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疫與發展之間的張力對政府治理構成巨大挑戰。準确識别健康者與感染者，并按照健康者-複工複産/感染者-隔離治療的方式開展分類治理，是化解上述張力的基本路徑。通過将健康碼嵌入政府既有對社會“流動”的治理體系，可以實現對社會個體健康狀态的即時認證，從而維持複工複産與隔離防疫的平衡。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境下開展健康認證，本質上是政府化約外部複雜性的一種努力。而健康認證準确有效，進而确保分類治理成功開展，則是技術賦能的結果。充分利用信息技術的可建構性特征，或許能夠調和并超越控制與自治導向下的一系列對立邏輯，開辟出複雜性化約的“第三條道路”。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  健康碼  認證  複雜性化約  技術賦能

 

一、問題的提出

對世界各國政府治理而言，突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都是一場曆史性大考。其中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應對防疫抗疫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張力？全球抗疫實踐表明，在形成群體免疫屏障（group immunity）之前，延緩病毒傳播速度的最有效方法是将社會互動控制在較低水平。然而，社會互動頻次與程度的下降勢必帶來經濟效率的損失，尤其是當疫情已經表現出常态化趨勢，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着更加嚴峻的挑戰。哈佛大學教授史蒂芬·M·基斯勒（Stephen M. Kissler）等曾在《科學》（Science）雜志發表文章預測：人類或将與新冠病毒長期共生——無論類似預測是否準确，都在提醒各國政府必須做好長期經受考驗的準備。

目前看來，在與抗疫相關的創新性治理實踐中，健康碼無疑是最為成功的案例之一：它通過大數據關聯分析，精準判斷社會個體的活動軌迹，進而推斷其感染可能性，為各類公共場所實施“準入”限制提供實時數據依據，為實現針對社會流動的分類治理奠定基礎。中國地方實踐證明，對健康碼的應用不僅有效促進了複工複産，也為保障人民群衆日常生活安全、有序提供了助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健康碼的應用是維持抗疫與發展之平衡的關鍵因素。當前學術界關于健康碼的研究為數不多，形成了兩個主要方向：其一聚焦健康碼本身，關注健康碼（技術）的開發與擴散、行政評級功能、數據流轉、适用風險等相關問題；其二則是以健康碼為案例，從政治學、社會學、哲學的視角探讨技術壟斷風險、技術創新和擴散、數字治理的影響因素與實施路徑、生命政治中的技術倫理等相關問題。本文将健康碼視為完善并實現國家認證的一種新手段，拟以此為“小切口”，探讨現代信息技術的賦能如何為國家治理化約外部複雜性這個“大問題”提供新的解釋和解決路徑。

二、小切口：健康認證與健康碼

（一）認證的理論之維

國家認證（identification）是國家收集、确認、識别有關人、财、物、行、事的名稱、位置、數量、流動方向、真假優劣等基本事實，進而建立并執行相應分類、規則、标準和規範的整個過程，既包含對上述内容的确認識别，也包含根據這些内容建立規範、設定标準及其具體執行。一般而言，國家認證過程包含以下環節：第一，目标設計。認證機構需要首先明确認證的目标需求，并設計認證的編碼規則；第二，對象信息采集和編碼。基于人工或者非人工方式，集中或分批采集認證對象的信息，按規則完成編碼，并形成認證信息庫；第三，建立對象端的認證标識。認證機構以物理或虛拟形式，建立可在低成本條件下核驗的标識物，并标記于認證對象；第四，認證應用。認證應用場景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在各類公共監管與服務中，相關主體通過人工或者使用機器對認證标識進行識别，核驗認證結果，并以之為依據開展後續工作。

認證，作為一種不斷使社會事實“可讀化”的過程，和現代國家的目的密切相關。現代國家以實現某種目的為導向而對社會進行幹預，都需要了解有關社會結構與社會過程的相關知識——認證即是以了解相關知識為目的，它與所謂“監測”其實是一體兩面。吉登斯（Giddens）曾指出，監測指兩類相互關聯的現象，一類是積累并整理從個體的行為中搜集上來的信息；另一類是權威對個體活動施予直接管控。福柯（Foucault）也提到：監測是現代國家以總體人口為對象，從事大規模治理而必不可少的行動。這實際上将以治理為導向，對社會事實進行收集、儲存、分類、處理的認證，從以社會控制、紀律約束、行為規訓等為導向的監控中解構剝離，作為影響國家行動不可或缺之基本知識的獨立要素。

國内有學者在理論上對認證和認證能力做出了有見地的分析。在他看來，事實與規範作為國家行動的知識基礎，是衡量認證能力的兩個維度：社會問題越複雜，國家行動就越需要可靠的事實，沒有事實支撐，認證很有可能滑向失控；沒有規範的指引，認證也有可能迷失在紛繁複雜的社會事實當中，事實再多也是一團亂麻。其中，所謂可靠的事實，指向認證知識的全面程度，包括真實性、唯一性、整合性三個指标；所謂統一的規範，則指向認證分類的明确程度、規則的精細程度和标準的統一程度。

（二）新冠疫情中的健康認證及其失靈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對自然人的健康認證是必選項。所謂健康認證，指的是對社會個體是否感染新冠病毒（即具有傳染性）之事實的識别與标記。鑒于新冠肺炎表現出潛伏期長、無症狀感染者多，并且可能多次出現“還陽”情況等特征，目前通用的做法是将認證對象劃分為三類：健康者（未感染）、非健康者（已感染），處于兩者之間的（被）觀察者，也即潛在的感染者。

1.自上而下統計與自下而上登記。在疫情暴發初期，健康認證先後以自上而下統計與自下而上登記兩種基本方式開展。

自上而下統計，即健康認證工作依托政府行政系統開展。上級部門将待統計的信息條目（編碼）向下級直至基層部門傳達。基層工作者（包括街道幹部、居委會成員、社工、志願者等）按要求在社區或村莊采集相應信息，輸入電子表格并逐級上報。從理論上講，經過對分散基層信息的彙總并建立台賬，上級政府便可以掌握轄區範圍内關于個體健康的全部信息。然而，在這個自上而下的信息統計過程中，基層工作者需要挨家挨戶走訪問詢，不僅效率低下，并且難免出現重複、遺漏、錯誤等情況。

自下而上登記，即健康認證工作依托于社會網絡開展。作為信息統計單位，部分社區在充分意識到自上而下統計的低效率與低準确性後，自發利用已有工具（如“問卷星”）或開發新工具（如甯波“甬行碼”原型），由社區成員自行填報并更新個人相關信息。這種直接面向認證對象的健康認證通過個體主動創新和參與而自動開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認證工作中信息采集彙總的效率。但是，由于該方式高度依賴熟人環境，健康認證被限定在局部，不能覆蓋社會網絡無法企及之處。另外，依靠個體自行判斷與自覺執行，同樣難以避免遺漏、錯誤等情況出現。

2.認證失靈。以自上而下統計或自下而上登記的方式開展健康認證，盡管在分類明确程度、規則精細程度兩方面能夠保證認證的效力，但在另外四個指标上都面臨“失靈”的風險。

首先，真實性失靈。對于健康狀态的判斷需要專業知識和充分信息，而無論認證機構還是公衆個人，絕大多數不具備這兩方面條件，例如潛伏期内或無症狀患者，對于感染狀況基本處于無意識狀态；認證機構對于個體社會交往信息的掌握也是不充分的。此外，由于感染他人具有外部性，感染者可能不會考量披露不真實信息的後果。因此，有意或無意的錯誤信息披露很容易發生，導緻認證結果失真。

其次，唯一性失靈。無論是人工統計/登記還是核酸檢測，其結果都隻可能對個體接受認證之前的健康狀态“負責”。疫情防控期間的社會流動令認證對象和認證内容之間難以形成靜态的唯一映射關系。存在兩種極端可能性：一是個體在接受核酸檢測的下一刻就被感染；二是無症狀患者從感染到痊愈始終未察覺。因此，在缺乏必要動态認證機制和交叉判斷信息的情況下，認證的效力始終處于臨時性狀态。

再次，整合性失靈。在傳統技術條件下，對象數量與認證效率之間存在反比關系。對于健康認證而言，覆蓋面越大，效率越低，事實的整合性自然越難保證。以将核酸檢測用于大範圍排查為例，由于所涉及認證對象數量龐大，所需資源（核酸試紙、醫護人員、檢測場所等）相對短缺，隻能分批次、分區域進行檢測。認證機構則需要先後對分批次、分區域的檢測結果進行整合，故無法獲得關于傳染情況之完整知識的共時性呈現。

最後，标準統一度難以保證。由于發熱、咳嗽、流涕等臨床症狀并不能作為判斷個體是否感染新冠病毒的充分證據，現有醫學檢測手段，比如核酸檢測，即使結果呈陰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個體感染風險，因而難以做出标準化認證，某些情況下被觀察者（即使未感染）難免被視同感染者。所以統一的認證标準難以在具體執行中得到落實。

（三）健康碼的應用及其對認證失靈的矯正

健康碼是對各地在疫情防控期間自主開發的、用于認證自然人健康狀态的技術的統稱，如北京健康寶、杭州健康碼等。狹義的健康碼僅指在搭載于支付寶、微信等平台運行的小程序，或政府開發的政務服務app中顯示的個人健康信息——作為認證信息的健康碼。廣義的健康碼還包括在手機終端操作的應用程序本身——作為認證工具的健康碼，以及在後台運行的一整套信息系統——作為認證系統的健康碼。盡管健康碼在部分地區的使用中暴露出一些問題并陷入争議，如存在頻繁變色、數據共享、隐私保護、異地互認等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健康碼為中國率先實現複工複産做出了貢獻，也給其他國家提供了經驗，例如2020年4月10日，谷歌公司和蘋果公司宣布聯合開發美國版健康碼。

1.健康碼的應用。衆所周知，健康碼的主要功能是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基于公共大數據，對實名認證用戶是否接觸過疑似或确診病患進行分析判斷，然後自動生成一個二維碼作為其健康标識。它使用不同顔色表征不同的健康狀态，通常分為“綠碼、黃碼、紅碼”三色。三種顔色在各地代表的含義不盡相同。一般而言，綠色代表無異常，即處于健康狀态；黃色、紅色則代表需要隔離或進行醫學觀察。

從治理的角度看，健康碼的作用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作為認證信息的健康碼為在公共場所入口處履行分類管理職責（放行/禁止通行）提供了統一依據。以“北京健康寶”為例，其包括兩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持碼人的身份，即個人照片、經脫敏顯示的姓名和身份證号、動态防僞标識等；另一部分是持碼人的健康狀态及其有效期（即查詢時間）。相關信息一目了然，有助于降低執行難度。其次，作為認證工具的健康碼是連接社會個體和認證機構的數字通道，對于前者而言，通過它參與健康認證，對于後者而言，通過它完成社會動員。例如，在社區、商場、飯店、寫字樓、交通樞紐等公共場所皆設有特定的二維碼，流動的社會個體通過健康碼小程序掃描二維碼完成“打卡”，便會生成個人行動軌迹數據并彙入認證機構的數據庫。最後，作為認證系統的健康碼是國家認證體系以及基于認證結果而開展的治理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後台運行的健康碼系統包含數據采集、彙總、儲存、分析、比對、加密、反饋、可視化等多個技術環節。

2.對認證失靈的矯正。健康碼改變了傳統認證的慣常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矯正或者規避傳統認證的失靈。對真實性失靈的矯正。一方面，認證對象的相關信息由第三方機構持續提供，如邊檢提供出入境信息、酒店提供入住信息、社區提供共同生活家庭成員信息、疾控中心提供醫學檢測信息，以保證信息的客觀性和全面性，避免個人原因造成的遺漏、隐匿、篡改和僞造等信息失真問題。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替代人工處理信息。基于相關數據和特定算法，由機器自動計算推斷每個被認證對象是否去過高風險地區，是否有和感染者密切接觸的經曆等——該結果還可以與電信運營商所提供的社會個體行動軌迹大數據（行程卡）進行比對，以提升認證結果的準确性。

對唯一性失靈的矯正。個體在首次注冊使用健康碼時會被要求提供自己的姓名、身份證号、面部特征，以确保賬号、人、由人持續産生的行動軌迹數據三者的對應關系。此外，持碼人在移動終端每運行一次健康碼小程序，後台系統就會自動進行一次信息彙聚和計算，進而完成健康認證結果的一次更新。以人-碼對應以及認證結果實時更新，确保“臨時性”結果亦是有效結果。

對整合性失靈的矯正。基于互聯網平台，由個人生産或由不同機構記錄與存儲的認證數據可以同步到“（政務）雲”，同時，健康認證結果則直接反饋到各個認證對象注冊的賬号中，在各類健康碼小程序中顯示。信息彙聚與結果反饋的扁平化，可以化解傳統認證模式中層級多、周期長等妨礙事實整合的低效率問題。

對标準統一度的保障。認證結果被可視化為不同顔色的二維碼，分别對應不同健康狀态，如北京健康寶以綠碼對應健康狀态，黃碼對應疑似狀态，紅碼對應感染狀态。在社區、交通樞紐、賓館、飯店、商場等不同公共場所入口所設置的“關卡”處，基層工作者根據健康碼顯示的認證結果，執行相應的管理政策，實現基于統一标準的分類治理。

三、大問題：化約外部複雜性

複雜性被認為是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征。霍金（Hawking）在20世紀末曾做出論斷：“下個世紀将是複雜性的世紀”。究其根本，人類社會本來就是一種“複雜的适應性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是個體的适應性（adaptation）造就了系統的複雜性（complexity）。在這個複雜性系統中，人類的決策和行為會産生風險這個“副産品”，如亨廷頓（Huntington）強調現代化過程所孕育的動蕩。所以對風險的規避和處置構成各類主體回應外部複雜性的内生動力，而對複雜性的化約則成為解釋各類社會現象與社會活動的基本方法。

複雜性是客觀的，它指向行動者所面對外部世界的多重可能性；複雜性也是相對的，它與行動者應對能力所及的範圍相關，若超出該範圍則會導緻其無所适從。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境下，政府主導實施分類治理所面臨的外部複雜性，源自社會個體的流動、互動與适應（即接觸後感染），而無症狀患者與潛伏期感染者的存在則進一步增加了病毒傳播的不确定性。我們可以想象：針對某一個健康狀态未知的人，是否允許他進入某一個公共場所并參與社會互動，将産生不同的可能性；針對不止一個健康狀态未知的人，是否允許他們進入不止一個公共場所并參與社會互動，所産生的可能性會呈指數級增長。在這種情況下，認證能力相對不足将令針對社會個體流動性的治理活動力不從心且難以為繼。

如果通過認證，将疫情中社會個體的健康狀态由隐性變為顯性，那麼關于是否允許任意社會個體進入公共場所并參與社會互動的選擇，便有據可依而不會産生不同的可能性，複雜性不複存在。所以健康認證的本質就是對外部複雜性的化約。健康碼之所以成為一種在抗疫實踐中行之有效的方案，幫助政府實時識别社會個體的健康狀态，促進社會個體主動參與和相互監督，是因為它成功實現了對流動個體的認證與治理，我們将之視為“技術賦能”的結果。

（一）複雜性化約的傳統範式及其反思

就國家治理而言，科層化的組織形式、一體化的職能作用和指令化的控制機制，是工業時代長期運用的一種化約外部複雜性的方法，有學者将之形象地稱為“牛頓範式”，或簡單管理範式。20世紀末，作為對“牛頓範式”的反思，出現了另一種回應外部複雜性的思路，即“複雜性範式”，它以網絡化結構為組織運轉基礎，重視對環境的适應性，通過分權化和學習進程進行協作。

1.牛頓範式：複雜性化約的傳統範式。所謂牛頓範式，是從治理主體的“自我保存”動機出發，基于還原論的認識方法，認為對于複雜的系統、事物、現象，可以将其拆解為各部分之線性加總予以理解和描述。所以化約複雜性的關鍵是将一個治理主體難以識别的複雜整體拆解為若幹個可以識别的簡單部分（問題），再使用标準化方法并遵循固定的流程予以處理。其反映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控制思路。

政府是一個具有“自我保存”動機、處于社會之中并相對獨立于社會的系統。社會對于政府而言，既是環境也是對象。作為環境，社會向政府輸入支持或需求——兩者實質上都是政府感受到的壓力；作為對象，社會也要接受政府輸出的幹預，即行政機制對于社會的調節。政府過程，也就是政府系統内各相關行動單元“各司其職”的行動與相互作用将壓力輸入變為幹預輸出，三者順次形成反饋環路。在這個環路中，政府系統及其運行是高度結構化的，因而也是相對穩定和規律的。然而，社會系統是非結構化且動态變化的，故而，社會事務不能直接被結構化或程序性的政府過程所處理，面對多重可能性的行政機制或将“無所适從”。因而，在上述“輸入”到“運行”之間還需要一個關鍵環節“轉化”，将複雜的、非結構化的社會問題轉化為按程序運行的、政府可以直接處理的清晰的任務。以空間治理為例，尼克拉斯·羅斯（Nikolas Rose）指出，治理并非直接加諸實際空間之上的，相反，一個“可治理的空間”（governable space）必須經過和實際空間的分離、抽象和加工而生成。

自上而下統計就屬于典型的牛頓範式。面對疫情演化的複雜問題，地方政府立足于既有治理體系，将其轉化為掌握轄區整體疫情（如有多少感染者/潛在感染者？都是誰？等等）的總任務，然後根據政府系統的條塊結構，将總任務拆分為統計局部疫情信息的次級任務并向下級分配，經層層細化，分配至基層工作人員的具體任務就是上門走訪、按條目采集信息、彙總上報。上級部門将彙聚自基層的局部疫情信息進行整合，便完成了掌握轄區整體疫情的總任務，進而可以依托既有治理體系實施治理。在此過程中，現實的細節經過一系列削減、選擇、合并、扭曲和誇大，而生成“可治理的對象”。

概言之，在牛頓範式下，國家面對複雜的社會事實，需要一種識别能力（legible capacity），将自己關注的成文的、靜态的、集合或個人的、分門别類的社會事實簡單化，通過統一度量衡或編碼單位、計算、分類和彙總概括實現标準化，實現國家對自然、空間、城市、人民與語言的清晰識别，進而才能實現對社會事務有效的治理。

2.複雜性範式：對傳統範式的反思。所謂複雜性範式，則不執着于“自我保存”。這種範式認為複雜的系統、事物、現象并非等于各部分的線性加總，而是大于各部分之和。将複雜整體拆解為若幹簡單部分而試圖将其化約，無異于忽略了“部分”之間的非線性聯系，可能會令相關努力成為徒勞。另外，由于複雜系統具有演化、湧現、自組織、自适應、自相似等特征，政府對社會的幹預可能受困于反身性效應，令其自身成為問題産生的根源之一。所以，相比“牛頓範式”對“部分”本身的關注，複雜性範式更重視各個“部分”之間的關系結構和互動，主張改變回應外部複雜性的思路，由追求“化約”轉向直接追求“化約”的目的，通過打開封閉的治理結構，與複雜性共生，實現利用複雜系統的自組織、自協同機制而産生自穩定秩序之目的——反映了一種自下而上的自治思路。

因反思國家本質和作用的變化而興起的治理理論，便可認為是複雜性範式的産物。治理理論主張構建自組織、自協同、動态變化的治理網絡，令國家收縮，使其由單一行動者變成網絡中平等而相互依賴的多元主體中的一個，甚至提出“沒有政府統治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的命題。換一個角度理解，這種将市場主體、社會主體一并納入治理體系，歸入治理主體行列，綜合發揮行政、市場、社群機制的調節作用，實現政府幹預與社會自我調節相結合的善治狀态之思路，相當于模糊治理主體（政府）與外部複雜性（社會）的邊界，主動與後者融為一體，以複雜對複雜的方式回應複雜性。在治理理論指導下所采取的具體措施包括透明政府、公私部門夥伴關系（ppp）、“放管服”改革等。當前比較激進的方案來自“政府即平台（government as a platform，GaaP）”的理念，主張政府不再是一個封閉的組織和壟斷性的公共服務供給主體，而更像一個開放的平台，公共服務的需求方和不僅限于政府的供給主體通過平台完成供需匹配和資源合理配置。

自下而上登記就屬于典型的複雜性範式。正是有感于自上而下統計的低效能，社區居民出于維護“低感染風險”這一公共産品的目的，由被動接受認證的對象，變為主動發起/參與認證及治理的主體。首先自行設計并開發出專用軟件工具（本質上是一種允許多人共同編輯的電子表格），然後依托熟人網絡迅速推廣至全體社區居民。每個居民一方面自覺填報個人信息（如測溫上報、出入登記等），令社區層面的疫情信息得以持續更新；另一方面自行查詢信息并判斷疫情風險，制定個人行動策略（如深居簡出、做好防護等）——通過自組織治理，對外部複雜性的有效回應得以實現。

當然，如同治理理論所遭受的批評一樣，複雜性範式同樣具有局限性。與政府機制、市場機制一樣，自組織機制也存在失靈的可能性，它源于治理網絡中的多元主體對治理目标存在争議且難以形成新的共識。其結果可能是多元主體拒絕加入其中或采取機會主義行為，令自組織機制作用衰微。鮑勃·傑索普（Bob Jessop）由此提出對自組織進行組織，對治理網絡進行治理的元治理理論（meta governance），并堅持認為國家（政府）仍然要在其中發揮主導性作用。

（二）技術賦能與複雜性化約的“第三條道路”

“技術賦能”為回應外部複雜性提供了一種調和“牛頓範式”與“複雜性範式”之間張力并超越兩者之局限的新思路。回顧曆史，從手推磨到蒸汽機，從無線電到互聯網，新技術湧現并幫助人類實現能力躍升是持續發生的。因此有必要說明，這裡所謂“技術”，特指諸如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賦能”則指使個人或組織獲得過去所不具備的能力，或實現過去所不能實現的目标。在健康認證的案例中，健康碼之所以能夠矯正自上而下統計（對應牛頓範式）和自下而上登記（對應複雜性範式）所導緻的認證失靈，便是技術賦能的結果。所賦之“能”首先是指對社會成員健康狀态的實時認證能力，讓疫情中個體的健康狀态由不可識别、不确定的、不可認證的變為可識别、确定的、可認證的事實。進一步說，“能”也是指以認證能力為基礎的國家能力，即決定社會生活按何種秩序組織起來的能力，它不僅令社會個體及其流動由不可治理的對象變為可治理的對象，更令其主動承擔治理主體之職責，決定社會生活可以按分類-準入的新秩序在疫情的複雜性中有效組織起來。

1.技術賦能。在技術自主性理論看來：技術既是“裝置”（apparatus）意義上的技術，即工具、儀器、機械這些技術運作的物理裝置；也是“技法”（technique）意義上的技術，即完成特定目标所涉及的大量技術活動，如方法、步驟和程序，等等。對應前者，賦能就是賦予行動主體以工具性能力，以實現既定目标；對應後者，賦能就是賦予行動主體以知識性能力，為實現目标提供新的方法、路徑和可能性。由此，技術與賦能之間至少存在兩種潛在的關系。

第一，“技法”意義上的技術應用對主體思維産生牽引，這在本質上是技術為“牛頓範式”下化約外部複雜性的實踐賦能。“技藝不是使用和做本身，而是一種認識方法。”阿瑟（Arthur）将其比喻為一種具有高度活性的化學成分，和其他要素組合，技術雖然隻參與一點，但卻主導着不同的組合。故而，對于人之觀念與技術發展之間的深刻聯系，可以理解為技術可行性對人的新思路誕生的主導。具體到案例，當今時代，在大數據技術廣泛應用的條件下，社會個體的行動軌迹及其相互之間的接觸情況均可以被計算。考慮到新冠肺炎病毒傳播的唯一方式是接觸，那麼理論上講，如果掌握了社會個體之間相互接觸的完整信息，就能夠從邏輯層面判斷，而不必從事實層面揭示任意個體是否可能感染——正是“能做到”決定“想去做”，催生了改變健康認證邏輯的思路，進而令認證主體由使用醫學檢測手段的傳統認證，轉變為基于病毒傳染機理和流行病學調查邏輯而進行的算法推斷。換言之，在技術可行性的主導下，認證工作中對邏輯事實的追求在極大程度上取代了對客觀事實的追求。

第二，“裝置”意義上的技術供給與主體需求産生耦合，這在本質上是技術為“複雜性範式”下元治理理念的落地賦能。技術是實現目的的一種手段。阿瑟在探讨技術的本質（nature）時指出，技術的建構來自人對類似鷹擊長空、魚翔淺底等自然現象的捕捉和利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技術賦予行動主體以工具性能力，幫助人去完成其所不能獨立完成之事，其本質也是技術與人建立在觀察、理解、模仿基礎上的需求或想象力相遇。在案例中，作為健康認證的基礎，健康碼系統的大數據源自不同方向，如流動個體行動軌迹、寫字樓到訪記錄、賓館住宿登記信息、航空公司出行記錄、疾控中心檢測結果，等等。這意味着健康認證是一項建立在持續對話和資源共享基礎上的治理活動。參與其中不僅會産生成本，而且，在數據即資源、數據即權力的時代，數據占有者還具有抵制将其所占有的數據與他人無償共享的内在動機：個人不願洩露隐私信息，企業不願透露運營情況，等等。這令多層次、多主體之間的協同合作機制面臨失靈考驗。這種情況下，人們自然而然會産生一種想法：如果不影響對數據的占有且不增加共享的成本，是否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非侵入式數據管道技術”的開發及應用對這種想法做出了回應，它能夠在保證數據安全及原系統正常運行的前提下，實時調用“沉睡”在各部門的數據資源，實現數據互通互聯、資源共享。部分地方政府将該技術運用于健康碼，促成“技術與需求相遇”，幫助繞過了由責、權、利構成的隐性壁壘，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帕累托改進”，進而得到作為數據占有者的多元社會主體的普遍配合與參與，提升健康認證活動的合法性和可持續性。

2.調和與超越：複雜性化約的“第三條道路”。“第三條道路”是适應經濟全球化時代政治發展需要而興起的一種與時代相關、與形勢相連的政治思維，超越了傳統左與右的政治分野。随着其影響力擴大，一個客觀事實是，“第三條道路”逐漸從其原始語境和特定内涵中抽離而成為一個通用概念，被用以概括既非此又非彼的第三種情況，例如清史研究的“第三條道路”、城鄉與區域協調發展的“第三條道路”、工會改革的“第三條道路”等。本文所謂“第三條道路”指的是，在信息技術賦能之下，似乎存在一種既非牛頓範式也非複雜性範式的治理之道，可以實現對牛頓範式與複雜性範式的調和與超越——它能夠令控制與自治并存，同時超越了兩者在效能和規模方面的局限。

具體而言，所謂“調和”，針對的是牛頓範式與複雜性範式之間的張力：若要自上而下控制對複雜性的化約，就得切斷“部分”之間的聯系“分而治之”，那麼自組織便無法形成；若要自下而上發揮自組織的作用，就得保持“部分”之間的聯系“聽之任之”，那麼複雜性便無法化約。所謂“超越”，針對的是牛頓範式與複雜性範式的各自局限：依托官僚制組織，将複雜整體拆分為簡單部分予以認證和治理，則受限于效能低下；依托社會網絡，通過個體之間的聯系與互動實現自組織治理，則受限于規模有限。此所謂“第三條道路”既正視政府“自我保存”的内生動機，化繁為簡，令自上而下的控制意願變為可能，也不拒絕構建開放的治理網絡，與繁共生，發揮社會主體自主參與的積極作用。充分利用技術為自組織規模擴大奠定基礎的同時，彌補認證與治理效能的不足，是探索權力和技術兩者都能以務實的方式工作的實用主義進路。

“第三條道路”得以開辟，除了得益于成本降低、效率提高等由應用技術所帶來的一般性功效，主要是與信息技術的可建構性特征密切相關。

首先，信息技術的可建構性提供了集成單一性功能的機會結構。阿瑟為技術賦予了一個“遞歸性結構”：技術是由不同等級的技術建構而成。每一個集成或次級集成都有一個要執行的任務，每個部分都是一個目的的手段。健康碼作為一種技術，它的次級集成就是諸如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在健康認證過程中，它們分别執行數據采集和彙聚、數據存儲和處理、結果推斷等任務，“形成了一個信息搜集、加工和利用的集成系統”。作為“被執行的技術（enacted technology）”，信息技術與“客觀的技術（objected technology）”存在顯著差别：它相比制造技術與生産技術“更容易被拆分，而且允許無數的設計和使用”，将“用戶對技術的理解以及技術在特殊情境中的設計和使用”包括其中。這也就是說，構成某個信息技術的次級集成可以被拆開，并分别發揮作用。如果總體的信息技術用于解決某一個大問題，那麼構成總體信息技術的次級集成便是用于克服要解決的大問題所不能回避的小困難。選擇不同的路徑解決大問題，就要面對不同的小困難，就可能需要以不同的次級集成進行替換。具體到健康碼技術，選擇了算法推斷的健康認證路徑，那麼便需要克服主動參與和數據共享的潛在阻力，就要在對應環節采用類似“非侵入式數據管道技術”以“繞過”隐性壁壘。這意味着信息技術的應用取得什麼效果，不僅取決于應用什麼技術，更取決于怎麼應用——所以說，工業技術取代的是胳膊、手和肌肉，信息技術替換的是傳播、思考和計算。

其次，信息技術的可建構性提供了化解制度性張力的彈性空間。簡·芳汀（Fountain）在研究中指出，即使意識到通過對結構和産業進行一番艱苦的重組，才能進一步發掘因特網的協調、控制以及傳播潛能，政府的決策者也很少考慮在網絡背後，對政府的基本組成部分進行整合或者重組。原因在于政府組織具有自我保存和擴張的傾向。比如，作為電子政務實施的潛在後果，效率增長和成本節約意味着預算減少、人員編制縮減、資源節省，以及項目整合，這與公共選擇學派所主張的官僚機構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模型相悖，所以信息技術往往被用于對既有體制的強化。但是另一方面，為了平衡國家治理所面臨的一統體制和有效治理的矛盾，國家有時也需要實施類似項目制、運動式治理等來打破科層官僚制的邏輯，打斷官僚制組織的常态化運行，通過動态調整解決官僚制弊病。例如應用信息技術搭建一體化應急協同平台。這反映出，對于政府而言，信息技術的魅力在于提供一種解決組織問題的空前巨大的彈性，它可以在重組運行機制的同時卻不打破既有組織結構，将“保存”與“打破”之間的制度性張力在技術層面予以消化。但應注意，這種彈性空間的産生需要特定的制度設計和機制安排予以支持，隻有在更合理的、允許并接納技術靈活重組的制度環境中，才有可能更好地發揮信息技術的效用。

綜上，通向“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性依賴于信息技術次級集成的組合所提供的機會，但“組合必須是高秩序性的過程”，所以它同時也依賴于是否可以“提供一套主要的集成件或模塊所需要執行的核心理念”，以及塑造一個與之匹配的制度環境（見表1）。

四、結語

本研究以健康碼及其應用為“小切口”，借助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的健康認證這一具體情境，深入探讨了國家治理化約外部複雜性的“大問題”。筆者認為，在疫情防控期間開展健康認證活動，本質是對外部複雜性的化約。通過将健康碼嵌入既有認證體系而實現對社會成員健康狀态的動态認證與有效治理，是技術賦能的結果。在信息技術的幫助下，複雜性化約得以跳出“控制”與“自治”導向下的“封閉”與“開放”、“一元”與“多元”、“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線性關系”與“非線性關系”等對立邏輯，探索出一條調和并超越傳統範式的“第三條道路”。

文末需要說明的是，第一，複雜性化約的“第三條道路”并不是提供一種技術萬能的治理幻象，也不是體制機制改革的終極替代産品，而是承襲漸進式改革思路、與當前國家治理現代化轉型期相适配的實用主義方案。第二，“第三條道路”的産生離不開特定曆史背景和制度條件。不可否認，新冠肺炎疫情這個“黑天鵝”事件無差别地将整個社會卷入其中，對于生存的相同需求在極大程度上抹平了政府、企業以及社會主體間的偏好差異。面對突發且巨大的危機，制度優勢得以顯現，促成了廣泛合作，促使健康碼的誕生和擴散。第三，從健康碼到複雜性化約，再到技術賦能的“第三條道路”，存在層次上的差别：健康碼是國家認證實踐中的創新性解決方案；複雜性化約是國家治理的一般性問題；“第三條道路”是一種區别于傳統範式的新思路，是在理論層面的挖掘和探索，還有待進一步檢驗。三者不可混為一談。

在未來實踐中，除了要警惕“第三條道路”泛化成為無所不包的空洞能指，還要關注技術賦能複雜性化約的合法性與可持續性問題。首先，如韋伯（Weber）分析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時指出，工具理性的拓展将令社會呈現出官僚體系的特征，社會機器在追求效率和穩定的過程中會忽略人之為人的重要屬性，包括人格品質、興趣愛好、價值觀念等與功能無關的要素。這相當于技術治理的異化，例如侵犯個人隐私、采取“不交數據就交帽子”的激進行動、人被“困在系統裡”等。其次，通過健康碼進行健康認證就是将社會個體的健康狀态投射到可視化憑證上的一種實踐。這提示我們，國家通過技術之眼觀察社會圖像，它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倒影。技術治理以特定視角去看待社會，在社會的成像方向被限定的同時，國家的可能性也被限定了。這相當于技術治理的反身性悖論，過度反映治理主體的主觀意圖，而偏離原本治理目标，例如一些地方暴露出無碼老人寸步難行、蘇州“文明碼”等問題。最後，根據路徑依賴理論，在影響認證方案選擇的偶然性事件（開發并應用健康碼）發生之後，報酬遞增機制将發揮作用，同時伴随出現針對該選擇的自我強化，這有可能影響甚至改變政府體制機制改革的方向和路徑。這種可能性如果變為現實，就很難對健康碼做出價值評判，或需要專門撰文探讨這一問題。（注釋略）

 

 

來源：《政治學研究》2022年第2期

作者：張權，beat365官方网站、beat365國家治理研究院（北京市，100871）

    黃璜（通信作者），beat365政府管理學院、beat365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市，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