馬克思主義傳入台灣地區後，基于世界局勢、兩岸關系和島内環境的變化，其演變呈現出階段性和曲折性特點。以時間為線索，可劃分為日據時期、戒嚴時期、松動時期和解禁時期。研究熱度的起伏和側重點的變化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政治氛圍、社會思潮和文化情狀的變遷，是台灣地區近現代以來曆史狀況和社會現實的鏡像寫照。

　　（一）日據時期：馬克思主義在台灣地區的萌芽

　　1895年，清政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台灣被割讓給日本，進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直到194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戰争勝利，台灣重回祖國懷抱。日本殖民當局通過總督專制，以警察、保甲制度等施行政治高壓，剝奪台灣人民的參政、議政權；經濟上通過“日台經濟一體化”控制台灣經濟命脈，企圖使其成為日本控制東南亞乃至中國的戰略基地；文化上強制推行差别教育和“皇民化運動”，企圖同化、奴化台灣人民。馬克思主義在促使台灣地區先進分子反抗日本殖民主義統治的自發行為轉向自覺行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在争取台灣人民政治權利的“六三法”撤廢運動、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中受挫的台灣地區進步青年将目光轉向了社會主義，并以不同途徑和方式學習、傳播馬克思主義。

　　彼時，馬克思主義在台灣地區的萌芽有兩個特點：一是主要來源于日本、祖國大陸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部分英譯馬列著作。這是由于早期在台灣地區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主要是留學日本、蘇俄和受中國共産黨影響的進步青年。其中的謝雪紅、翁澤生、林木順、林日高、潘欽信等于1928年4月在上海法租界召開台灣共産黨成立大會，之後持續不斷促推台灣地區反殖民鬥争，使“社會問題研究會”“台北青年會”“彰化無産青年派”等社團紛紛成立，島内工農運動蓬勃開展。據考證，較早傳入台灣地區的《共産黨宣言》為日、英、漢譯本，漢譯本即可能是陳望道譯本。二是突出強調階級鬥争和民族獨立理論。原因在于，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地區推行資本主義工業化，使其由傳統農業社會轉變為殖民地資本主義，因此，喚醒無産階級的階級意識，以階級鬥争赢得自主地位和自身解放，成為當時的理論主張。

　　整個日據時期，囿于日本殖民當局壓迫和右翼軍閥破壞，馬克思主義在台灣地區的研究和傳播僅限于一些進步青年知識分子，與普通民衆的結合有限，加之台灣共産黨自身不成熟且于1931年被取締，相關研究和傳播陷入停滞。但它仍具有重要意義，不僅促進了兩岸進步青年在為實現共産主義的鬥争中結下了深厚友誼、加深了台灣同胞與祖國大陸的情感聯結，而且啟蒙并指導台灣人民在中國革命史上書寫了光輝篇章，播下了台灣地區馬克思主義的種子。

　　（二）戒嚴時期：馬克思主義在台灣地區被妖魔化

　　二戰後，經曆反殖民鬥争和抗日戰争洗禮的兩岸人民建立了血與火的情誼，馬克思主義在台灣地區理應擁有良好的發展機遇。然而，當時國民黨當局延續其在内戰中的反共立場，對台灣人民施行“黨禁”和“報禁”，并于朝鮮戰争爆發後加入美國全球冷戰體系。因此，1949-1980年台灣地區總體上處于冷戰與内戰的交疊格局中，馬克思主義面臨艱難處境。

　　一方面，當時國民黨當局不斷打壓、迫害、逮捕馬克思主義者和左翼人士，不僅中斷了日據時期以來島内左翼運動傳統，而且嚴禁傳播馬克思主義。同時，出于“反共”“批馬”需要，設立“國防部情報局”“調查局”“國際關系研究中心”和“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等幾個特殊機構研究馬克思主義，其中的研究者如蔡孝乾、鄭學稼、任卓宣等曾加入中國共産黨或與之打過交道。美國也在台設立“美國新聞處”分支機構等對台文化滲透，企圖将台灣地區改造成親美、反共、與祖國大陸分離的孤島。

　　另一方面，诋毀中國共産黨及其理論，馬克思主義從科學淪為“異端邪說”。鄭學稼、任卓宣、嚴靈峰等集中批判階級鬥争、社會革命和共産主義：階級鬥争片面理解馬克思“階級互助”論，社會革命悖逆馬克思本人思想，共産主義不是科學而是“烏托邦”。因此，一些基于意識形态偏見、為反共政策尋找依據的同質性内容不斷重複發表。與此同時，當時國民黨當局以“儒家道統”“仁君治術”實行思想管控，并為右派的、西方的政經法社理論的傳播大開方便之門。

　　整個“戒嚴時期”，在國民黨當局“反共（産黨）”和“畏馬（克思主義）”背景下，馬克思主義不僅被斷章取義、以偏概全，而且被醜化、嚴禁，研究也流于意識形态對抗，既妨害了對馬克思主義原原本本的了解，又忽視了傳布于歐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新變，同時還造成了對台灣本地文化傳統的不平等對待。

　　（三）松動時期：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台灣地區重新啟動

　　20世紀80年代，台灣地區新興資産階級逐漸壯大并通過民主化運動表達政治訴求。國民黨當局開始松動對意識形态的控制，盡管官方沒有明文解禁馬克思主義，但一些學者開始在島内公開介紹、傳播馬克思主義，有關書籍也得以出版。因此，1980-1987年可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台灣地區的松動時期。

　　這一時期，典型的現象當屬“新馬克思主義熱”（以下簡稱“新馬熱”）。之所以稱為“新馬克思主義”，主要區别于第二國際和蘇聯闡釋框架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和國民黨當局“意識形态家”們以儒解馬等研究方式和内容而言。代表者如洪鐮德，他曾留學歐美并任教海外，受西方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和《巴黎手稿》“重新發現”引起的思想史效應的影響，着重闡釋青年馬克思、人本主義的馬克思，研究主題開始從“階級鬥争”轉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全球化”等。洪鐮德的《馬克思與社會學》《傳統與反叛：青年馬克思思想的探索》，高宣揚的《新馬克思主義導引》是代表性著作；《當代》《文星》《南方》等雜志刊登相關文章；遠流、南方、桂冠等出版社開始出版包括大陸學者徐崇溫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内的著作和譯著。

　　曆史地看，“新馬熱”一方面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台灣地區的傳播和影響，異化、剩餘價值等理論逐漸為人們所熟知，啟發了一些左翼學者、進步青年運用馬克思主義思考和解決現實問題，并為推進民主化改革制造了社會輿論。另一方面，“新馬熱”沒有從根本上扭轉戒嚴時期以來形成的“反共”思維慣性，且主要是民間自發促成的“陣風”，鮮見專門的學術機構舉辦的正式研讨會，深入闡發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及文本思想的研究仍較薄弱。

　　（四）解禁至今：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台灣地區逐漸深化

　　1987年，當時國民黨當局在内外壓力下宣布自7月15日零時起解除戒嚴，決定開放“黨禁”“報禁”等。1988年後，李登輝将官僚資産階級與新興資産階級合流，經濟上逐漸形成金融資本壟斷的局面，政治上則是台獨勢力登上曆史舞台。1987-2000年，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在台灣地區獲得了一定發展空間。人們将其看作一種文化，與時興的女性主義、文化批判理論等一起讨論；圖書館可以存放馬克思主義書籍，大學校園亦可開設相關課程；一些學術團體、研究機構舉辦了多次比較有影響力的研讨會，海峽兩岸的研究者通過互邀訪學、講座講課等方式交流。中央編譯局編譯整理的《資本論》《共産黨宣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成為台灣地區版本的主要參考。洪鐮德的《新馬克思主義和現代社會科學》、姜新立的《新馬克思主義與當代理論》、陳自現的《<共産黨宣言>研究》等可視為此時期的代表作。馬克思主義研究逐漸擺脫政治污蔑和意識形态成見，走向正常的學術探讨。

　　另一方面，面對島内台獨勢力上揚、蘇聯社會主義政權垮台等内外變化，研究者結合世界變局思考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代表性學術活動如1992年12月13日中國社會學社和巨流圖書公司聯合舉辦了題為“世界變局下的馬克思主義”的會議，圍繞馬克思主義是否過時、學術價值及未來前景等研讨交流；1997年3月21日，“中央研究院”舉辦了“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到後馬克思主義”研讨會，表明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術思想的學理價值得到進一步确認。

　　21世紀以來，受社會主義低潮期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傳播的影響，台灣地區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相對小衆化，研究群體有所收縮，但成果依然有不少亮點。如孫善豪對《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意識［dasBewußtsein］”的中文翻譯提出看法，認為意識一定是人的意識，強調意識的屬人性，“被意識到了的存在”應譯為“有意識的存在”。許登源根據恩格斯“現代唯物主義”概念，提出馬克思辯證法是異于黑格爾的“現代辯證法”，強調馬克思對辯證法的根本變革。此外，洪鐮德的《人的解放——21世紀馬克思學說新探》、黃瑞祺的《馬學與現代性》、孫中興的《馬/恩曆史唯物論的曆史與誤論》、萬毓澤的《你不知道的馬克思》等都是此時期的代表作。總體而言，研究更加重視文本學和思想史分析，也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資源破解現代性和全球問題，這對于準确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和當代價值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台灣地區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主要論題

　　由于學術地緣的便利，台灣地區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多有留學歐美經曆，較熟悉西方思想文化資源，對大陸相關研究有所關注，加之馬克思主義已較廣泛深入地滲透到人文社會科學的多個領域，因而研究視野呈現出開放多元、學科交叉的态勢。論題主要涉及如下方面。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

　　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本方法，台灣地區學者多從方法論入手。黃瑞祺認為，馬克思的方法是圍繞三根軸線，即具體/抽象、表象/本質、部分/整體的端點之間往複來回的多層次辯證過程。辯證法的運用，使馬克思的知識觀和科學觀揚棄與超越了啟蒙主義和現代性。比如，馬克思的進步觀并非直線而是包含揚棄、提升、曲折的進步觀；整體性絕非和諧圓融的整體，而是“兼具同一性和差别性的整體”。蔡維民比較了馬克思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法蘭克福學派“否定的辯證法”，（公衆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認為馬克思辯證法的根本特質在于它不是抽象地分析精神的發展，而是整體批判社會曆史，辯證的原動力在生産生活之中；它不以解釋世界為滿足，而是作為理論武器去改變世界。總之，既重視馬克思辯證法與德國古典哲學形而上學傳統、現代科學理性的聯系和區别，又重視其基于物質生産方式内在否定性變革的現實性，一定程度上抓住了要義。

　　實現全人類解放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題，台灣地區學者将人學理論作為這方面研究的一個焦點。洪鐮德認為，影響馬克思對人性看法的主要思想來源是黑格爾的觀念論和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但馬克思并非把兩者揉合，而是“用原創性的方法把這些思想的元素貫穿揚棄”。從研究内容看，異化論是一個側重點。伍至學從三個層次（主體、客體、主體與客體關系），兩種“交換”機制（對象化、異化）解析馬克思異化論結構，指出私有制是異化之交換機制存在的根本原因。姜添輝在闡發馬克思異化說包含人類物種本性、勞動夥伴關系、生産過程和生産結果四重異化的基礎上，總結和反思了現代社會的新異化現象，即商品化将“人”反轉為創造利益的“物”，進而迫使“文化産生世俗化”“道德屈從于物質”。此外，多位學者從存在論、本質論、功能論等維度比較了馬克思與薩特、海德格爾的人學理論，闡析了馬克思将人作為“類存在”之理論構建。可以說，台灣地區的馬克思人學研究基于西方人學思想史脈絡，重視“縱—橫”雙向比較，形成了自身的特點，也與大陸反思權力、資本異化等方面有了深層交流。在此基礎上，學者們對馬克思正義理論展開研究。在洪鐮德看來，馬克思論正義采取了道德、法律和科學三重視角，正義既與意識形态有關，也與生産方式、階級利益和人性有關。有兩點啟示：正義是社會制度最首要的德目；尊重人為權利的持有者，是個人最高的德性。那麼，如何實現現實正義？孫善豪認為必須從共産主義高度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生産的算數正義與分配的幾何正義的辯證統一。

　　對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正是以宗教批判建立新世界觀的哲學體系。因此，學者們自然繞不過對馬克思宗教批判理論的反思。楊世雄認為，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論是對費爾巴哈人本論、黑格爾觀念國家批判的繼承，經過了“從宗教國家到國家本質、再到宗教本質批判的轉折過程”。陳敏郎比較了馬克思與塗爾幹、韋伯的宗教觀，認為共同點是都承認宗教信仰的存在及其作用與日常生活情境密切相關，因而均試圖通過剖析社會生産生活來闡釋宗教現象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意義；不同點在于，馬克思指認宗教是一種“社會幻象”，進而從階級分析的角度揭示宗教本質上是以颠倒主客體關系的方式反映的現實社會本身，因而将對宗教的批判轉化為對人的現實本質的批判。這與塗爾幹以“集體表征”闡釋宗教與“社會事實”的關聯、韋伯以“經濟倫理”論證宗教對于社會經濟變遷的作用，有明顯差别。總體而言，台灣地區學者對馬克思宗教批判理論的革命本質有一定程度的把握，然而，由于曆史觀方面的分歧，一些學者對馬克思的宗教批判持“批判”态度：有人認為宗教批判無法達到人之解放目的，手段與目的脫節；有人認為馬克思沒有解決人的有限存在與理想社會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因此懷疑馬克思以無神論為信仰的未來社會之設想的科學性。其實，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論是無産階級革命理論的一部分，脫離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無産階級的曆史主體地位、使命談宗教，正是馬克思對鮑威爾等人的批判。用馬克思所批判的東西“批判”馬克思，顯然難以獲得正确認識。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生成于資産階級經濟學批判，相關研究采取“闡釋”與“激活”的雙重進路。所謂“闡釋”即立足文本，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概念、範疇和體系進行理論解釋；所謂“激活”，即以之作為理論武器，結合現實議題，分析和批判當下的經濟社會現象。

　　一是關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研究。林英彥系統歸納了馬克思地租學說，并高度認同大陸學者畢寶德的觀點。孫善豪認為，馬克思将價值形式析分成簡單的、擴大的、普遍的、貨币的四種，對應四種統治形式；通過揭示物的關系背後掩藏的人的剝削關系本質，批判了笛福、洛克、霍布斯與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張宏輝探讨了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貢獻，認為工業資本主義正是以平均勞動強度下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貨币、法律、“紀律”四種規範機制和技術施行普遍的支配與統治，韋伯關于新教倫理與科層制度的讨論、福柯從技術—權力—倫理層面綜合剖析現代性的方法，都未脫離馬克思對工業資本主義所架構之問題設定的範圍。洪鐮德則追溯了馬克思一生的經濟思維之演變，論證了其經濟學說的始終一貫，即“把經濟現象當做宗教現象在批判，強調資本與勞動兩大善惡勢力的對決”。此外，階級理論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緊密聯系。有學者認為，階級問題既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起點，也是終點。之所以是起點，在于青年馬克思意識到市民社會的矛盾應到政治經濟學中探究答案；之所以是終點，在于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内在否定必将産生沒有階級的共産主義社會。當然，就人類曆史來看，階級問題并非新鮮議題，但馬克思的特殊之處在于他認為資本主義階級矛盾的解決，是以一個階級對抗另一個階級的革命形式。這既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曆史主體掌握曆史主動的必然選擇。因此，馬克思主張暴力的階級鬥争背後，實隐藏着深厚的人道主義關懷，是體悟無産者遭資本家壓迫的悲慘處境、替工人伸張正義的不平之鳴。

　　二是運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理分析社會現象。追逐剩餘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産的絕對規律，深植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經濟危機中，因而學者多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剩餘價值學說剖析經濟和社會現象。針對外來勞工為何比台灣地區勞工“廉價”的問題，劉梅君以剩餘價值論切入，認為外來勞動力的“廉價”建立在資本主義對外勞的“生産”與“社會再生産”分離的基礎上。因而，台灣地區勞動力市場失業率上升但業界卻缺工不斷的結構性矛盾之根源，不在于台灣地區勞動者的“好逸惡勞”，而在于資本主義世界範圍的分工秩序不平等、生産力與生産關系基本矛盾的不可調和。又如針對賣淫（台灣地區稱為“性工作”）問題，甯應斌運用馬克思商品理論，指出性工作所以被稱為“工作”并具有商品交換性質，與性工作本身的勞動形态無關，根本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商品化。更進一步說，性工作是基于勞動力轉化為商品，并在一系列知識/權力操控下被建構成的“獨特”工作，是資本主義生産關系對女性的物化。有學者以階級分析法研究夫妻權力關系的分配，發現在家庭決策模式與家務分工議題上，資産階級家庭比其他階級的家庭有較不平等的性别關系。針對生物科技迅速發展及其影響，有學者敏銳觀察到，當代資本主義也随着生物科技的發展進行自身的轉型調試。“生技資本主義”相較于工業資本主義和信息資本主義，同樣遵循資本增殖邏輯，但生技殖民主義與生技圈地運動對生産資料所有權的控制力更強、幅度更廣，對生産生活的影響也更深更廣，其引發的社會、科技、商業倫理等問題值得重視。

　　綜而言之，台灣地區學者闡發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舊經濟學“見物不見人”的根本性變革，以剩餘價值論和資本邏輯為基礎，剖析了某些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現象發生的根源，一定程度上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意識和實踐精神。

　　（三）科學社會主義研究

　　馬克思對共産主義的描繪與論證，不同時期既有聯系亦有區别，學界已有共識。然而，具體有何聯系及區别，則見仁見智。洪鐮德認為，馬克思學說一言以蔽之，即以人的解放為手段、實現人的自由為目的。圍繞該中心，青年馬克思诠釋的共産主義是人異化的克服、人本主義與自然主義的合一；中年馬克思借由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批判，強調共産主義是消滅私有制和分工的全人、無階級之自由生活；晚年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教訓基礎上，提出了共産主義的兩個階段。孫善豪強調共産主義不隻是一個批判的武器，也是一種可欲的價值目标。陳宜中認為，列甯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共産主義思想的重要元素，尤其是國家終結、政治終結、以公有制計劃經濟取代私有制與市場經濟、科學的社會主義等主張。然而，作者将列甯主義視為所謂的“極權政治”，試圖以此反思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不合理，則又脫離了科學視野。這也表明，考察科學社會主義離不開科學的意識形态理論，而馬克思也正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及其意識形态過程中，形成了科學共産主義理論。該方面研究，學者較多采取思想史的考察思路。如洪鐮德提出，馬克思揭示虛假意識形态經曆了一個探索過程，早期側重對宗教和德國古典哲學颠倒意識與存在關系的批判；中期提出虛假意識形态的作用不能靠理論批判來糾正，而隻能靠造成意識形态扭曲的現實矛盾獲得實踐上的解決來糾正；後期揭露了建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自由民主所掩蓋的階級剝削本質。于治中将意識形态概念置于思想與知識型構變遷的脈絡中，認為馬克思揚棄了特拉西的觀念學和康德的純粹意志，将原先立足于以語言或主體為基礎的問題架構，轉變成以勞動分工為原則的意識形态。但他又認為，馬克思受制于其時代有關語言知識的限制，未能進一步思考意識形态自身的特質與機制。實際上，馬克思意識形态理論既是認識論也是實踐論，是邏輯的也是曆史的，隻有堅持認識與實踐、邏輯與曆史的統一才能形成科學認知，僅僅從認識和邏輯的層面去理解難以獲得正确結論。

　　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生動實踐，并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台灣地區學者也關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與實踐。陳述之等以英國學者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探讨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認為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不容挑戰的“硬核”，而實用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統籌兼顧論等則為硬核誘導下的衍生“保護帶”。這表明中國共産黨在面對改革開放多元變化社會時的積極應對，力求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适應，使意識形态更具彈性、開放性和包容性，以“呵護經濟基礎，提升自身正當性”。楊昊等以約瑟夫·奈的“柔性權力”（即軟實力——筆者注）理論中國化為例，探讨了中國知識界如何将西方理論與中國實際、中國文化相結合，重新理解、诠釋，再通過政治形式轉譯成相關政策并擴大應用，試圖揭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般規律。随着中國在國際上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學者較多關注中國的對外關系和外交思想。張凱銘認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受到建構主義影響，原因在于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重視物質力量和人際關系和諧的思想相契合，與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有一定親緣性，也為中國務實外交提供了新思路。廖文義則認為，大陸學者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核心，通過學習借鑒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先進思想，正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學派的國際關系理論，以打破西方話語霸權，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對于中國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學者認為這是習近平秉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赢宗旨帶領中國走向世界的戰略舉措，塑造了中國作為世界和平建設者、全球發展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維護者的良好形象。此外還關注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教育、宣傳。鈕則誠從教育哲學層面解讀了大陸高校“兩課”，認為這“兩課”屬于“大德育”範疇，既觸及個體生命，重視個人修養的道德教育，又彰顯民族生命，強調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洪敬富等則注意到，中國夢的宣傳将原有的“自上而下”的宣導方式轉變為以提供公共文化産品和服務為特征的創新模式，顯示出中國共産黨宣傳思想工作的與時俱進。

　　中國共産黨是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的關鍵主體，這方面研究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對中國共産黨指導思想的研究。宋國誠認為，科學發展觀涉及思想觀念、經濟體制和政府模式三個維度的綜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以物為本”到“以人為本”，人的主體從“經濟人”向“自由人”，政治體制從統制型政府到參與服務型政府。二是對中國共産黨理論與政策的研究。顧立民解析了中國共産黨的人民戰争思想，認為其根源于中國傳統的人民戰争觀、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産階級鬥争觀和中國共産黨的實踐經驗，形成了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重視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等傳統。随着國際環境與戰争形态的改變，人民戰争在動員機制上從人力動員轉變為重視間接動員和高科技人才動員，在戰略戰術上強調發展網絡戰、金融戰和輿論戰等綜合模式，呈現出适應時代的新變化。周玉山溯源了中國共産黨文藝思想及其政策，認為無産階級文學的黨性思想自馬克思恩格斯首倡後，經列甯和斯大林發揚光大，并為毛澤東所承襲。三是對中國共産黨重要人物的研究。探讨了李大钊、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在五四運動中扮演的角色、起到的作用及社會影響。簡金生認為，中國共産黨成立初期瞿秋白通過詳細分析辯證唯物主義理論，确立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一元式唯物論的起點，進而建構為相對完整的知識體系，在理論上為中國共産黨人提供了“正确而堅實的世界觀與認識論”。施純純對照了李達與陳獨秀的馬克思主義觀，指出兩人在階級自覺、社會革命、國家角色等方面的異同，反映出五四時期解釋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多樣性與複雜性。

　　三、台灣地區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不足

　　在對台灣地區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演進脈絡曆史梳理、對其主要論題綜合分析的基礎上，我們發現台灣地區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并不短、既有成果也不少，但存在的問題值得審視。

　　一是缺乏整體性的研究視角，有肢解馬克思主義之嫌。列甯曾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整塊鋼”，“決不可去掉任何一個基本前提、任何一個重要部分”，否則就會偏離客觀真理。就馬克思主義整體性而言，相關研究主要有兩方面不足：一方面，從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整體性上看，學者通常從政治學、經濟學、曆史學、哲學等視角研究馬克思主義，側重于對其具體理論如曆史觀、人學觀、階級鬥争理論、意識形态理論等分散探讨，而較少從整體上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體系。這不僅難以掌握貫穿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理論，而且難以發現各部分間的邏輯關系，易導緻“兩個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對立”“補充馬克思”等錯誤觀點。可以說，通過“三棱鏡”看到的馬克思主義，往往是被肢解或變形的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從馬克思主義學科的整體性上看，由于沒有相應的學科建制，台灣地區學者通常以“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哲學研究”“人文思想與現代社會”等為名，在大學開設選修課，大中小學的課程體系既未貫通也不完整。這不僅在青年學生中的影響有限，而且割裂了馬克思主義各部分的有機聯系，導緻受教育者獲取的知識零散、片面，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也難免一知半解。

　　二是囿于政治偏見，對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存在錯誤認識。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系行穩緻遠的總根子。”這一問題的“總根子”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反映，就是有的學者囿于政治偏見，錯誤理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将“源”與“流”對立，否定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屬性。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在大陸随着主流意識形态的需要而變化，其意識形态性超過科學性，變成了制度化的意識形态；有學者則“以儒解馬”，認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與其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不如說是對中國文化傳統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現代轉化；還有人以馬克思主義不具有“可證僞性”來否定共産主義必然性等。另一方面，将“指導思想”與“文化思潮”混同，否定馬克思主義作為無産階級革命理論武器的實踐功能，把馬克思主義研究變成純學理性探讨。在有的學者看來，馬克思主義隻是一種社會文化思潮，應将其“降格”為諸子百家之一；有學者則主張以“客觀”“中立”的超階級視角進行研究，既不認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無産階級立場，也不認可遵循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之所以會産生以上錯誤認識，原因在于一些學者從小接受“三民主義”體系影響的公民教育，一些學者很少甚至從未來過祖國大陸，對祖國大陸的實際發展情況不甚了解，加之其研究的問題意識和思想資源主要來自歐美，研究範式和方法主要采用西方話語體系。當然，也有不少學者高度認同中國人身份、祖國大陸的發展成就和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總體來說，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認知并不十分透徹。

　　三是研究隊伍薄弱，難以形成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術共同體。現代知識體系化的生産實踐表明，學術共同體既是客觀存在的文化現象，又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遵守共同的道德規範，相互尊重、聯系、影響，共同形成的學術精神家園。然而，一方面，從島内學術環境來看，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沒有得到台灣當局、學校和研究機構的重視；一些研究者往往由于各種原因難以把研究成果與實際應用結合，因此，目前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台灣地區面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和實踐平台等困境。另一方面，從兩岸學術交流來看，雖然自20世紀80年代已正式恢複，但兩岸學者彼此之間的了解并不很全面，也有待深入。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地緣阻隔和曆史原因所形成的台灣地區與祖國大陸相互異别的學術版圖，往往會造成一方對另一方的忽視，進而形成潛在的“中心—邊緣”學術圈層結構。這種情況既與全球化時代各種學術資源被廣泛分享、不同面向的思想互相對話的趨勢相違背，也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和祖國統一的時代使命不相符，因此亟待改進。

　　四、台灣地區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未來展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給馬克思主義發展帶來新機遇，未來應結合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的生動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蓬勃發展的良好契機，加強兩岸學者的交流合作、協同創新，不斷開辟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新境界。

　　其一，保持馬克思主義完整性，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研究。一方面，要敢于同島内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對立論”“曆史中斷論”等堅決論戰，維護馬克思主義的邏輯整體性與曆史整體性。從邏輯整體性上看，馬克思主義是“藝術的整體”，是為實現無産階級和全人類解放的邏輯完整、嚴密的思想理論體系。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這裡，邏輯整體性就表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内部各構成内容間的邏輯聯系和構成内容中各問題間的邏輯聯系。從曆史整體性上看，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一脈相承、與時俱進，并非所謂“斷裂”“對立”“背叛”關系。就馬克思本人而言，他中年從人本主義轉向《資本論》創作，晚年再轉向人類學、曆史學研究，其中的基本立場、主題、方法一以貫之，并非“兩個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的邏輯整體性内在于曆史整體性，并統一于無産階級的革命實踐。另一方面，要從理論與實踐、抽象和具體、宏觀和微觀、整體和部分等多重辯證維度探讨馬克思主義，堅持研究的綜合視角與單學科視角相統一。綜合視角表現為全局性、宏大、完整的研究，強調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規律及發展趨勢的總體把握；單學科視角則表現為局部性、微觀、具體的研究，強調對馬克思主義各組成部分、具體理論的準确把握。綜合研究引領單學科研究，單學科研究支撐綜合研究，二者并不相互否定、沖突，而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關系。

　　其二，摒除意識形态分歧，全面正确地解讀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從理論邏輯、曆史邏輯與實踐邏輯相統一的角度，正确認識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其理論成果。馬克思主義是從歐洲、俄國的曆史和革命經驗中提煉的“總結論”和“一般規律”，必須與中國具體實踐、時代特征和文化傳統相結合，使之具體化、時代化、民族化，才能為中國的人民大衆所接受，進而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實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即是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曆史實踐過程中的邏輯展開，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曆史邏輯的辯證統一，又是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檢驗了的客觀真理。因此，台灣地區一些學者應克服曆史上反共教條遺留影響及西方話語束縛，正确認識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曆史以及取得的實踐和理論成果，準确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衆化特征，達到對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全面性和透徹性。另一方面，從科學性與意識形态性相統一的角度，正确認識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屬性和社會功能。每一種學說都有其價值立場，不是純粹客觀中立的，“馬克思主義既是科學體系，又是無産階級的意識形态，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功能集中地表現在它作為意識形态的本性之中”。具體而言，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集中體現在它以實事求是為準繩，運用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方法深刻揭示了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的客觀規律，并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其意識形态性集中體現在它始終堅持人民立場，以指導無産階級和人民大衆進行共産主義革命和建設為根本使命。科學性與意識形态性都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二者在内在邏輯和實現途徑上有機統一。實踐證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成功得益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與意識形态性的統一，反之，背離這一原則就會使無産階級的事業受挫。因此，應該徹底糾正一些人把馬克思主義視為披着科學外衣的意識形态的錯誤認識，糾正以“去意識形态化”或與無産階級對立的意識形态解讀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兩類極端方式，堅決反對以“多種範式”“多視角”為由的“真理二元論”。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任務不僅在于研究者本身掌握理論，還要把科學理論傳播給人民大衆，使之成為人民大衆改變世界的思想武器，從而實現馬克思主義服務人民與人民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良性互動。

　　其三，互相學習借鑒，推動構建兩岸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術共同體。兩岸學者如何克服障礙，開展交流、互鑒，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學術共同體是兼具挑戰性和可能性的現實課題。首先，從組織層面看，學術期刊和專業學會是形成學術共同體的關鍵平台。台灣地區除《哲學與文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中國大陸研究》等間或發表馬克思主義相關論文之外，專門、正式的馬克思主義期刊和專業學會則阙如；祖國大陸舉辦的期刊如《台灣研究》《台灣研究集刊》《馬克思主義研究》等涉及相關内容和發表台籍學者論文也不多見。因此，兩岸學界有待建立以學術期刊和專業學會為載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組織平台。其次，從制度層面看，同行評議是學者間交往交流交鋒、促進學術繁榮的重要制度，也是維護學術資源分配公平和學術評價公正的核心制度。然而，台灣地區學界對祖國大陸學界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成果往往一筆帶過，大陸學界對台灣地區馬克思主義研究狀況的掌握也有待全面深化，兩岸尚未形成常态性的成果對話、相互評議機制。因此，借助祖國大陸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大發展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國際傳播之機，建立兩岸馬克思主義學者制度化的交流合作機制适逢其時。再次，從精神層面看，凝練一套不同于其他活動的學術規範和價值體系是學術共同體的内核。因此，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學術話語體系是學術共同體的建設目标和形成标識。這需要兩岸學者立足中國實踐、總結中國經驗、解決中國問題，在事實評價、價值追求、話語表述等層面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邏輯與方法，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如果說以上三點反映了問題的緊迫性和必要性，那麼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何在？兩岸關系發展的曆史經驗表明，“感情性認同的吸力似乎大于物質利益的拉力”。筆者在台灣訪學期間，親身感受到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學者深沉的祖籍情結、家國情懷；在大陸學習和工作的青年馬克思主義學者，親見中共十八大以來的曆史性成就，積極呼籲在内地就業的台胞轉變“做客心态”，民族自豪感、文化認同感大大增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國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鑄之”。學術共同體的構建，根本上是共同文化和共同價值生成的實踐過程。同根同源、同文同種的文化基因優勢和兩種社會制度對比産生的事實說服效應，對構建兩岸馬克思主義研究共同體無疑至關重要。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義者還強調實踐對于心理塑造和價值生成的第一性作用。因此，構建兩岸馬克思主義研究學術共同體，也應從實踐中探索務實合作機制，通過文化交流、互學互訪、項目共建等逐步推進。此外，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術共同體也是一個“熟人文化圈”“生活工作圈”，在兩岸聯系日益密切、命運割舍不斷的今天，學術共同體的構建同樣離不開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等多方合力。在這點上，有着共同學術信仰和實踐精神的兩岸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理應、也有能力走在時代前列，努力通過構建學術共同體促推文化共同體、價值共同體的形成，并為國家共同體形象的構建貢獻力量。

　　

       作者簡介

　　張懿，beat365官方网站博士後；

　　孫熙國，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文章來源 |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

 

　　排版 | 陳藝文

　　審核 | 陳培永 曲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