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決議》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三個重大時代課題和十個“明确”核心要義的闡釋，拓新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研究視界和理論境域。在政治經濟學理論要義上，中國式現代化賦予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更加顯著的中國底蘊；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生相行，不僅是社會主義分配關系的要求，也是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總體上的根本要求。《決議》對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及其新發展階段戰略地位特征、新發展理念主導作用、新發展格局整體要求、高質量發展意義、統籌發展和安全關系以及黨對經濟工作全面領導根本特征等理論的新闡釋，升華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理論内涵和科學體系。

　　關鍵詞：習近平經濟思想   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   中國式現代化  共同富裕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習近平經濟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在總結黨的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理論創新、曆史意義和曆史經驗時，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出新的闡釋。其中，關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十個“明确”核心要義的闡釋，不僅深化了這一思想的科學體系和理論内涵，而且還拓新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研究視域和理論境界。

　　一、習近平經濟思想對象特征的新理解

　　黨的十九大提出：“十八大以來，國内外形勢變化和我國各項事業發展都給我們提出了一個重大時代課題，這就是必須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面對的重大時代課題。

　　《決議》從黨的百年奮鬥曆史意義和曆史經驗的高度，依據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新發展，把這一思想探究的重大時代課題，拓新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由一個重大時代課題向三個重大時代課題的拓展，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黨的十九大以來國内和國際經濟政治文化态勢深刻變化作出的科學判斷，集中體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實踐性、時代性和開放性的理論特征。

　　黨的十九大以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統籌把握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在對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新特點和新要求的深入分析中，深刻認識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2020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幹重大問題”的闡釋中提出，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20年初突如其來的疫情也是百年不遇，“我們要舉一反三，進行更有長遠性的思考，完善戰略布局，做到化危為機，實現高質量發展”。特别是要辦好我們自己的事情，“着重從發展戰略角度”，解決好我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主要“戰略”問題。其中主要有：堅定實施擴大内需戰略，優化和穩定産業鍊、供應鍊，完善城市化戰略，調整優化科技投入和産出結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這些“戰略”與經濟社會發展牢固相扣，與國家長治久安緊密維系，與國家發展和安全深切關聯，是“涉及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這些“戰略”問題，在根本上就是圍繞“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重大時代課題展開的。

　　同時，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的曆程中，中國共産黨作為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面臨着一系列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以及風險和考驗。《決議》在對這種狀況概括時提道：“黨清醒認識到，外部環境變化帶來許多新的風險挑戰，國内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長期沒有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以及新出現的一些矛盾和問題，管黨治黨一度寬松軟帶來黨内消極腐敗現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現嚴重問題，黨群幹群關系受到損害，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受到削弱，黨治國理政面臨重大考驗。”

　　實際上，黨的十九大之後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就高度重視新時代中國共産黨作為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問題的探索，他從加強黨的自我革命入手，提出了中國共産黨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的理論。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産黨區别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标志”；“确保我們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曆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内外各種風險挑戰的曆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确保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确保黨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曆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這實質上切合了“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重大時代課題的根本問題。

　　黨的十九大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義概括為“八個明确”，《決議》從三個重大時代課題的高度，把這一核心要義的“八個明确”拓新為“十個明确”。“十個明确”的新概括，集中體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的與時俱進、守正創新的理論品質。“十個明确”作為發展着的戰略思想和創新理念，是中國共産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是中國共産黨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新成就的集中體現，也是對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研究視界和理論境域的拓新，特别是對習近平經濟思想基本内涵和理論體系的升華。

　　二、中國式現代化“明确”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主題及發展目标

　　《決議》從“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重大時代課題的探索上，凸顯在“十個明确”中“中國式現代化”具有的核心要義理論地位。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砥砺奮進，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标。在接續邁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征程中，提出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鬥目标，以“中國式現代化”為新時代的發展目标，譜寫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新篇章。

　　“中國式現代化”賦予社會主義現代化以更加鮮亮的中國特色，賦予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更加顯著的中國底蘊。習近平總書記認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一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二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三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四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五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既切合中國實際，體現了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也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中國式現代化”立足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曆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在《決議》中，對“中國式現代化”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核心要義”的“明确”，指明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基本特征，也提出了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規定，夯實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

　　“中國式現代化”在目标内涵上，拓展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總體發展中，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課題；在戰略規劃中，升華了社會全面文明發展“新形态”的境界。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态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更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深化了中國共産黨對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主題”認識的境界。新時代的“中國式現代化”，升華了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使命和擔當。百年砥砺奮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核心内容，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則集中體現于社會主義現代化曆史進程中。為實現這一偉大夢想，中國共産黨領導全國人民，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驚天動地的發展奇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以英勇頑強的奮鬥向世界莊嚴宣告，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曆史進程！”這一“曆史進程”，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的思想精粹和理論主題。

　　三、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明确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根本特征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對社會主義的本質理論的新的闡釋。2012年12月，黨的十八大召開後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一是從社會主義本質的整體上，凸顯共同富裕所具有的“歸根結底”意義的“本質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制定“十四五”規劃時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衆的共同期盼。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從整體上，以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為根本手段，以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為根本前提，凸顯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二是從社會主義本質和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雙重意義上，凸顯共同富裕所具有的“奮鬥目标”意義上的“本質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讓廣大人民群衆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是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重要體現。”在提出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時，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強調的就是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性質，緊扣的是實現共同富裕本質要求具有的制度性、體制性的“本質要求”，從“本質要求”上對共同富裕的戰略性和方略性問題作出新的闡釋和新的部署。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以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重要特征的，強調的是全體人民的整體富裕，是人民群衆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各方面的全面富裕，是以共建共治共享為過程的、要分階段推進和實施的共同富裕。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向着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懈努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把脫貧攻堅作為重中之重，使現行标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成為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項重大舉措。進入“十四五”時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還将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要堅持不懈、堅定不移，更加積極、更有作為地朝着這個目标階段性地發展。

　　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确定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标中，鮮明地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質部分強調“紮實推動共同富裕”，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舉措。突出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它既指明了前進方向和奮鬥目标，也符合發展要求和發展規律，使得“十四五”規劃能保證沿着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堅實邁進。

　　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生相行，不僅是社會主義分配關系的要求，也是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總體上的根本要求。在對社會主義生産關系和分配關系的闡釋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堅持認為“生産資料所有制是生産關系的核心，決定着社會的基本性質和發展方向”；又強調指出“分配決定于生産，又反作用于生産，‘而最能促進生産的是能使一切社會成員盡可能全面地發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種分配方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社會對生産條件的分配，根本的就是對生産資料的“分配”，決定了人們在分配中的地位和方式；而社會既定的分配方式，又反作用于生産，決定社會成員在生産中的地位。習近平總書記由此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分配的“制度安排”問題，這就是：“我們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總體上的根本要求。

　　《決議》在對“十個明确”概括中提出：“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對三個重大時代課題的探索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聚焦點，“從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豐富了社會主義本質理論，對于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都有着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

　　四、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明确”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基本特征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主要規定作出新的闡釋，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肯定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産力發展水平相适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

　　《決議》從三個重大時代課題的結合上，在“十個明确”的概括中，把“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為“十個明确”之一單獨提出來。這一“明确”的要義在于：“使市場在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這一“明确”深化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立場、基本内涵和科學體系。

　　與黨十九屆四中全會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闡釋相比較，《決議》從核心要義上作出的新的概括主要在于：

　　一是對新發展階段及其戰略地位特征的概括。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經濟發展前景總體向好；在大力推進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中，在經濟結構、發展質量、效益提升和動力變革等方面，已經取得顯著成效和明顯進展。但是，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由于國内外經濟環境、條件等方面的變化，也存在諸多發展中的困難和挑戰、甚至危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今後一個時期，我們将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必須做好應對一系列新的風險挑戰的準備。”立足新發展階段，要從科技創新、産業發展、國内市場、深化改革、鄉村振興、區域發展，到文化建設、綠色發展、對外開放、社會建設、安全發展、國防建設等重點領域，作出整體的謀篇布局。

　　二是對新發展理念主導作用的概括。黨的十九大以來，新發展理念一直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國是衡論的中心議題。新發展階段在根本上就是“發展”的新階段，就是以新發展理念為主導的“新階段”。面對三個重大時代課題，“全黨必須完整、準确、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十九屆五中全會後，習近平總書記對新發展理念思想精粹作出的新的闡釋在于：其一，“從根本宗旨把握新發展理念”，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複興，這既是我們黨領導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新發展理念的“根”和“魂”。在新發展理念提出之初，習近平總書記就強調：“我們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從“根本宗旨”上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才能始終堅持隻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才能樹立正确的發展觀、現代化觀。其二，“從問題導向把握新發展理念”，堅持問題導向，更加精準地貫徹新發展理念，是新發展理念的基本觀點和根本方法，也是新發展階段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内在需要和根本要求。我國發展已經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要根據新發展階段的新要求，舉措要更加精準務實，切實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真正實現高質量發展。在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的發展過程中，堅持擴大内需這個戰略基點，發揮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導作用，依靠改革破除發展瓶頸、彙聚發展優勢、增強發展動力。其三，“從憂患意識把握新發展理念”，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樹立底線思維，也是新發展理念的基本觀點和根本方法。習近平總書記對新發展理念的新闡釋，包含了對三大時代課題中發展的主導作用的深刻闡釋。

　　三是對新發展格局整體要求的概括。新發展格局是“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戰略思想的體現。無論是“育新機”還是“開新局”，都有一個如何處理好經濟關系和經濟運行總體及其中各環節之間關系的問題。在發展格局的戰略思維上，要着力打通經濟運行和過程中生産、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及其聯系，在總體上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逐步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要使生産、分配、流通、消費更多地依托國内市場，全面開拓新發展階段中“育新機”和“開新局”的新優勢和新路向。要“堅持系統觀念”的原則，強調“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統籌國内國際兩個大局，辦好發展安全兩件大事，堅持全國一盤棋，更好發揮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積極性，着力固根基、揚優勢、補短闆、強弱項，注重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挑戰，實現發展質量、結構、規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統一”。

　　四是對高質量發展意義的概括。高質量發展要求是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過程中，确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我國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集中體現在發展質量上，要把發展質量問題擺在更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防範化解各類風險隐患、積極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沖擊挑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必須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該何為改革為主線，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切實轉變發展方式，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使發展成果更好惠及全體人民，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五是對統籌發展和安全關系的概括。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已經成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的戰略問題。“十四五”及其之後的一個很長的時期是我國各類矛盾和風險易發期，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我們必須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樹立底線思維，把困難估計得更充分一些，把風險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強弱項，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有效防範化解各類風險挑戰，确保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順利推進。十九屆五中全會對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等作出新的戰略部署，強調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築牢國家安全屏障。

　　五、黨對經濟工作全面領導“明确”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根本特征

　　在《決議》概括的十個“明确”中，第一個“明确”就是：“明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共産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全黨必須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同時，《決議》的十個“明确”也凸顯了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意義，提出“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方針，提出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深入推進反腐敗鬥争，落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

　　堅持黨對經濟工作全面領導，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本質特征和核心立場。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中，黨對經濟工作全面領導的“最本質的特征”，就在于“經濟工作是黨治國理政的中心工作，黨中央必須對經濟工作負總責、實施全面領導”。黨的十九大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些年，面對嚴峻複雜的國内外形勢，面對各種風險挑戰，我們都能夠笃定前行，從根本上講就是牢牢把住了黨的領導這一條，就是因為黨中央有權威。”2018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以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年的實踐為例，提出海南等經濟特區的發展“充分證明了無論改什麼、改到哪一步，都要堅持黨的領導，确保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确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黨對經濟工作全面領導，主要在于“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上。經濟特區健康發展就是“要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确保全面改革開放的正确方向。堅持黨的領導，全面從嚴治黨，是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關鍵和根本”。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特區處于改革開放前沿，對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有着更高要求。廣大黨員、幹部要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緻，自覺站在黨和國家大局上想問題、辦事情，在踐行‘四個意識’和‘四個自信’上勇當先鋒，在講政治、顧大局、守規矩上做好表率。”

　　堅持黨對經濟工作全面領導，要堅持不斷改善黨的領導，不斷适應經濟發展和改革的實踐和人民的要求，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組織體系、制度體系和工作機制等各個方面和各個環節的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們完善黨中央領導經濟工作的體制機制，加強黨中央對發展大局的分析和把握，及時制定重大方針、重大戰略，作出重大決策，部署重大工作，确保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落到實處，保證我國經濟沿着正确方向發展。”面對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新情況和新任務，必須切實把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改進領導經濟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切實把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黨對經濟工作全面領導，突出體現在黨對國有企業的全面領導。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産保值增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懷疑、唱衰國有企業的思想和言論都是錯誤的”，應該始終堅持“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必須一以貫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也必須一以貫之。”加強國有企業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要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結構調整、戰略性重組，促進國有資産保值增值，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有效防止國有資産流失。要切實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全面領導，從組織上、制度上、機制上确保國有企業黨組織的領導地位，充分發揮企業黨委（黨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的領導作用。要堅持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方向，把加強黨的領導和完善公司治理統一起來，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内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明确和落實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确保國有企業黨委（黨組）領導作用發揮組織化、制度化、具體化。

　　《決議》中“十個明确”對三個重大時代課題的新判斷和深入探索，豐富和創新了習近平經濟思想，升華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

　　作者簡介 顧海良，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

　　

　　文章來源 | 《經濟學動态》2021年第12期。

　　

　　排版 | 陳藝文

　　審核 | 陳培永 曲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