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以“黨的曆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和“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曆史”這三個“曆史”及其内在聯系為主線，對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經曆的四個時期取得的偉大成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生的三次曆史性飛躍及其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作出系統闡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在新時代新的實踐和新的理論探索中形成的“十個明确”和十三個方面的成就，為确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确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提供了充分的實踐根據和堅實的理論精髓。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也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今世界發展的新的形态，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毛澤東思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兩個确立 21世紀馬克思主義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文獻，有着政治的、思想的重要意義，也有着理論的、學術的重要意義，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和理論的學術研究同樣有着學理上的指導意義，深化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的學術視界和學理依循。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三個“曆史”的探索

習近平在對深化黨史學習教育問題闡釋時指出：“我們黨的曆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曆史。”[1]這裡提到的“黨的曆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和“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曆史”這三個“曆史”及其内在聯系問題，是習近平關于中國共産黨曆史觀的重要内容，貫穿于中國共産黨百年曆程中三個“決議”的思想挈領和理論主線，是深入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理論和現實的基本遵循。

這裡提到的三個“決議”，是指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和2021年11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中國共産黨正是在對三個“曆史”及其内在聯系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實質的探索中，對黨的自身曆史作出總結，對黨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作出概括，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接續發展和新的飛躍作出升華，從而在黨的曆史發展的重要關頭，提升黨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達到全黨思想和行動的統一，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時期始終發揮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引領作用。

第一個《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是在抗日戰争即将取得最後勝利，新民主主義革命将進入決戰的關鍵時刻形成的曆史決議。其中，在對1921年至1945年黨的曆史的回顧中指出：黨經過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戰争“三個曆史時期”，由于堅持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路線，并向一切與之相反的錯誤思想作了堅決的鬥争，“黨才在三個時期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達到了今天這樣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空前的鞏固和統一，發展為今天這樣強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餘萬黨員，領導了擁有近一萬萬人民、近一百萬軍隊的中國解放區，形成為全國人民抗日戰争和解放事業的偉大的重心”。[2](P73-74)從黨的曆史總結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就是：“全黨已經空前一緻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确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2](P111)盡管“毛澤東思想”是在之後召開的黨的七大正式提出的，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地位在遵義會議後已經逐步确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也已經得到确立。這是這一時期三個“曆史”及其内在聯系發展的必然結果。

第二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關鍵時刻形成的曆史決議。其中，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長達60年的曆史回顧中，重點是在對新中國成立後32年的曆史回顧中，凸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性成就。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28年曆史回顧中提出：“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正确道路。這對于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發展是一個重大的貢獻。”[3](P184)在對新中國成立以後32年黨的曆史的總體評價中指出：“中國共産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曆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曆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3](P185)由此提出馬克思主義曆史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結論，即“必須珍視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把馬克思列甯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切積極成果，在新的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這些成果 ，以符合實際的新原理和新結論豐富和發展我們黨的理論，保證我們的事業沿着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繼續前進”。[3](P211)在一年之後召開黨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和理論問題，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的曆程。

在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中，三個“曆史”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實質得到更為顯著的彰顯和昭示。

首先，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對中國共産黨曆史的四個時期及其“四個偉大成就”作出闡釋。這就是黨領導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創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自信自強、守正創新，創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4](P1-2)

其次，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性飛躍為主線，凸顯了四個曆史時期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三次曆史性飛躍之間的關系。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甯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确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新的實踐和時代特征出發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發展戰略、政治保證、祖國統一、外交和國際戰略、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再次新的飛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的飛躍。

再次，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闡釋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偉大的曆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統籌國内國際兩個大局，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統攬偉大鬥争、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曆史性成就、發生曆史性變革。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從三個“曆史”的内在聯系上，全面闡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核心要義的“十個明确”，全面闡釋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取得的十三個主要方面的偉大成就。

習近平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的主要創立者，也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的主要創立者。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從三個“曆史”的結合上，提出确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的“兩個确立”，是對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過程和理論過程作出的科學判斷，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願，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曆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

最後，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從中國共産黨的曆史、理論和現實發展的結合上，以“三史”的内在聯系為主線，從黨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的高度，對“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的曆史意義”和“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的曆史經驗”作出闡釋，無論是“曆史意義”的五個方面，還是“曆史經驗”的十個方面，都深刻地蘊含着并全面地展現了中國共産黨的曆史輝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智慧及其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的結晶。

二、中國革命和建設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性飛躍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曆史性飛躍的顯著标識。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展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但沒有停止于此。新中國成立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思想接續發展，因勢而新、與時俱進，繼續延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性飛躍的過程，拓展中國共産黨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的境界。

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曆史闡釋中指出，這一時期中國共産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争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4](P3)這一曆史過程，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過程，也是中國共産黨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的過程。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在革命鬥争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把馬克思列甯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對經過艱苦探索、付出巨大犧牲積累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确革命道路，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指明了正确方向。”[4](P7)

1938年10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已經向全黨明确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毛澤東指出，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馬克思列甯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對于中國共産黨來說，最根本的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5](P651)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深化了三個“曆史”内在聯系的意蘊，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自覺、政治自覺和理論自覺。

《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開宗明義，一開始就提出：“中國共産黨自一九二一年産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2](P73)在對毛澤東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的傑出貢獻的闡釋中，這一《決議》強調：“黨在奮鬥的過程中産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國無産階級和中國人民，将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科學理論，創造地應用于中國這樣的以農民為主要群衆、以反帝反封建為直接任務而又地廣人衆、情況極複雜、鬥争極困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光輝地發展了列甯斯大林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學說和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學說。”[2](P73)得出的重要結論就是：“我黨終于在土地革命戰争的最後時期，确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産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2](P75)毛澤東在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地位的“确立”，是這一決議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核心要義，也是黨對三個“曆史”及其内在聯系把握的必然選擇。

1945年4月至6月召開的黨的七大，确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确立了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産黨指導思想的地位。黨的七大對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内容作出九個方面的概括，它們是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分析、新民主主義理論與政策、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革命戰争的理論與政策、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文化的理論與政策。這些内容系統回答了中國革命的社會曆史環境、經濟文化基礎，以及革命性質、基本動力、鬥争形式、發展道路、奮鬥目标和領導力量等一系列基本問題。這些理論及其相應的政策和策略，“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這是中國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現和理論上的最高概括”。[2](P391)

新中國成立後，在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産黨面臨的主要任務，就是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接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在這一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的進程，特别是在黨的八大前提出的“第二次結合”的思想原則，為毛澤東思想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這些形式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6](P93)在“從後思索”中，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性飛躍作出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得到更為全面、準确的闡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思想“以獨創性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内容，作出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關于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關于政策和策略、關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關于黨的建設六個方面的新概括，提出了毛澤東思想具有的實事求是、群衆路線、獨立自主三個方面的“活的靈魂”的新概括。

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對毛澤東思想中“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作出闡釋，特别強調毛澤東思想在“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曆史階段，嚴格區分和正确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處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大關系，走出一條适合我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尊重價值規律，在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等方面獨創性理論，提出“這些獨創性理論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導意義”。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甯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以毛澤東思想為标識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貫穿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整個曆史過程。

三、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新的飛躍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是以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起點的。自這之後的30多年間，中國共産黨以“第二次結合”為根本遵循，繼續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确道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使人民擺脫貧困、盡快富裕起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

新時期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時期。在這一時期，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曆史經驗，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創立了鄧小平理論。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重大問題的科學回答中，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黨的十六大以後，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推進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深刻認識和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形成了科學發展觀。

從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學發展觀，是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的思想過程。黨的十五大最先對這一過程的開端——鄧小平理論的曆史地位作出闡釋，最先提出“馬克思列甯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有兩次曆史性飛躍，産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确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它的主要創立者是毛澤東，我們黨把它稱為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它的主要創立者是鄧小平，我們黨把它稱為鄧小平理論。”[7](P9)這是中國共産黨首次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過程概述為“兩次曆史性飛躍”，即以毛澤東思想為顯著标識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和以鄧小平理論創立為顯著标識的第二次“曆史性飛躍”，“兩次曆史性飛躍”對應于“兩大理論成果”。在這裡，“兩次曆史性飛躍”與“第一次飛躍”和“第二次飛躍”具有同樣的内涵。 

黨的十七大在概括新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過程時，首次把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統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内的科學理論體系”；強調“這個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産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最可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8](P9)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概括，既凸顯了鄧小平理論在這一理論體系形成中的開創性的貢獻，又彰顯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在這一理論體系接續發展中推進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上的重要建樹，從曆史邏輯、實踐邏輯和理論邏輯的統一上，全面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實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内在統一性，在黨領導全國人民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上，得到最為集中的體現。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指出：“這個時期，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創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我國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曆史性轉變，實現了從生産力相對落後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曆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曆史性跨越，推進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以英勇頑強的奮鬥向世界莊嚴宣告，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一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指引中國發展繁榮的正确道路，中國大踏步趕上了時代。”[9](P8-9)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内在統一性，也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性飛躍的偉大進程中，得到最為科學的證明。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指出：“這一時期，中國共産黨從新的實踐和時代特征出發，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發展戰略、政治保證、祖國統一、外交和國際戰略、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問題，形成了包含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在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9](P8-9)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繼毛澤東思想之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的飛躍”，突出地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思想淵源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與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思想體系；二是在理論創新和創造主體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以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為主要代表的幾代中國共産黨人，帶領全國人民砥砺奮進，是堅持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思想智慧和結晶；三是在理論主題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主題，在走向21世紀之際，更強調“奮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标，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不斷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打下堅實基礎”；[10](P526)四是在指導意義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是貫穿于整個新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輝煌成果；五是在理論品質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守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是馬克思主義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

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新的飛躍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新時代，中國共産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标，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新征程，朝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宏偉目标繼續前進。黨領導人民自信自強、守正創新，創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這一新的飛躍，首先是以新的曆史方位的變化為根本依據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以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時代曆史方位判斷為基礎，從“統籌把握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把新時代“新的曆史方位”的特征概括為“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時代，是我國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4](P23)新時代的這些特征，揭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的現實根據和基本依據。

這一新的飛躍，也是以新時代中國共産黨需要回答的新的時代課題為根本要求和理論需要的。新時代是新時期的繼續，新時期向新時代的進發，中國共産黨面對的時代課題發生了重要變化。在新時期，中國共産黨面對的時代課題，主要是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課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在對這些重大課題的深邃思考和科學判斷中，實現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成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曆史性飛躍的全部過程。在新時代，中國共産黨面對的時代課題，主要是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重大課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在對這些重大課題的深邃思考和科學判斷中，實現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開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的進程。

這一新的飛躍，更是以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對一系列原創性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成功探索為實踐基礎和事實根據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深刻總結并充分運用黨成立以來的曆史經驗，從新的實際出發，砥砺前行、不斷進取，在達到第一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标，勝利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銳意創新、不斷奮進，開創了新發展階段實現第二個一百年奮鬥目标，向全面建成社會現代化強國進軍的新局面。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将在新時代新的實踐過程和新的理論探索中不斷地推進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黨的十九大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義和理論精髓作出“八個明确”的概括；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依據黨的十九大以來對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重大課題的思考和判斷，進一步作出“十個明确”的新概括。這一新概括的理論特征在于：

第一，凸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思想。在“十個明确”中，列入第一個明确的是：“明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共産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全黨必須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同時，把“全黨必須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看作是“八個明确”中“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突出政治建設在黨的建設中的重要地位”[11](P14)的要求明确下來、落到實處。

第二，凸顯了“中國式現代化”在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的重要意義。“中國式現代化”賦予社會主義現代化以更加鮮亮的中國特色。在對“中國式現代化”基本特征概述時，習近平指出：“中國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12]這一概述，既指明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基本特征，也提出了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規定，開辟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

第三，凸顯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理論要義。“十個明确”提出：“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4](P24)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彰顯了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智慧。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聚焦點，進一步明确為人民謀幸福的着力點，對于凝聚人心、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對于團結奮進、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都有着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

第四，強調了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意義。“十個明确”強調：“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4](P25)

第五，凸顯了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意義。“十個明确”提出：“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方針，提出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深入推進反腐敗鬥争，落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4](P25)

從“八個明确”到“十個明确”，集中體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的與時俱進、守正創新的理論品質；這些發展着的戰略思想和創新理念，是中國共産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也是中國共産黨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新成就的集中體現。

五、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與21世紀馬克思主義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這裡所說的“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基于馬克思主義曆史發展和現實進路兩個方面内在聯系和相互結合得出的概念，是對當今世界馬克思主義發展主題的理論概括。

從馬克思主義曆史發展來看，19世紀40年代至19世紀末，是馬克思主義創立時期。這一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最顯著的就是恩格斯作了概括的兩個“偉大的發現”，得出的最重要理論就是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結論。不管是從“資産階級的滅亡和無産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13](P43)還是從“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态，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産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産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13](P592)來看，歸根到底，資本主義必然向社會主義過渡就是19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主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理和科學精神，不僅确立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本質規定，而且還為20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方法依循。

20世紀是馬克思主義曆史發展的第一個完整的世紀，也是馬克思主義具有的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作用凸顯而出的世紀。列甯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形态，它們承繼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理論主題，并将其推進到社會主義如何取代資本主義的新的理論主題，升華了20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境界。

20世紀初，列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俄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對像俄國這樣的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如何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如何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問題作出了創造性的探索。這種探索，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馬克思主義時提出的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理論的赓續和創新。從“必然取代”上升到“如何取代”，首次提出和回答了社會主義在一國、特别是在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首先取得革命勝利并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持續發展的新課題。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俄國蘇維埃政權的發展，是列甯主義作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的标志。

同樣，中國共産黨成立以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堅持把馬克思列甯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勵精圖治、不懈奮進，走出了一條具有顯著的中國特點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并在“第二次結合”中，進一步推進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和發展，對社會主義如何取代資本主義的方式和道路問題，作出了一系列創造性的探索。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道路的成功探索，使得毛澤東思想同列甯主義一樣，成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

20世紀50年代中期之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并存的世界格局開始形成。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潮流湧起，使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并存的特征，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文化上都越來越顯著地得以表現。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馬克思主義還行不行的問題，成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重大問題。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曆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曆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曆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3](P641)面對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中國共産黨毫不動搖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開放，堅決排除各種幹擾，從容應對因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挫折而形成的“并存”格局的深刻變化及其産生的種種困境，矢志不移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世界發展的一系列根本問題作出中國共産黨人的回答。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命運早已同中國共産黨的命運、中國人民的命運、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它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在中國得到了充分檢驗，它的人民性和實踐性在中國得到了充分貫徹，它的開放性和時代性在中國得到了充分彰顯！”[11](P427)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提出：“中國共産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實際出發，洞察時代大勢，把握曆史主動，進行艱辛探索，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指導中國人民不斷推進偉大社會革命。中國共産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14](P12-13)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在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新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也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今世界發展的新的形态，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

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在對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的“曆史意義”和“曆史經驗”的總結中，特别是在對“黨的百年奮鬥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和“黨的百年奮鬥深刻影響了世界曆史進程”的“曆史意義”的總結中、在對“堅持胸懷天下”的“曆史經驗”的總結中，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内涵作出深刻闡釋，彰顯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題和思想主旨。

第一，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提出：“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學真理。同時，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從理論到實踐都需要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極為艱巨、極具挑戰性的努力。”[4](P63)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同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密切相連，它們面臨着共同的時代課題、承當着共同的時代任務，具有共同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觀點。

第二，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一百年來，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用博大胸懷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理論引領偉大實踐”。[4](P6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理論，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時代化”，“也是面向整個世界的‘時代化’問題，具有21世紀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的意蘊”。在“用博大胸懷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過程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有着鮮亮的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底色。

第三，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斷取得成功，使馬克思主義以嶄新形象展現在世界上，使世界範圍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态、兩種社會制度的曆史演進及其較量發生了有利于社會主義的重大轉變。”[4](P63-64)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所證明的是，隻要我們勇于結合新的實踐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善于用新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就一定能夠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展現出更強大、更有說服力的真理力量。這一思想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發展的新的實踐、創立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理論方向，成就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形态。

第四，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提出：“一百年來，黨既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也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以自強不息的奮鬥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4](P64)中國共産黨的百年奮鬥，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探索中的偉大成就和成功經驗，“深刻影響了世界曆史進程”，确立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主題和方向。

第五，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4](P64)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和現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既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力量和思想智慧的顯著标志，也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新形态的标識。

第六，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解決人類重大問題，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成為推動人類發展進步的重要力量。”[4](P64)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是對馬克思、恩格斯世界曆史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并存”格局所作的曆史判斷，是基于馬克思、恩格斯世界曆史理論的現實的科學判斷，彰顯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曆史觀。

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還以“堅持胸懷天下”為“十個曆史經驗”之一個方面，對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内涵作出闡釋。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提出：“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黨始終以世界眼光關注人類前途命運，從人類發展大潮流、世界變化大格局、中國發展大曆史正确認識和處理同外部世界的關系，堅持開放、不搞封閉，堅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堅持主持公道、伸張正義，站在曆史正确的一邊，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隻要我們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發展維護世界和平，同世界上一切進步力量攜手前進，不依附别人，不掠奪别人，永遠不稱霸，就一定能夠不斷為人類文明進步貢獻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曆史車輪向着光明的前途前進。”[4](P68-69)這一闡釋，既是中國共産黨對自身百年奮鬥的曆史經驗的總結，也是中國共産黨對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旨和實踐路向的深刻感悟。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中國共産黨在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上的顯著标識，成就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輝煌成就，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在新世紀發展的最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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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作者簡介
顧海良，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

文章來源 |《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1年第11期。

 

排版 | 陳藝文

審核 | 陳培永 曲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