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了政治發展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态。中國的民主理論創新和民主實踐創造，超越了西方政治發展理論和政治制度模式，确立了新的民主政治的坐标，蘊含着對民主政治發展的規律性認識，指向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正道。有必要明确提出建設“民主中國”的命題，構建“民主中國”理論語話體系，打破西方“民主”話語壟斷。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政治發展道路  政治發展理論  人類政治文明  民主中國
作者簡介：孫代堯（1964- ），beat365博雅特聘教授，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beat365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主編（北京  100871）。

 

 

民主是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重要标志。從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到近代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制，再到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人類政治文明伴随着多樣化的民主實踐而發展，也形成了相應的政治發展理論。民主也是現代化社會的主要特征。近代以來，現代化的浪潮伴随着工業革命、政治革命和人的價值觀念的革命向世界擴展。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與工業化和現代經濟增長、人的現代化等一起，構成現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現代化和人類政治文明發展至今，民主已成為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各國人民探索更好社會制度和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政治向度。

 

民主也是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始終不渝堅持的理念和追求的目标，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和核心價值。習近平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共産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終高舉人民民主的旗幟，以實現中國人民當家作主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為己任，在各個曆史時期不懈探索民主真谛，不斷開拓民主新路，創新民主理論，構建民主制度體系，豐富民主實踐，為人類政治文明進步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一、對政治發展理論的創新

 

中國政治發展道路，是一種全新的政治發展模式，有科學的政治發展理論的支撐。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把馬克思主義人民民主理論同中國曆史和現實國情相結合，深刻總結世界政治發展成敗得失，洞察人類政治文明發展大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原創性的政治發展理論，為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提供了科學的指導思想、明确的價值取向和有效的實現路徑。習近平的政治發展理論，深化了對民主政治發展規律的認識，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發展理論。

 

習近平對政治發展理論的創新，着力點是國家政治制度，方法論是大曆史觀，落腳點是回答“為什麼可以”和“為什麼需要”堅定中國政治制度自信。

 

1.政治制度形成和發展的邏輯

 

“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同時又反作用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乃至于起到決定性作用。在一個國家的各種制度中，政治制度處于關鍵環節。”怎樣設計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是政治發展以至國家發展的根本。2014年9月，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概括了政治制度演化的邏輯：“各國國情不同，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獨特的，都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都是在這個國家曆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内生性演化的結果。”因此，設計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必須注重曆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内容有機統一，“既要把握長期形成的曆史傳承，又要把握走過的發展道路、積累的政治經驗、形成的政治原則，還要把握現實要求、着眼解決現實問題，不能割斷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來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

 

這一邏輯表明，政治制度與其他制度一樣，都有其路徑依賴，都是植根于本國的曆史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是本國政治發展實踐的産物；政治制度的創新，隻能是因地制宜的創新。從這一邏輯出發觀察中國政治發展曆程，才能真正認識和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内生于中國社會土壤、體現真正民主的新型政治制度。

 

中國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人類政治制度史上的偉大創造，在中國政治發展史乃至世界政治發展史上都具有劃時代意義。這一制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中國社會100多年劇烈變革的特殊曆史環境中形成的，是深刻總結近代以來中國政治生活慘痛教訓作出的必然選擇。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習近平指出：“說它是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産物，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着共同目标而奮鬥，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範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緻社會撕裂的弊端。”協商民主是中國獨創的民主形式和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鮮亮标識，深深嵌入中國民主政治全過程。習近平指出，協商民主“源自中華民族長期形成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後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進程，源自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長期實踐，源自新中國成立後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實現的偉大創造，源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政治體制上的不斷創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理論基礎、實踐基礎、制度基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我們黨采取民族區域自治這個新辦法，既保證了國家團結統一，又實現了各民族共同當家作主”。基層群衆自治制度是我國人民在長期實踐中創造出來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治的基礎構成。

 

良好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遵循政治文明一般規律而又立足于本國曆史和現實國情的。也隻有紮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政治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為它是從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過去和現在一直生長在中國的社會土壤之中，未來要繼續茁壯成長，也必須深深紮根于中國的社會土壤。”因此，必須保持政治定力，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信，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信心和決心。

 

2.不能用一種政治制度模式來審視世界和“改造世界”

 

曆史沒有終結，制度建構同樣沒有終結。習近平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國家的政治制度模式。”“不能企圖用一種模式來改造整個世界，否則就容易滑入機械論的泥坑。”

 

良好政治制度的構建，需要學習借鑒其他國家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決不能生搬硬套，不能放棄自身政治制度的根本。“對豐富多彩的世界，我們應該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虛心學習他人的好東西，在獨立自主的立場上把他人的好東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們自己的好東西，但決不能囫囵吞棗、決不能邯鄲學步。照抄照搬他國的政治制度行不通，會水土不服，會畫虎不成反類犬，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

 

治國理政，必須“立治有體，施治有序”。政治制度對一個國家長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世界政治史上，由于政治發展道路選擇錯誤而導緻社會動蕩、國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屢見不鮮。進入21世紀，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導緻國家失敗的例證更是比比皆是。西式民主嫁接之地，大都深陷動蕩、沖突和戰争的泥潭。習近平指出：“搞了西方的那套東西就更自由、更民主、更穩定了嗎？一些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模式，結果如何呢？很多國家陷入政治動蕩、社會動亂，人民流離失所。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2010年年底開始在西亞北非出現的“阿拉伯之春”，一度被認為是“第四次民主化浪潮”，然而時至今日，這些國家并沒有走上政通人和、富足自由之路，更沒有迎來阿拉伯世界“民主的春天”，而是經濟大幅倒退，政局劇烈動蕩，政權頻繁更疊，軍人幹政現象突出，教派和族群沖突嚴重，極端組織大行其道。西方“民主輸出”的惡果顯露無遺。

 

3.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有效的評價标準和衡量标準

 

政治制度是用來調節政治關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動國家發展、維護國家穩定的，不可能脫離特定社會政治條件來抽象評判，不能歸于一尊。習近平指出：“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别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餘的，要去除掉。這兩種觀點都是簡單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民主不是用來作擺設的裝飾品、宣傳品，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和有效，要看能否解決這個國家和人民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對此習近平提出了8條主要評價标準：“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體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人民群衆能否暢通表達利益要求，社會各方面能否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國家決策能否實現科學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争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系，執政黨能否依照憲法法律規定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權力運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這8條标準，構成了一個涉及國家、執政黨、社會、民衆等各個層面政治運行的制度評價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建設在上述各個方面取得的決定性進展，也充分證明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民主的、有效的，具有鮮明的優勢和強大生命力。

 

從衡量标準上看，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和有效，既要看是否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也要看是否有完整的參與實踐。有人依據中國沒有采用西方的民主形式，就判定中國沒有民主，這是把民主的形式當成民主本身，是個很大的認識誤區。習近平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權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選舉時有投票的權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續參與的權利；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選舉的權利，也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人類政治發展的實踐表明，保證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通過依法選舉、讓人民的代表來參與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過選舉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讓人民參與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人民隻有投票的權利而沒有廣泛參與的權利，人民隻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就進入休眠期，這樣的民主是形式主義的。”民主不能停留在理念上，也不能隻以選舉投票來衡量，而要在日常生活中“運轉”起來。在中國，選舉民主和選舉以外的參與民主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共同構成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特點和優勢。

 

概言之，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和有效，何以衡量？由誰評判？隻能用實踐效果來衡量，而不是由刻闆的模式來衡量；隻能由本國人民的感受來評判，而不是由戴着有色眼鏡的人或少數國家的少數人來評判。

 

4.治理現代化不是西方化和資本主義化

 

“治理”概念由世界銀行在1989年首次提出，1992年世界銀行年度報告稱為《治理與發展》。但國外研究機構和學者多是從重新界定國家職能範圍、建設有限政府以及重塑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的角度講“治理”的。中國使用了“治理”“治理現代化”等概念，但将制度和治理、國家制度體系建設與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升作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并走出了一條非西方化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道路。

 

現代國家建設必須有一套系統的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兩者相輔相成。制度的差異決定了各國治理模式的不同，不可能千篇一律。習近平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曆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曆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内生性演化的結果。其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這個系統的核心構成。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是為了更好地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對此習近平明确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絕不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借鑒國外有益治理經驗，但不能照搬西方治理模式，而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現代化道路，在黨的領導下不斷提高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國家的能力。

 

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都面臨不同程度的治理困境表明，沒有優越的國家制度，就沒有高效的國家治理；沒有用先進理論武裝并組織起來的先進政黨領導，就沒有先進的民主。中國在共産黨領導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國家，不僅打破了西方對于“民主國家”“法治國家”在思想、制度上的壟斷，而且開辟了新型民主的現實道路。

 

二、開拓民主新路的創造性實踐

 

在探索和發展民主政治新道路上，中國共産黨始終有高度的曆史自覺、政治自信和政治定力。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良性互動中，中國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不斷健全，人民當家作主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全過程人民民主向縱深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越走越寬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長期奮鬥曆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的必然結果”，為當代中國取得曆史性成就、實現曆史性跨越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證。2012年12月，習近平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成功開辟和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為實現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核心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征，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統一于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偉大實踐。”這是一種全新的政治發展模式，新就新在實現了現代政治要素的協調有序運作。強大國家、民主制和法治，被學者認為是構成現代政治秩序的三要素，但三者在運行中經常出現相互拉扯的問題。而在中國政治體系中，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國是三位一體協調有序運行的，黨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居前“指揮”者，按照既定的憲法和法律制度治理國家，保障人民當家作主，黨、人民和法治共同奏出中國民主“大合唱”。這是中國的人民民主區别于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本質特征。

 

其中，黨的領導是理解中國式民主的關鍵。在中國，由執政黨領導人民實行民主，黨與人民共同構成曆史的主體，這在西方一些人看來是難以理解的。但曆史已經證明，沒有一個具有高度曆史自覺和使命擔當精神、一心為民衆服務的先進政黨的引領，就難以實現高質量的人民民主。中國共産黨始終以人民的利益為自己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訴求，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和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隻有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才能超越狹隘利益的局限，集中反映和有效體現人民意願，才能保證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依法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權。

 

黨和法的關系問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另一個根本問題。習近平指出：“我們必須牢記，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魂，是我們的法治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最大的區别。”黨和法的關系是政治和法治關系的集中反映。“法治當中有政治，沒有脫離政治的法治。西方法學家也認為公法隻是一種複雜的政治話語形态，公法領域内的争論隻是政治争論的延伸。每一種法治形态背後都有一套政治理論，每一種法治模式當中都有一種政治邏輯，每一條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種政治立場。”在中國，黨和法、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是高度統一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習近平指出：“我國人民民主與西方所謂的‘憲政’本質上是不同的。”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曆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必須走适合自己特點的法治道路，決不能照搬别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不斷深化對民主政治發展規律的認識，全面推進人民民主實踐，創造性凝練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2019年11月，習近平在上海考察時指出，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和2021年10月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習近平進一步闡述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的核心内涵。習近平指出，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有完整的參與實踐，“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鍊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首次把“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内容。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回答了什麼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怎樣建設“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和實現人民民主的重大課題。

 

真正的民主必定是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文化平等的相互促進，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曆史統一。民主的實現需要與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相向而行，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産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增進人民福祉。從根本上說，民主作為國家制度，不是單一價值的展示，而是多重價值相互推進的過程。中國把人民民主制度建設納入國家和社會發展的總體框架，體現了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的統一。真正的民主必定是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的有機統一。實現人民民主，既要有政治參與的制度化程序和渠道，又要體現人民利益至上的核心價值，服務于人民當家作主的實際需要。中國的人民民主，既強調完善民主過程和民主程序，更注重結果正義，以反映人民願望、維護人民權益、促進人民共同利益的實現為依歸，有效彌補了單一選舉民主的缺陷，體現了人民民主的真谛。

 

 

三、為人類政治文明發展作出中國貢獻

1989年，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背景下，美國學者福山在《曆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中樂觀地宣布，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态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并因此構成‘曆史的終結’。換句話說，在此之前的種種政體具有嚴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從而導緻其衰落，而自由民主制度卻正如人們所證明的那樣不存在這種根本性的内在矛盾”。但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性的内在矛盾”或病竈是與生俱來的，也不可能被自身克服。2017年2月，福山在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承認：“25年前，我不知道民主制度會如何倒退，也沒有理論來談這個問題。現在我認為，民主制度顯然可能倒退。”福山用“政治衰敗”概念來指稱當今西方政治制度遭遇的困難和挑戰，特别是“作為世界上最早最先進的自由民主制的美國，與其他民主政治體系相比，承受着更為嚴重的政治衰敗” 。這表現為黨派利益淩駕于國家整體利益之上，民主政治淪為少數人逐利的“金錢政治”，政黨政治堕落為“政黨惡鬥”，權力制衡演化為“否決政治”，有“民主”無效能成為西方民主國家和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國家的通病。

 

西方政治制度是反封建制度的産物，在曆史上發揮過積極作用，但發展到今天出現嚴重變異，呈現系統性危機，遭遇嚴重挑戰。從根本上說，當今西方民主困境折射出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無法自我克服的内在矛盾。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了西方國家政治體系被壟斷資本所控制，也就決定了其難以避免黨同伐異、政治内耗、社會撕裂等種種政治亂象，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機與國家治理的困境是一個硬币的兩面。

 

在民主異化、民主失靈，民主實踐亂象叢生的當代世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科學性和實踐性優勢越來越彰顯，中國的制度活力和治理效力，與西方制度衰敗、民主衰退、治理困境形成鮮明對比，用事實宣告了“曆史終結論”的終結和各國最終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為歸宿的單線式曆史觀的破産。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造，超越了西方政治發展理論和政治制度模式，确立了新的民主政治的坐标，其中蘊含着對民主政治發展的規律性認識，指向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正道，給當代世界以重要啟示。

 

中國的政治發展道路，縮短和減輕了政治現代化過程帶來的陣痛，為那些既希望發展民主又不希望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國家，提供了全新選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方案。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政治發展理論蘊含的政治發展規律，需要認真總結和提煉，借以構建中國的民主理論體系和民主話語體系。

 

其一，真正的民主制度，要有一個真正體現民意、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政黨制度，而不在于是否是兩黨制還是多黨制。整整130年前，1891年恩格斯為《法蘭西内戰》再版寫的《導言》中，在肯定巴黎公社是“新的真正的民主的國家政權”時，以美國為比較對象，深刻揭示了資産階級政黨制度為少數人牟利以及必然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的非民主本質。在此之前，1888年8—9月，恩格斯曾到美國和加拿大有過50多天的旅行，這是恩格斯第一次踏上北美土地，使他對美國民主制度形成了一定的感性認識。恩格斯在《導言》中寫道：“正是在美國，同在任何其他國家中相比，‘政治家們’都構成國民中一個更為特殊的和更加富有權勢的部分。在這個國家裡，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又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拿聯邦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在本黨勝利後取得職位作為報酬。”美國“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肮髒的手段來達到最肮髒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美國兩大政黨把政治作為“投機”和“生意”的本質，至今沒有任何變化。

 

更早之前，180年前法國政治社會學家托克維爾在考察美國民主後寫的《論美國的民主》中指出美國的政治結構隻是民主國家可以采取的政府形式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和最好的形式。他特别指出了美國國會兩院制的弊端，挖苦議員們在參衆兩院高談闊論、喋喋不休地争論國家大事，實際上隻是代表各自的選民和黨派。托克維爾的一個結論是：“那些認為普選權能夠保證人們做出最佳選擇的人，完全是在幻想。”這種代表特定利益群體、以本黨私利優先的“民主”，及其必然導緻的政治極化現象，至今也沒有任何變化。

 

其二，真正民主的國家制度，要能促進民主和效率、民主和法治、自由和秩序的有機統一，使得國家能夠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要看制度和法律規定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規則是不是真正得到了執行，權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監督和制約，而不在于是否實行所謂“兩權分立”或“三權分立”。事實上，無論是洛克提出的“兩權分立”還是孟德斯鸠設計的“三權分立”，至今仍然隻是停留在書本上的一種政治理念，在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從未真正變成政治現實。即使是被認為實行“三權分立”典範的美國，至今也未能形成權力制衡的有效機制，更沒有形成三權之間合理分工合作的權力配置，經常導緻國家發展的重大議題成為長期争議的拉鋸戰，出現福山所說的美國民衆“對國家的持久不信任”和“損害了采取必要集體行動的前景”，無法阻止制度衰敗和民主下滑。

 

其三，真正的民主，是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在平等基礎上就全球事務、國際規則等進行協商對話的民主，即國際關系的民主化，而不是打着“民主”旗号推行“民主霸權”，把民主當作打壓其他國家的工具。早在1944年，毛澤東就指出：“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系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習近平也指出，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各國人民的權利，而不是哪個國家的專利；國際社會哪個國家是不是民主的，應該由國際社會共同來評判；用單一的标尺衡量世界豐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單調的眼光審視人類五彩缤紛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國際上的事應當由各國共同商量着辦，推行國際關系民主化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引導國際社會樹立正确的民主觀，捍衛各國正當民主權利；等等。

 

西方民主話語是與西方現代化理論構建的“傳統-現代”範式伴生的，将世界各國政體作出“民主-專制”的兩分，或“民主-威權-極權”的三分，形成話語霸權，成為西方國家推行“文化帝國主義”、輸出西方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工具。美國學者薩義德分析了話語如何通過社會機構和知識生産發揮其政治力量，指出在19世紀歐洲殖民擴張前後，歐洲學者基于西方主體立場，想象虛構出一套關于東方社會停滞落後、封閉保守、集權專制的“東方主義”話語并強加給東方，成功地作為一種工具用于殖民主義的征服和控制之中。進入21世紀，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被他們視為“威權政權”的東歐、中亞、西亞、北非國家接連操縱“顔色革命”，給多國帶來混亂和災難。“顔色革命”披着顔色漂亮的“民主”“人權”外衣，暴露的是西方國家以地緣政治為考量的霸權性和自私性。習近平指出，“西方國家策劃‘顔色革命’，往往從所針對的國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黨制度開始發難，大造輿論，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們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打入另類，煽動民衆搞街頭政治。當今世界，意識形态領域看不見硝煙的戰争無處不在，政治領域沒有槍炮的較量一直未停。”2021年12月，美國以價值觀劃分陣營，操縱所謂“全球民主峰會”，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推行“民主”話語霸權的最新例子。

 

因此，有必要解構西方民主話語，構建“民主中國”話語體系，即從“反西方民主話語霸權”到主動構建中國民主理論話語。改革開放以來特别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提出了建設“法治中國”“平安中國”“健康中國”“美麗中國”等話語，且在實踐中予以有力推進，取得重大成果。事實上，如前所述，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既形成了富有創新性的民主理論，也有極具創造性的民主實踐，開創了政治發展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态，“民主中國”已經成為活生生的客觀現實。因此有必要在“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話語基礎上，明确提出建設“民主中國”的命題，構建“民主中國”學術理論體系和語話體系，以之打破西方對于“民主”的話語壟斷。“民主中國”理論話語的構建，是實踐中的構建，也是構建中的實踐，更是中國對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貢獻。

 

 

 

 

參考文獻：

[1]《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

[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5]侯惠勤：《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建設》，《馬克思主義研究》2015年第12期。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