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華:​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融入“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的文獻依據及其運用——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教學為例

  摘要:2022年3月,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指導委員會主持編寫的《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融入“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的教學建議》發布,其對“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教學具有指導意義。參照該教學建議,着重從文獻依據及其運用的角度,把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融入“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各章教學,是提升這一時期教學質量的重要方面之一。

  關鍵詞: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融入;“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獻運用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2021年版)教材(以下簡稱“教材”)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内容共4章,占全書章比的40%,字數的24%;涵蓋的曆史時長,從1919年算起,占中國近代史109年中的30年,從1921年算起,占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史中的28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022年3月,由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指導委員會主持編寫的《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融入“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的教學建議》(以下簡稱《教學建議》)發布。本文參照《教學建議》的指導,主要從文獻依據及其運用的角度,對如何把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融入“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以下簡稱“綱要”)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各章教學中分别做如下探讨。

  一、關于在教材第四章中的融入

  教材第四章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教學的開篇之章。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争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 [1]21。這一時期各章的教學也是緊緊圍繞黨團結帶領人民群衆,浴血奮戰、百折不撓,為最終完成這一主要任務不懈奮鬥而展開的。

  第四章集中反映黨的創立和大革命時期的情況,章題為“中國共産黨成立和中國革命新局面”,共設三節九目。本章融入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的重點是圍繞曆史主題闡述清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指導思想的形成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領導力量的形成。具體從三個方面融入。

  (一)關于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

  對此,黨的第三個曆史決議第一部分第3自然段做了集中論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在馬克思列甯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産黨應運而生。中國産生了共産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1]22。教材第93頁在扼要寫明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後,即着重從十月革命是怎樣推動中國先進分子把目光從西方轉向東方,從資産階級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加以概括和闡發。在把握教材基本内容的基礎上,融入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深化對這一問題的教學,應重視把黨的重要文獻中有關十月革命對中國影響的具有代表性的論述融入教學中。這些相關重要文獻主要包括:一是毛澤東所著《新民主主義論》(1941年1月)、《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唯心曆史觀的破産》(1949年9月16日);二是在毛澤東主持下,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讨論,由人民日報編輯部寫成的政論文章——《關于無産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1956年4月5日)和《再論無産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1956年12月29日);三是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年5月17日)、《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8年5月4日)和《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等。

  《新民主主義論》全文近2.9萬字,含15個部分。其中第4部分,以近4000字的篇幅專論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666。在此,毛澤東比較集中和比較概要且深刻地闡明了關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發生的時代背景、範疇歸屬和目标前途等重要問題,為我們深刻認識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提供了寶貴思想指導。

  《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從回顧和總結中國革命曆史經驗的角度寫道:“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産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3]1471這段話闡明了三個重要觀點:一是十月革命對中國産生影響的核心因素是“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二是“用無産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是十月革命給予中國先進分子最根本的幫助;三是基于前兩點,“走俄國人的路”,指的是走十月革命所昭示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之路。可以說,毛澤東的這段話,是關于十月革命對中國影響的經典性論述。此後70多年間,黨關于十月革命對中國影響的論述,是以此為基準,并結合新的曆史條件和任務而延展或深化的。

  例如,就毛澤東本人的相關論述看,在《唯心曆史觀的破産》一文中,他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甯主義。中國産生了共産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3]1514而《再論無産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則對什麼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從5個方面作了高度概括和闡發。[4]567該文指出:“我們平常所說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開它在當時當地所表現的具體形式來說,就是指的這些基本的東西。” [4]567而“保衛十月革命所開辟的這一條馬克思列甯主義的道路,在目前的國際局勢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義。”因為“帝國主義者聲言要‘改變共産黨世界的性質’,他們所要改變的正是這條道路。” [4]568

  再如,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強調,特别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陳獨秀、李大钊等人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倡導運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社會。許多進步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可以說,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我國為起點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逐步發展起來的。” [5]568《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更是兩次談到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一是從世界社會主義曆史發展的角度闡述此問題。二是從“馬克思主義不僅深刻改變了世界,也深刻改變了中國” [6]的角度強調此問題。

  總之,在已有基礎上,進一步把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講授好,不僅有助于引導學生深刻認識十月革命對當時中國的影響,而且有助于引導學生深刻認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與“十月革命的道路”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這對我們在異常紛繁複雜的國際環境下,自覺增強“四個自信”是很有幫助的。

  (二)關于五四運動

  教材是從五四運動的爆發及其曆史特點和意義,來闡述五四運動的,并且,2019年4月30日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4·30”講話)相關主要内容也已融入教材中。但是,畢竟教材體量有限,還難以更充分反映這一講話内容。例如,講話對“五四運動以全民族的搏擊培育了永久奮鬥的偉大傳統”[7]的論述,教材沒有寫入。而對這一傳統,1939年5月30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慶賀模範青年大會上的講話,就有頗深刻的論述,而且這一講話就是以《永久奮鬥》為題的。再如,在“4·30”講話中,習近平以“自古英雄出少年”為例,對“在漫漫曆史長河中,人類社會青年英雄輩出,中華民族青年英雄輩出” [7]情況的生動闡發,也未能寫入教材。這些都給我們教學的展開和提升留下了空間。

  對五四運動這一教學重點,我們特别應重視在教學中引導學生深入思考這一運動的曆史啟示,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增強繼承五四運動光榮傳統,把五四運動孕育的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内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更好光大和弘揚。為此,建議教師在繼續深入學習習近平2019年“4·30”講話的同時,還要對同年4月19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五四運動的曆史意義和時代價值舉行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時發表的重要講話進行再研讀,特别是要充分重視講話所強調的,要加強對五四精神時代價值的研究,深入揭示新時代發揚五四精神的意義和要求 [8]。與此相關,我們一定要把2022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新時代的中國青年》和5月10日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簡稱“5·10”講話)的有關内容納入本章教學。這對我們講好五四運動是有啟發的。例如,《新時代的中國青年》前言部分在回顧曆史時寫道:“中國青年的覺醒,點燃了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希望之光。五四運動前後,一大批率先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有志青年在反複比較中選擇了馬克思列甯主義,促進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實現了自鴉片戰争以來的第一次全面覺醒。”[9]習近平在“5·10”講話中指出:“偉大的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拉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也标志着中國青年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急先鋒。”[10]這些論述本身,也進一步敦促我們深化對五四運動的教學與研究。

  總之,講好五四運動,對我們深刻認識中國先進分子為什麼會在20世紀20年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很有助益。而這一選擇,既是“四個選擇”之一,又是“四個選擇”的基礎,其重要性顯而易見。

  (三)關于中國共産黨的成立和“偉大建黨精神”

  中國共産黨的成立,是教材第四章最核心的内容。雖然關于黨成立的經過和黨成立的意義,教師相對都比較熟悉,這方面的權威而生動的史料也十分豐富,但是如何在已有基礎上,進一步深入闡述黨的成立及其意義,則還需要我們繼續下功夫。其中特别是:一要重視進一步深入研讀反映黨的一大和黨的二大前後曆史的《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彙編》《中國共産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彙編》等必讀的黨的系列一手文獻,以堅實的史料基礎,做到論從史出。二要重視盡可能充分收集并運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期間各方面所披露、彙集的有關各類介質的文獻,以使教學内容更豐滿、更鮮活、更生動。三要重視緊密結合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史或社會主義發展史,以及結合在這一進程中,馬克思主義與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對馬克思主義若幹基本原則進行歪曲和修正而展開鬥争的情況進行研究,加大力度提高教師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做到更科學、更充分地認識中國共産黨的成立和黨的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本質屬性,以及黨成立的偉大意義。

  講好“偉大建黨精神”,是把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融入該章教學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偉大建黨精神”是中國共産黨的先驅們在創建黨的進程中培育和鍛造的革命精神,是中國共産黨革命精神之源。因此,一方面教師應自覺把“偉大建黨精神”的内涵,融入對本章第一節“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各目教學有關内容中,融入對第二節各目有關内容的講授中;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其他學習環節,引導學生聯系曆史和現實實際,研讨交流對“偉大建黨精神”的學習、體悟。從實踐看,這很有助于提升學習成效。

  (四)關于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對此,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黨的第三個曆史決議有一段專門論述:“建黨之初和大革命時期,黨制定民主革命綱領,發動工人運動、青年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推進并幫助國民黨改組和國民革命軍建立,領導全國反帝反封建偉大鬥争,掀起大革命高潮。” [1]23這段專門論述,為我們展開關于中國革命新局面的教學提供了最基本的遵循。

  從重視文獻研究和運用的角度,在講授黨的創立和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時,我們應重視研讀和運用廣東海陸豐農民運動的擎旗人彭湃撰寫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書,在講授這一時期的工人運動時,我們應重視研讀和運用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之一鄧中夏撰寫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

  2022年是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建立100周年。習近平在“5·10”講話中特别指出:“黨的一大專門研究了建立和發展青年團作為黨的預備學校的問題。1922年5月5日,在中國共産黨直接關懷和領導下,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宣告成立。這在中國革命史和青年運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10]對此,在講授中國革命的新局面時,我們應重視把共青團的建立及其在黨的創立和大革命時期開展的工作适當多講一些,以幫助學生深入學習和領會這一重要講話精神。

  二、關于在教材第五章中的融入

  教材第五章集中反映土地革命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團結帶領人民群衆,為探索和開辟中國革命新道路而進行的英勇鬥争。章題為“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共設兩節六目。本章融入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的重點是從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開辟中揭示中國革命“走自己的路”的正确性。具體融入有三個方面。

  (一)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必要性、正義性和迫切性

  對此,黨的第三個曆史決議是從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曆史邏輯角度加以闡述的。黨的第三個曆史決議指出:“土地革命戰争時期,黨從殘酷的現實中認識到,沒有革命的武裝就無法戰勝武裝的反革命,就無法奪取中國革命勝利,就無法改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命運,必須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 [1]23決議還強調:“事實證明,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中國共産黨人不可能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通過首先占領中心城市來取得革命在全國的勝利,黨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1]24

  認識這一問題的關鍵,是要認清中國的特點。即中國“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在内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在這裡,共産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争以進入起義和戰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2] 542

  認清中國的特點,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要認清大革命失敗後建立的統治中國社會的國民黨政權的性質。即它是代表地主階級、買辦性大資産階級利益的政權。對此,教材第118—120頁是從三個方面加以扼要概括和闡述的。

  在把握教材内容基礎上,教師對這一問題的講授需要展開和加強。因為如何認識這一問題,直接關涉能否正确認識黨團結帶領人民群衆,在極端的白色恐怖下,高舉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大旗,曆盡艱險和困苦,探索并逐步開辟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必要性、正義性和緊迫性。為此,教師還特别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充分運用中共中央文獻中的相關資料予以揭露。例如,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産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在“緒言”部分就痛斥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的汪精衛集團“學了蔣介石的榜樣”,冒國民黨之名,甚至于冒“左派”國民黨之名, [11]408來摧殘革命。黨中央文獻中這方面的内容很多并具權威性,我們應充分收集、梳理和運用。

  二是要充分運用黨的領導人撰寫的相關文獻予以揭露。例如,1929年8月30日,彭湃、楊殷、顔昌頤、邢士貞等4位黨的幹部在上海龍華被國民黨反動派殘忍殺害。9月14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央軍事部長的周恩來寫下了《彭楊顔邢四同志被敵捕殺經過》一文。其中寫道:“革命的領袖是積了無數次的鬥争與戰績,從廣大的群衆中湧現而鍛煉出來的。敵人可以在幾分鐘内毀滅了我們革命的領袖,我們卻不能在幾分鐘内鍛煉出我們新的領袖。故敵人消滅我們肉體的辦法,是壓迫革命之最殘酷最惡毒的辦法。” [12]27-28大革命失敗後,黨的一大批各級優秀領導人和普通黨員就是這樣慘遭屠殺的。教材第120頁對此專門作了闡述。對曆史的這一頁,我們絕不應忘記。

  三是要充分運用革命先烈生前撰寫的各類相關文稿予以揭露。在這方面,方志敏同志的獄中文稿非常有代表性。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同志被捕,随後入獄。至同年8月6日犧牲前,他冒着随時會被殺害的危險,撰寫了13萬字左右的獄中文稿。深刻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是這些文稿的重要内容。而寫成于6月9日的《獄中紀實》,以近1.2萬字的篇幅,比較詳細地記錄了他在獄中的所見所聞、所體所感。 [13]174-176這些曆盡曲折從獄中轉出并保存下來的文稿,有力鞭笞了國民黨政權的黑暗統治,也有力回擊了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無視曆史實際,美化國民黨統治,從而否定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謬說。這也是我們對學生進行唯物史觀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總之,我們應遵循唯物史觀的根本立場和方法,盡可能把這一問題講深講透。

  (二)中國革命新道路開辟的艱辛曆程和重大影響

  對此,黨的第三個曆史決議着重從兩個方面作出概括。

  其一,“從進攻大城市轉為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革命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 [1]24。回顧曆史可知,大革命失敗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通過總結以占領中心城市為目标的起義均遭失敗的教訓後,則率領起義部隊,将行動的方向,“從進攻大城市轉為向農村進軍”。在這一曆程中,“毛澤東同志領導的湖南江西邊界地區的秋收起義,創建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在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朱德同志領導的起義部隊不久就到井岡山會師。” [14]739井岡山根據地的建立,“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為中國革命開辟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樣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正确道路” [15]123。随着鬥争的發展,1931年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據地。在此期間,1929年12月,中國共産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閩西上杭縣古田村召開。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産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總結了紅軍創建以來軍隊建設的經驗,确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原則,規定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等重要原則,成為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在此前後,黨還領導革命軍民創建了湘鄂西、海陸豐、鄂豫皖、瓊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左右江、川陝、陝甘、湘鄂川黔等根據地,建立了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和其他許多紅軍部隊。經過艱苦的工作,黨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白色區域的組織和工作,也有了相當的恢複” [16]959。在土地革命戰争中,“毛澤東、朱德同志直接領導的紅軍第一方面軍和中央革命根據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14]740。

  其二,通過反對“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對革命的嚴重危害,特别是經過在長征路上召開的遵義會議,“事實上确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确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确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1]25。對土地革命戰争時期黨内發生的“左傾”錯誤,特别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的《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不僅對其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線相違抗的主要内容”[16]970作了系統回顧和論說,而且對其産生的“很深的社會根源” [16]991,即小資産階級在思想方法、政治傾向、組織生活等方面對黨的影響,做了鞭辟入裡的分析。對這個曆史決議我們要精讀、深解和恰當運用。對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及長征路上召開的遵義會議,黨的三個曆史決議都有專門論述,教材也分别作了闡述和總結,教師要引導學生重視用好三個曆史決議和教材。

  (三)通過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開辟,深刻揭示黨團結帶領人民堅定“走自己的路”的正确性

  限于篇幅,在此僅對如何講授這一問題提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在通讀毛澤東《在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基礎上,精讀其中關于“土地革命時期又來了一個急性病”[17]308的相關論述;“政策方面的幾個問題”中關于“我們曆史上的馬克思主義有很多種”[17]331的相關論述。

  第二,精讀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第四點,關于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特别是體悟“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在共産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志們認識的。共産國際的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中國革命。對于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我們自己在很長時間内都認識不清楚,何況外國同志呢?” [18]299-300

  第三,把黨的第二個曆史決議第28條的内容稍作展開。特别是體悟:“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裡進行革命,必然遇到許多特殊的複雜問題。靠背誦馬克思列甯主義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國經驗,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14]772-773

  三、關于在教材第六章中的融入

  教材第六章集中反映中華民族的抗日戰争,章題亦為“中華民族的抗日戰争”,共設五節十六目,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各章中體量最大的一章。本章融入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的重點,是要講清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戰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黨的第一個曆史決議的重要影響和毛澤東思想創 立的理論成就。限于篇幅,關于毛澤東思想創立的理論成就,請大家重點看黨的第二個曆史決議第29條對毛澤東思想内容的歸納和評述。在此就以下問題提出建議。

  (一)關于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戰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對此,黨的第三個曆史決議分兩個階段作了概括和闡發。

  中國共産黨在九一八事變後至七七事變前發揮“重大曆史作用”[1]25。這主要是指率先高舉武裝抗日旗幟,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對上述情況,教材該章第二節做了清晰梳理。此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配套用書《〈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輔導用書》第六章,根據教學需要,提供了諸如魯迅對“攘外必先安内”的揭露和中國共産黨對抗戰的倡導與實踐等文字鍊接或文獻紀錄片鍊接資料,可供教師和學生參考。

  中國共産黨在七七事變後至抗日戰争勝利發揮“中流砥柱作用”[1]25-26。這主要是指以下兩方面内容。   

  其一,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并實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對此,建議教師在把握教材内容的基礎上,提要性向學生講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特點,因為這是黨實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前提。對這一問題,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論抗日民族戰争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簡稱《論新階段》)政治報告中作了專門闡述。在該報告第三部分第(21)目,毛澤東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特點”歸納為八個方面,即“全民族抗日的,長期性的,不平衡的,有軍隊的,有十五年經驗的,大多數民衆尚無組織的,三民主義的,處于新的國際環境中的”[19]607。其中第一個特點也是最重要的,即它是全民族抗日的合作。因此參加統一戰線的階級和階層極其廣泛,其中包括了親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産階級的政治代表蔣介石集團。這就使得統一戰線一方面有偉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其内部“又難免地存在相互間的磨擦,而須恰當地調整之” [19]607。

  其二,制定并實施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和一整套人民戰争的戰略戰術,開辟廣大敵後戰場和抗日根據地,領導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日聯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英勇作戰。對這方面的情況,教材和配套教學輔導用書,都作了相對比較充分的論述。教學輔導用書并專設了“如何看待抗戰中的國民黨及正面戰場”“如何理解中國共産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争的中流砥柱”等解疑釋惑專題,提供了相應的有價值的參考資料,教師和學生都可參考、運用。

  (二)黨的第一個曆史決議的重要影響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對黨的第一個曆史決議的評述主要有三處:習近平在全會所作的《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的說明》第一部分第1自然段[1]107-108,黨的第三個曆史決議序言部分第4自然段[1]21和第一部分第12自然段 [1]27。

  準确理解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對第一個曆史決議重要影響的評述,需要教師着重講明與此相關的兩個問題:一是關于第一個曆史決議的起草、讨論和通過;二是關于第一個曆史決議的主要内容。由于篇幅所限,關于第二個問題,教師需要熟悉第一個曆史決議原文。在此僅就講授第一個問題應把握的幾個要點作如下交流。

  第一,在從1942年2月開始全黨整風,1943年秋,打退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後,中共中央決定從10月10日開始,黨的高級幹部重新學習黨的曆史和黨的路線問題,以便對黨史上的重大錯誤進行徹底清算,并作出正式結論,迎接黨的七大召開。1943年9月上旬至12月初,中共中央連續召開了三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主要針對王明在土地革命戰争時期的“左”的錯誤和抗日戰争初期的右傾錯誤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其間10月13日毛澤東在會上的發言,對決議的起草作出重要指導 [20]663。

  第二,1944年5月21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全會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準備黨的七大。其中起草“曆史決議”,對黨的曆史經驗和黨史上的重大是非問題作出全面、正确的總結,是黨中央為七大所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決議草案稿是任弼時在1944年5月寫成的,題目是《檢讨關于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它以1941年秋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為基礎,主體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同時又反映了1943年9月以來的新認識。

  第三,稿子寫成後,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員征求意見,并先後由胡喬木(時任政治局秘書)、任弼時、張聞天做過多次修改或補充。1945年3、4月間,毛澤東在張聞天修改的稿子上,前後又做了七次修改。在第一次修改中,他将題目确定為《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并增寫了新内容。

  第四,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黨的高級幹部進行了多次讨論,他們提出的許多重要修改意見被收入決議中。在毛澤東建議下,1945年3月25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決定,本來準備由中共七大讨論通過的《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改由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讨論通過。

  第五,1945年4月20日,由任弼時主持的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最後一次會議決定,原則上通過《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個别意見委托給黨的七大以後的中央去采納修改。決議被原則通過,标志着全黨整風運動的結束。同年8月9日召開的黨的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一緻通過了根據六屆七中全會和黨的七大的讨論意見修改後的《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此前,毛澤東曾在4月20日的會上講話說,“這個決議,不但是領導機關内部的,而且是全黨性質的,同全國人民有關聯的,對全黨與全民負責的。”它“在觀念形态上再現了二十四年的曆史”,對“今後的鬥争有利益,對今後黨和人民有利益”[17]282。正是在這一決議精神指引下,黨的七大勝利召開。

  四、關于在教材第七章中的融入

  教材第七章集中反映抗日戰争勝利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曆史,章題是“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共設四節十一目。本章融入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的重點,是講清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突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的重要曆史地位。

  對上述融入的重點,黨的第三個曆史決議所作的綜合概括是:“經過二十八年浴血奮鬥,黨領導人民,在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積極合作下,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曆史,徹底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曆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也極大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鼓舞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争取解放的鬥争。”[1]27-28

  對綜合講授這個問題,在此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要把學習上述綜合概括,與學習《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的《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論人民民主專政》《丢掉幻想,準備鬥争》《别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讨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曆史觀的破産》等文章結合起來。這些文章不僅對我們深刻認識中國革命勝利的原因和偉大意義有重要啟發,而且對我們正确認識在現實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中,面對以美國政府為首的國際反華勢力,不擇手段地對社會主義中國進行極盡污蔑和打壓的惡劣行徑,中國共産黨和中國政府為捍衛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以及為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和世界和平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有重要啟發。

  二是要把學習上述綜合概括,與學習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的相應内容結合起來,與2021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的《中國共産黨的曆史使命與行動價值》中的相關論述結合起來。

  三是要把學習上述綜合概括,與學習黨的第二個曆史決議中的相關論述結合起來。如黨的第二個曆史決議第4條指出,“人民革命在一個人口占全人類近四分之一的大國的勝利,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也激勵了許多類似中國這樣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壓迫的國家的人民,增強了他們前進的信心。中國革命的勝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對國際局勢和世界人民鬥争的發展具有深刻的久遠的影響。”[14]742

  四是要把學習上述綜合概括與學習教材本章第四節(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第三目(中國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和基本經驗)的相關論述結合起來。

  總之,從“綱要”課教學實際出發,把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融入其中,是我們加強該課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讓我們借助《教學建議》的指導,以把“綱要”課教學工作做得更好的實際行動,迎接黨的二十大的勝利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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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