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和《法蘭西内戰》中，馬克思分析了無産階級政黨在反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鬥争中從自在走向自為的過程。資産階級共和派、小資産階級民主派、農民，不但沒能打倒反而幫助了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但是，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對中等工商業者、小資産階級、農民的剝奪終将會使各中間階級從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後備軍轉變為無産階級的後備軍，而無産階級政黨也将從被各中間階級孤立到獲得對各中間階級的領導權的過程中，從自在走向自為。無産階級政黨隻有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聯合小資産階級民主派和資産階級共和派，形成革命的聯合陣線，才有可能把各中間階級的順次失敗轉變為共同的勝利。馬克思在對19世紀法國革命的分析中所确立的無産階級政黨的成長邏輯，在列甯領導的十月革命和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得到了成功地踐行，而在當下西方所主導的金融資本帝國大變局的時代，這一邏輯将再次獲得其理論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無産階級政黨  自在  自為  邏輯  金融資本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和《法蘭西内戰》（以下統稱“法國史三書”）中，馬克思分析了1848年至1871年的法國階級鬥争。“法國史三書”中論及的法國政治黨派主要為正統派、奧爾良派、秩序黨、王朝反對派、資産階級共和派和山嶽派。正統派代表法國大地主貴族和高級僧侶的利益；奧爾良派代表金融貴族等大資産階級的利益；秩序黨是六月事變後由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暫時聯合組成的政黨，主要代表大地主貴族、金融貴族等大資産階級的利益，路易·波拿巴政變後，秩序黨最終被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抛棄；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抛棄秩序黨之後轉而支持路易·波拿巴，借助波拿巴政體進行統治。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是法國社會的真正統治者，無論政治形式怎麼變化，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統治地位都未被撼動。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在階級鬥争各個階段的作用，是理解“法國史三書”的邏輯主線。

　　一、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對法國的統治

　　資本主義社會的真正統治階級是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金融貴族包括銀行家、與銀行家相聯系的部分工商業資産階級及部分資産階級化了的大土地所有者。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剝削社會各階級，他們不僅榨取無産階級的剩餘勞動，而且通過國債、稅收等形式對農民進行殘酷剝削，還控制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國家機器。

　　第一，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在法國社會中的支配地位。在“法國史三書”中，馬克思對資産階級内部進行了區分，将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與中等資産階級區分開來。馬克思指出：“在路易-菲力浦時代掌握統治權的不是法國資産階級，而隻是這個資産階級中的一個集團：銀行家、交易所大王、鐵路大王、煤鐵礦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與他們有聯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謂金融貴族。他們坐上王位，他們在議會中任意制定法律，他們分配從内閣到煙草專賣局的各種公職。”[1]馬克思認為：“一般來說，大地産與金融貴族結成聯盟，是一種正常現象。英國就是一個證明，甚至奧地利也是證明。”[2]在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支配下，中等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農民等構成了廣大的中間階級，而無産階級構成了社會的革命階級。

　　第二，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對法國生産者階級的剝奪。金融貴族貪圖不靠生産而靠巧騙他人現有的财産來發财緻富，而“投機得來的财富自然要尋求滿足，于是享樂變成放蕩，金錢、污穢和鮮血彙為一流。金融貴族，不論就其發财緻富的方式還是就其享樂的性質來說，都不過是流氓無産階級在資産階級社會上層的再生罷了。”[3]金融貴族的統治“損害商業、工業、農業、航運業，即工業資産階級的利益。”[4]金融貴族“制造國債券行價的突然急劇的波動，這種波動每次都會使許多較小的資本家破産，使大投機者難以置信地暴富起來。”[5]在危機時代，“大批小雜貨商和小店主被大公司的競争弄得傾家蕩産。”[6]農民階級在經濟上也成為金融貴族剝削的對象：“農民所受的剝削和工業無産階級所受的剝削，隻是在形式上不同罷了。剝削者是同一個：資本。單個的資本家通過抵押和高利貸來剝削單個的農民；資本家階級通過國家賦稅來剝削農民階級。”[7]遭受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盤剝的中等資産階級又加強了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因而使社會矛盾極其尖銳。

　　第三，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對法國公共權力的控制。國家機器成為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在直接經濟剝削之外對人民進行第二重剝削的手段。集權的官僚機構是“資産階級創造的，最初作為破壞封建制度的手段，後來作為壓制生産者即工人階級的解放要求的手段。曆次的反動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隻是把這一組織起來的權力——組織起來奴役勞動的暴力——從這一手中轉到另一手中，從統治階級的這一集團轉到另一集團。這個組織起來的權力一直是統治階級進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8]金融貴族還借助國債制度對社會生産者階級進行剝奪。馬克思在分析法國金融貴族阻止财政制度的變革時，指出：“與國家财政必然聯系着的是國家債務，與國家債務必然聯系着的是國債投機買賣的統治，是國債債權人、銀行家、貨币經營者和交易所豺狼的統治。”[9]“國家财産落到金融貴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有增無已的國家負債狀态。而這種國家負債狀态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國家支出始終超過收入，在于失衡，而這種失衡既是國債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結果。”[10]“國家負債倒是符合資産階級中通過議會來統治和立法的那個集團的直接利益的。國家赤字，這正是他們投機的真正對象和他們緻富的主要源泉。”[11]“正如統治階級在整個國家支出和國債方面進行掠奪一樣，它在鐵路建築方面也進行掠奪。議會把主要開支轉嫁于國家而保證投機的金融貴族得到黃金果。”[12]金融貴族借助國債制度把國家拖入貧困的狀态，而國家又以向其他階級征稅的形式把負擔轉嫁給社會，最後由農民、小資産者等中間階級和工人階級為國債“買單”。國債制度成為金融貴族支配政府并通過政府剝奪社會的手段。

　　第四，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支配下的法國對外關系。馬克思指出：“共和國隻能是一切保皇派——正統派、奧爾良派、波拿巴派——聯合起來進行的隐名恐怖統治，其最終目标是跨入某種形式的帝國；這是階級的隐名恐怖統治，在完成其肮髒使命之後，必将開成一朵帝國之花！”[13]馬克思這裡所說的“某種形式的帝國”，就是金融貴族幕後統治的帝國，就是金融資本把自身統治延伸到國際關系中的一種統治形式。金融貴族不僅積極謀取法國的政治統治權，同時還嘗試建立國際性的政治統治聯盟。馬克思認為，“在現代最驚心動魄的這場戰争結束後勝敗兩軍聯合起來共同殺戮無産階級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事件，······階級的統治再也不能拿民族的軍服來掩蓋了；面對無産階級，各民族政府乃是一體！”[14]馬克思指出，愛國主義“對各類‘國有’财産的實際所有者說來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們的金融、商業和工業活動已帶有世界的性質，這種愛國主義現在已隻剩下一個騙人的幌子。”[15]法國的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甚至不惜借助外國勢力對國内戰争進行幹預。“隻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國，财富占有者才有希望把他們自己所發動的戰争的費用轉嫁到财富生産者的肩上。所以，法國的大破産就促使地産和資本的這班愛國的代理人，在外國侵略者的監視和卵翼下把對外戰争變成一場國内戰争——一場奴隸主叛亂。”[16]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在積極謀求國際聯合統治的同時，大力反對國内國外的革命民主主義。

　　第五，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對法國社會觀念和意識形态的支配。金融貴族借助自身所控制的報刊來操縱輿論，并采取作者署名和保證金制度打擊革命報刊。在一定的條件下，資産階級共和主義的意識形态對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統治是有害的，如果有可能，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就不惜動用“反動”手段，求助于更保守的意識形态和統治形式。“秩序黨似乎是永遠忙于‘反動’，而這種‘反動’完全像在普魯士一樣，是針對新聞出版、結社等等的，并且還像在普魯士一樣，是以官僚、憲兵和法庭進行粗暴的警察幹涉的方式實現的。”[17]在波拿巴當政時期，議會外的大資産階級“對總統奴顔婢膝，诋毀議會，粗野地對待自己的報刊，要求波拿巴壓制和消滅資産階級中從事宣講和寫作的分子，即資産階級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資産階級的講壇和報刊，以便能夠在不受限制的強硬的政府的保護下安心地從事他們私人的事情。”[18]如果形勢不允許大資産階級尋求反動的統治形式，那麼大資産階級也會用自由資産階級的觀念來腐蝕民衆，這時候，大資産階級憑借家庭、财産、所有權等觀念的宣傳，獲得中等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和農民的支持，為其統治尋求意識形态支持。正如馬克思分析的，“秩序黨擁有巨額資金，它在法國各地都成立支部，以薪金豢養舊社會的一切意識形态家，控制着現政權的勢力，在衆多的小資産者和農民中擁有不領薪的奴仆大軍，這些小資産者和農民對革命運動還很疏遠，把地位顯赫的大财主看做是他們的小财産和小偏見的天然代表。”[19]

　　二、中間階級的相互傾軋反而鞏固了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統治

　　金融資本和土地貴族支配産業、商業和信用，支配地産、鐵路和礦山，支配股份公司和股票投機，支配國債、财政和稅收，剝削國民、盜竊國庫，引起中等工商業者、小資産階級、農民等中間階級的不滿。中間階級占據着社會人口的大多數，在政治舞台上是一股很強大的勢力。但是，由于中間階級的階級利益的狹隘性，因不了解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經濟政治本性，因自身的抽象共和主義、主觀社會主義、對拿破侖皇帝的迷信等各色幻想，不僅沒有打倒反而直接或間接地鞏固了自己的對手即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統治。

　　第一，純粹共和派的抽象共和理念，把二月革命後的法國政治引向了大資産階級的專政。1848年二月革命後，占壓倒優勢的是資産階級共和派。資産階級共和派也即國民報派代表工業資産階級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利益。純粹共和派離開階級關系抽象談人，從抽象人的基礎上引申出所謂的自由、民主和博愛等幻想。純粹共和派“把現代社會理想化，描繪出一幅沒有陰暗面的現代社會的圖畫，并且不顧這個社會的現實而力求實現自己的理想。”[20]這些抽象的詞藻和虛無缥缈的概念，正好符合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統治的需要。二月革命後，臨時政府不但沒有合法地讓銀行破産，反而規定銀行券強制流通，“于是二月革命就直接地鞏固和擴大了它本來應該推翻的銀行統治。”[21]資産階級共和派以立法方式禁止征收累進稅，而“其實累進稅不僅是在現存生産關系範圍内或多或少可行的一種資産階級的措施，并且是唯一能使資産階級社會各中間階層依附‘正直的’共和國，減少國家債務并抵制資産階級中反共和主義多數派的手段。”[22]在政治上，純粹共和派試圖“依靠自己的柔順和不對抗的生存方式來謀求生存并消除對抗”。[23]純粹共和派的保守性和軟弱性使其所積極主張的共和國，也隻能轉化為大資産階級的統治形式，并使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在共和國中重新獲得支配地位。在資産階級共和國的形式下，支持正統王朝的土地貴族和支持七月王朝的金融貴族聯合成了統一的秩序黨，把議會中的純粹共和派排斥出去，而純粹共和派“在勝利後幾個星期就從一個政黨降為一個派别了”[24]。共和國并不是抽象公民的普遍共和，而變成了大資産階級的共和，變成了大資産階級内部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兩個集團的聯合統治。

　　第二，小資産階級民主派鬥争目标、手段和效果的局限性。賴德律-洛蘭是民主派小資産階級的主要人物，山嶽派代表中小資産階級民主派的利益。小資産階級民主派的領導人是半保守、半革命和全然空想的改良家。馬克思指出：小資産階級民主派無論“提出什麼辦法來達到這個目标，無論目标本身塗上的革命顔色是淡是濃，其内容始終是一樣的：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但是這種改造始終不超出小資産階級的範圍。”[25]馬克思在分析小資産階級代表人物時指出，“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個人的地位來說，他們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們成為小資産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這樣一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産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也就是小資産者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26]小資産階級民主派對私有财産的捍衛，正保護了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借以統治的制度前提；小資産階級民主派對合法性鬥争的崇拜，客觀上方便了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對暴力機器的支配；小資産階級民主派鬥争的成效是有限的，卻遮蔽了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與社會利益之間矛盾的深刻性，轉移了社會生産者階級的鬥争視線。

　　第三，農民階級在絕望中從客觀上幫助了自己的敵人。馬克思認為法國的農民“就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彙集而成的那樣”[27]。“農民的所有權是資本迄今為止用來支配農民的一種符咒；是資本用來唆使農民反對工業無産階級的一個借口。”[28] “農民的小塊土地現在隻是使資本家得以從土地上榨取利潤、利息和地租，而讓農民自己考慮怎樣去掙自己的工資的一個借口。·····受到資本這樣奴役的小塊土地所有制(而它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招緻這樣的奴役)使法國的一大半國民變成穴居人。”[29]各個小農彼此間隻存在地域的聯系，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系，形成全國性的聯系，形成政治組織，他們既是一個階級，又不是一個階級。農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農民被動地充當了第二帝國的經濟基礎，充當了與社會分離而獨立于社會之上的國家的那最後一次勝利的經濟基礎。”[30]

　　第四，各中間階級對無産階級的防範及其相互之間的傾軋。在與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鬥争中，本該聯合起來的各中間階級，由于自身混亂的階級意識，對主要敵人的不了解，加之受資産階級共和派及其知識分子鼓吹的抽象的民主、自由和博愛等概念的誤導，使各階級形成了共和主義的幻覺，而這些恰好被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所利用，為人為制造各階級之間的矛盾、分化瓦解革命勢力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和條件。純粹的共和派急于除掉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各派，充當了舊社會反對革命無産階級的急先鋒，“實際上是為大資産階級的利益而犧牲了小資産階級”[31]。民主派小資産階級的目的是“利用無産階級，但是不讓它構成危險”[32]。無産階級成為小資産階級實現政治目标的工具，同時處處被小資産階級所提防。1848年六月事變時，資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以國民自衛軍為代表同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軍隊聯合起來反對無産階級。資産階級故意制造輿論污蔑“國家工場”，小資産者将自己的窮困歸咎于“國家工場”，農民誤認為自己不堪重負的賦稅是為無産階級的社會福利買單。主客觀原因共同導緻了各中間階級與無産階級的矛盾，瓦解了二者之間可能的聯合。

　　第五，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勢力不但沒有得到削弱，反而重新得到鞏固。資産階級共和派、小資産階級民主派和無産階級彼此之間互相傾軋，被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所利用。“正統派、奧爾良派、波拿巴派、别動隊、山嶽黨、各個俱樂部——大家都在這一天進行密謀活動，既起勁地反對自己假想的敵人，又起勁地反對自己假想的同盟者。”[33]“從1848年12月20日到1849年5月制憲議會解散這個時期，包括了資産階級共和派滅亡的曆史。資産階級共和派為資産階級建立了共和國，把革命無産階級趕下台，一時堵住了民主派小資産階級的嘴，此後自己也就被資産階級群衆所排斥，這批資産階級群衆有權利把共和國據為自己的财産。”[34]馬克思這裡所謂資産階級群衆，就主要是指大資産階級。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統治比先前任何時候都更加穩固。在《法蘭西階級鬥争》第三章，馬克思強調，“我們的全部叙述都已經表明，共和國從它存在的頭一天起就不僅沒有推翻金融貴族，反而鞏固了它的地位。”[35]在《法蘭西階級鬥争》第四章，通過引用1850年法蘭西銀行商業繁榮的例子，馬克思指出，“金融貴族不僅沒有被革命推翻，反而更加鞏固了。”[36]波拿巴雖然當選為總統，但其隻不過是秩序黨的一個傀儡。“這樣，秩序黨就掌握了政府權力、軍隊和立法機關，一句話，掌握了全部國家政權。”[37]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四章的結尾，馬克思再次強調了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勝利，“秩序黨好像是用5月31日的選舉法加倍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因為它已經把國民議會議員的選舉和共和國總統的選舉轉交給社會的保守部分了。”[38]

　　三、各中間階級的順次失敗使其成為無産階級的潛在同盟軍

　　在與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鬥争中，各中間階級都在鬥争中失敗了，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統治雖然變換了政治形式，但是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支配地位并沒有改變。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壓榨和盤剝，使各中間階級從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後備軍轉變為無産階級的潛在同盟軍。馬克思“逐一考察過農民、小資産者、整個中間等級如何逐漸向無産階級靠攏，如何迫于形勢而同正式共和國公開敵對，如何被共和國當做敵人來對待”[39]。

　　第一，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統治把革命的條件再生産出來。社會各階級都承受着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不同形式和不同層次的壓迫，“金融貴族過着糜爛生活，人民卻在為起碼的生計而掙紮！”[40 ]“帝國在經濟上毀了他們，因為它大肆揮霍社會财富，慫恿大規模的金融詐騙，支持人為地加速資本的集中，從而使他們遭受剝奪。帝國在政治上壓迫了他們，它的荒淫無度在道義上震驚了他們。”[41]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剝奪性和寄生性的本質是導緻其他社會階級的生存條件每況愈下的根本原因。隻要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支配地位沒有被撼動，革命的環境和條件必然再産生出來。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寄生本性、積累邏輯和支配地位是法國曆次經濟危機的根源，而愈演愈烈的社會革命将是其必然結果。

　　第二，農民階級向無産階級的靠攏。農民在不斷增加的抵押、高利貸和賦稅的重壓下，在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一次又一次的欺騙與利用後徹底失望了。“議會制共和國三年的嚴酷統治，使一部分法國農民擺脫了對于拿破侖的幻想，并使他們(雖然還隻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是，每當他們發動起來的時候，資産階級就用暴力把他們打回去。在議會制共和國時期，法國農民的現代意識同傳統意識展開了鬥争。”[42]波拿巴王朝代表的是帶有迷信、偏見和過去色彩濃厚的保守的農民，但是，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嚴酷統治，使農民認清了波拿巴皇帝并不代表自己的利益，進而逐步向革命民主主義的農民轉化。“真正的偉大的拿破侖在聖赫勒拿島上曾經說過，恢複葡萄酒稅是使他垮台的最大原因，因為這使法國南部的農民脫離了他。”[43]“四十五生丁稅，對于法國農民是個生死問題，而法國農民又把它變成了共和國的生死問題。”[44]農民将無産階級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領導者，并在行動上轉而支持無産階級的革命鬥争。馬克思指出，“隻有反資本主義的無産階級的政府，才能結束農民經濟上的貧困和社會地位的低落。”[45]随着政治運動的發展，“很大一部分農民和外省已經革命化了。他們已經對拿破侖感到失望，況且，紅黨答應向他們提供的已經不再是名稱，而是内容；不再是免除租稅的幻想，而是收回已付給正統派的10億法郎、調整抵押貸款和消滅高利貸的行動。”[46]

　　第三，小資産階級民主派向無産階級的靠攏。小資産階級作為中間階級，隻有以無産階級為後盾，才能保持住自己反對資産階級的革命陣地；隻有以無産階級為領導，才能獲得反抗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壓迫的最終勝利。否則，在擊潰工人階級後，等待他們的隻能是被資産階級共和派出賣給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在工人的革命力量被消滅的同時，民主主義共和派即具有小資産階級思想的共和派的政治影響也被消滅了。”[47]可憐的小資産者錯把工人當作鬥争的對象，結果隻能是，“小資産者驚愕地認識到，他們擊潰了工人，就使自己毫無抵抗地陷入了債權人的掌握之中。”[48]

　　第四，中等工商業資産階級參加統一戰線的可能性。以二月革命的爆發為起點，中等工商業資産階級對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鬥争經曆了從階段性勝利到失敗，再從失敗後逐步向無産階級靠攏的過程。1848年，二月革命的發動本身就是一般工商業資産階級反對金融貴族的表現。工業的利益“無疑是要求減少生産費用，從而也就是要求減少列入生産費用項下的捐稅，也就是減少國債，因為國債的息金已列入捐稅項下，所以，他們的利益是要求金融貴族垮台”[49]。1845年至1846年爆發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導緻了工商業的毀滅，促使中等工商業資産階級發起宴會運動試圖推翻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專制統治。[50]“在帝國時期，由于國家資财被揮霍浪費，富有的資本家借以自肥，這個中等階級遭受着證券投機商、鐵路大王、動産信用公司之類詐騙公司的劫掠，遭受着資本家的聯合組織(股份公司)的剝奪。”[51]馬克思認為，“中等資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由于他們生存的經濟條件而不可能發動一場新的革命；他們隻能或者跟着統治階級走，或者做工人階級的追随者。”[52]“在無産階級暫時被擠出舞台而資産階級專政已被正式承認之後，資産階級社會的中間階層，即小資産階級和農民階級，就必定要随着他們境況的惡化以及他們與資産階級對抗的尖銳化而越來越緊密地靠攏無産階級。”[53]

　　第五，以無産階級為主導的革命聯合陣線，才有能力戰勝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無産階級是反對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最革命的力量。在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經濟政治重壓下，中間階級的鬥争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挫折和失敗，現實慘痛的教訓促使中間階級逐步向無産階級靠攏。“法國社會的心懷不滿的中間階級，開始覺得與其接受實際上完全無望的紅色君主國的恐怖，還不如接受未必會帶來恐怖的紅色共和國的諾言。”[54]“在無政府派的聲調大緻相同的一般社會主義詞句下面，隐藏着《國民報》、《新聞報》和《世紀報》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大體上一貫要求推翻金融貴族的統治而使工業和交易擺脫曆來的束縛。這是工業、商業和農業的社會主義，這三者的利益由于同秩序黨中工業、商業和農業巨頭的私人壟斷不再相符而被這些巨頭摒棄了。”[55]結成革命聯盟的各個不同階級在無産階級周圍聚集，成為無産階級潛在的同盟軍。“這就像在2月那樣，是為反對資産階級和政府而結成的普遍聯合。但這一次無産階級是革命聯盟的首腦。”[56]馬克思指出，“正如在秩序黨中必然是金融貴族占據領導地位一樣，在無政府派中也必然是無産階級占據領導地位。”[57]在無産階級政黨的領導下，農民、小資産者、整個中間階級聯合成了打倒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獨裁統治的聯盟。

　　四、無産階級政黨自身從自在走向自為的過程

　　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高壓統治使無産階級日益覺醒。面對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經濟、政治和軍事高壓，無産階級必須取得革命的領導權和主動權，聯合中間階級，從自在走向自為。

　　第一，對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本性的認識。無産階級一開始也還未認清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是自己的真正對手。“在把金融貴族和一般資産階級混為一談的那些無産者的觀念裡，在甚至否認有階級存在或至多也隻認為階級不過是立憲君主制産物的那些共和主義庸人的想象裡，······，巴黎所有百萬富翁都變成了工人。與這種在想象中消滅階級關系相适應的詞句，就是博愛——人人都骨肉相連、情同手足。······巴黎無産階級就沉醉在這種寬大仁慈的博愛氣氛中了。”[58]“當巴黎無産階級還陶醉于為它開辟的偉大前景并且認真地埋頭讨論各種社會問題時，舊的社會力量卻在集結、聯合、醒悟，并獲得了國内群衆的意外支持，即獲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這個障礙物被推翻後立刻躍上政治舞台的農民和小資産者的意外支持。”[59]“巴黎無産階級還隻能在觀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資産階級共和國的範圍，而當需要行動的時候，他們的活動卻處處都為資産階級共和國效勞。”[60]甚至在巴黎公社占領巴黎後，無産階級依然沒有看到法蘭西銀行和金融貴族的聯系，而把法蘭西銀行誤認為是純粹的國家銀行。無産階級正是在一連串的失敗中逐漸認清自己的經濟和政治處境。無産階級政黨的建立與發展，無産階級政黨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是無産階級自覺組織起來捍衛自身利益的純粹的政治表現。

　　第二，破除對議會鬥争與合法鬥争的迷信。“議會形式隻是行政權用以騙人的附屬物而已。第二帝國是這種國家僭權的最後形式。”[61]軍隊、宣傳和組織等核心權力部門，被牢牢地控制在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手中。“由于存在着無産階級起來造反的危險，聯合起來的統治階級已在殘酷無情地大肆利用這個國家政權作為資本對勞動作戰的全國性武器。”[62]自由主義的共和觀念是消解階級鬥争、把國家權力間接讓渡給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意識形态形式。西方近代政治思想推崇備至的分權制衡原則從根本上也是符合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政治統治的需要的。分而治之是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政治體制構建的原則。議會制共和國是法國大資産階級中的兩派(正統派與奧爾良派，即大地産與大工業)能夠平分秋色、共同進行統治的國家形式，是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借以支配各中間階級的國家形式。馬克思認為，“普選權在此以前一直被濫用，或者被當做議會批準神聖國家政權的工具，或者被當做統治階級手中的玩物，隻是讓人民每隔幾年行使一次，來選舉議會制下的階級統治的工具。”[63]馬克思多次對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掌控的議會和議員展開了批判。“它用它自己挑選的立法團和由它自己出錢供養的參議院來代替統治階級擺樣子的議會；它的無限權勢得到普選的批準；它被公認為維護‘秩序’亦即維護地主和資本家對生産者的統治的必要條件；它用昔日的破舊面具掩蓋今天貪污腐化之盛行，掩蓋最腐朽的寄生集團——金融騙子們的得逞；它放縱過去的一切反動勢力，形成一個萬惡之淵薮。”[64]“1848年以來，在全歐洲大陸上流行着一種特殊的病症，即議會迷”[65]，馬克思一直緻力于啟發無産階級認識到自由主義共和觀念背後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統治的事實，啟發工人階級破除對議會鬥争的迷信，指出僅通過議會鬥争就想獲得解放是一種空想。但是，反對對合法鬥争的迷信，不等于反對利用資産階級民主所提供的合法鬥争手段。

　　第三，從各種主觀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念中解放出來。二月革命後，無産階級自身力量還很弱小，而農民和小資産階級占壓倒多數。“在革命進程把站在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之間的國民大衆即農民和小資産者發動起來反對資産階級制度，反對資本統治以前，在革命進程迫使他們承認無産階級是自己的先鋒隊而靠攏它以前，法國的工人們是不能前進一步，不能絲毫觸動資産階級制度的。”[66]“無産階級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條的實驗，醉心于成立交換銀行和工人團體，換句話說，醉心于這樣一種運動，即不去利用舊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強大手段來推翻舊世界，卻企圖躲在社會背後，用私人的辦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條件的範圍内實現自身的解救，因此必然是要失敗的。當六月事變中無産階級與之鬥争的一切階級還沒有在無産階級身邊倒下的時候，無産階級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複自己原有的革命的偉大，也不能從重新締結的聯盟中獲得新的力量。”[67]二月革命後，工人階級中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提出了組織勞動、成立專門的勞動部的訴求。馬克思批判道，“難道财政部、商業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資産階級的勞動部嗎？設在這些部旁邊的無産階級的勞動部，隻能是一個軟弱無力的部，隻能是一個徒有善良願望的部，隻能是一個盧森堡宮委員會。”[68]馬克思指出“勞動權在資産階級的意義上是一種胡說，是一種可憐的善良願望，其實勞動權就是支配資本的權力，支配資本的權力就是占有生産資料，使生産資料受聯合起來的工人階級支配，也就是消滅雇傭勞動、資本及其相互間的關系。”[69]

　　第四，正确處理與各中間階級的關系。在六月革命中，“站在資産階級共和國方面的有金融貴族、工業資産階級、中間等級、小資産者、軍隊、組成别動隊的流氓無産階級、知識分子、牧師和農村居民。而站在巴黎無産階級方面的卻隻有它自己。”[70]無産階級的孤立是無産階級失敗的重要原因。無産階級的失敗也使中間階級失去了依靠。為戰勝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無産階級組織起與各中間階級的聯盟是至關重要的條件。其一，團結農民。馬克思認為，農民的解放對統治階級來說“甚至比城市無産階級的解放更加可怕!農民很快就會欣然接受城市無産階級為他們自己的領導者和老大哥!”[71]“法國農民一旦對拿破侖帝制複辟感到失望，就會把對于自己小塊土地的信念抛棄；那時建立在這種小塊土地上面的全部國家建築物都将會倒塌下來，于是無産階級革命就會形成一種合唱，若沒有這種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是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72]在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隻有團結這個人數衆多的群體，無産階級政黨才能把握革命的主動權和主導權。其二，正确處理與中等工商業資産階級的關系。為了對抗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統治，無産階級政黨要善于争取中等工商業資産階級中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雖然中等工商業資産階級對無産階級存在防備心理，但中等工商業資産階級也遭受着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剝削。工人階級反抗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鬥争，也有利于中等工商業者。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時指出：“公社不僅代表着工人階級和小資産階級的利益，實際上也代表着除了資産階級（富有的資本家）（富有的地主，以及他們的國家寄生蟲）以外的全體中等階級的利益。”[73]通過解決債權和債務問題，公社拯救了巴黎的中等階級。無産階級政黨在把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所支配的生産資料國有化的同時，可以考慮保護一般工商業資産者的利益，這樣可以避免一般工商業資産階級滑向大資産階級的陣營，這在後來列甯和毛澤東的新型民主革命綱領中得到了繼承和體現。統一戰線之所以必要，是因為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反動勢力強大。無産階級作為日益自覺的革命階級，在未來是唯一可以推翻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獨占統治的政治勢力，因此，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對無産階級格外提防和殘忍，無産階級的多次政治運動被殘酷鎮壓，巴黎公社慘遭國際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聯合絞殺。無産階級政黨如果能夠争取到社會大多數人的支持，那麼革命的激烈程度會較輕，周期會較短，損失也相對較小。其三，無産階級政黨要正确對待對流氓無産者階級的改造問題。流氓無産者是從破産的小資産階級、農民階級以及失業人群中分離出來組成的“自由漂浮”的人群，他們容易受到反動的意識形态和運動所影響和利用，經常被反動勢力利用和收買而成為鎮壓革命的工具。對待流氓無産階級，既要堅決打擊，又要做好分化、瓦解、争取和教育工作。

　　第五，無産階級先鋒隊政黨以工人階級為基礎，聯合和領導各中間階級，采取正确的綱領和策略，推翻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統治，實現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基于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政治本性和政治邏輯，無産階級政黨隻有通過革命才能将議會、行政等國家權力收歸人民所有，打碎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加之于社會的枷鎖。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目标是僭取國家權力，正如馬克思分析的，“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總是使國家機器管理權從統治階級的一個集團手中轉到另一個集團手中，······後來陸續發生的革命所帶來的變化，隻是給予資本勢力日益增長這個社會事實以政治上的肯定，因而越來越直接地把國家政權本身交給工人階級的直接的敵人。”[74]馬克思認為，“巴黎無産階級在宣布二月革命時所呼喊的‘社會共和國’口号，的确是但也僅僅是表現出這樣一種模糊的意向，即要求建立一個不但取代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公社正是這個共和國的毫不含糊的形式。”[75]“工人必須打碎的不是舊社會政府權力的一個不太完備的形式，而是具有最後的、最完備的形式的政府權力本身，就是帝國。公社是帝國的直接對立物。”[76]這裡的“帝國”指法國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統治下的法蘭西第二帝國。隻要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統治沒有被消除，巴黎公社的原則就會不斷出現。“如果工人們忘記自己的職責，如果他們采取消極态度，那麼現在這場可怕的戰争就隻不過是将來的更可怕的國際戰争的序幕，并且會在每一國家内使刀劍、土地和資本的主人又一次獲得對工人的勝利。”[77]而在工人階級的革命能動性的帶動下，“在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資産階級和中等資産階級公開地團結在工人革命旗幟下，他們宣布這場革命是拯救他們自己和拯救法國的唯一手段!”[78]

　　結語

　　在1848革命的時代，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是法國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部分，在革命進程中，無論政治形式怎麼變化，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統治地位都沒有被撼動。資産階級共和派、小資産階級民主派、農民或因對對手認識不清、手段選擇不當，或因相互之間的矛盾和傾軋，結果不但沒有打倒反而幫助了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但是，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剝削和剝奪會造成一種形勢，使各個中間階級從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後備軍轉變為無産階級的後備軍，而無産階級政黨也從被各個黨派排斥的政黨變成領導着各中間階級的先鋒隊政黨。以無産階級政黨為核心的革命聯合戰線，才有可能推翻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聯合統治。正是在反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鬥争中，無産階級政黨從被動到主動，從自在到自為。馬克思在對19世紀法國革命的分析中所确立的無産階級政黨的成長邏輯，在列甯領導的俄國革命以及後來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得到了成功的踐行，而這一邏輯在當下西方所主導的金融資本帝國大變局時代，也将再次獲得其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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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科學社會主義》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