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理論層面上，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至少體現了如下三重意義上的全球性綠色理論話語議題的重大豐富、拓展與創新：面向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綠色現代化發展理論、當今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紅綠”社會政治變革理論、當代中國版本或風格的環境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在實踐層面上，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倡導與推動國際生态環境保護治理合作，使當今中國成為全球生态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的同時，也在發揮着不斷擴大的世界性影響：推進以聯合國平台為中樞的國際生态環境保護治理合作、促進以發展中國家為核心的全球綠色發展互惠合作、推動構建基于國際新秩序理念與目标的人類（地球）命運共同體建設。

　　關鍵詞：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球生态文明建設、世界意義、理論意義、實踐意義

　　一般而言，世界意義是“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的重要構成性方面[1]，尤其是在一個日益一體化的當代世界中，我們已很難将國際和國内層面截然區分開來，但更多是為了便于理解和叙述方便，本文将集中對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義做簡要闡述。概括地說，這裡的“世界意義”是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範圍重要性和影響，尤其是它對于廣義的全球生态環境保護治理的理論話語議題和政策制度實踐的拓展、引領與推動作用，并且将分别從理論與實踐兩個維度來展開論述。

　　一、理論維度

　　從理論層面上說，在筆者看來，“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至少體現了如下三重意義上的全球性綠色理論話語議題的重大豐富、拓展與創新。

　　第一，它是面向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綠色現代化發展理論，尤其是針對如何同時解決“不發展（現代化）”和“非綠色發展（現代化）”的難題。[2]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曆程就可以看到，其主導性或統攝性的理論話語傘形概念明顯地分為前後兩個時段：一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的“發展（現代化）”，二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的“可持續性（生态）”。非常有趣、但也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前一個理論話語體系之下，廣大發展中國家由于相對不太發達的經濟與社會現代化水平——尤其是按照或基于經濟GDP指标測算的各種統計數據，成為了歐美少數工業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反襯、批評或幫扶對象；而在後一個理論話語體系之下，廣大發展中國家則由于承繼或引入了主要來自歐美少數國家或地區的工業現代化發展産業結構與技術體系而突出呈現為生态可持續性或綠色化程度相對較低——特别是依據能源消費結構中的石化能源或碳排放比例，并再次成為後者的反襯、批評或幫扶對象。盡管對這一結果的根源性解釋隻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并一直延續至今的、歐美少數發達國家掌握霸權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3]，但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社會現代化”和“生态環境保護治理”似乎的确是一個“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意義上的難題。盡管如此，部分受益于從1972年舉行的人類環境首腦會議到1992年舉行的環境與發展峰會所提供的國際話語語境與政策氛圍的影響，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始逐漸認識到生态環境保護治理的重要性，而基本思路就是将保護與發展、生态可持續性與經濟社會可持續性相結合，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努力實現“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因而，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從“發展（現代化）”向“可持續性（生态）”傘形概念的轉換，更多體現為向“可持續發展（生态現代化）”理論話語的轉換。

　　可以說，“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發展中國家時代背景與語境的重大理論成果。一方面，它依托于新中國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所積累起來的綠色政治共識。無論是毛澤東的改善環境、勤儉節約思想，還是鄧小平的環境保護基本國策思想、江澤民的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思想、胡錦濤的建設“兩型”社會思想，都反映了我們基于那個特定時代的、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中更為合理的人與自然關系的認知追求，并構成了我們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的自然生态規律、經濟社會規律與執政黨治國理政規律總認識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2002年江澤民總書記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就已明确指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标，“必須使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态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4]。另一方面，它是依據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環境、新目标與新要求所做出的綠色政治概括。其中，新環境既包括國内環境，也包括國際環境。對國内環境新變化的權威闡釋，是黨的十九大報告關于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表述：“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産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态環境需要”[5]。而對國際環境新變化的權威闡述，則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5.18”《講話》中所說，“生态文明建設關乎人類未來，建設綠色家園是人類的共同夢想，保護生态環境、應對氣候變化需要世界各國同舟共濟、共同努力，任何一國都無法置身事外、獨善其身”[6]。因而，中國将同國際社會特别是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道，努力“解決好工業文明帶來的矛盾，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标，實現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7]。依此而言，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主要特點或“靓點”，就是關于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理論，或者說如何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無論從小部分已實現初步工業化發展的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所面臨的巨大生态環境壓力的現狀，還是從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低發展國家”）依然面臨着的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雙重挑戰來說，作為一種綠色現代化理論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理論的“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8]，其普遍意義或理論貢獻是顯而易見的。對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而言，一方面，沒有發展就沒有保護，尤其是考慮到當前依然嚴重不公正的勞動分工與交換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中國的事實再次證明，一個發展中大國隻有真正建立起獨立而完整的現代化經濟技術體系，才不會淪落為歐美少數發達國家的自然資源供給地和高端産品消費市場，也才能逐漸實現對本國生态環境系統及其重要元素的高水平保護。另一方面，沒有保護就會失去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自然生态基礎，而自然生态保護治理已成為現代國家與政府的重要管治職責及其治理能力體現。中國的現實經驗表明，除了漸趨完備的國家環境法治體系和日益豐富的環境經濟社會政策工具運用，更為重要的是把綠色理念與思維融入到現代化發展戰略及其貫徹落實的各方面和全過程，不僅從結果上治理生态環境破壞問題、更要從源頭上預防生态環境問題發生。正因為如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概括指出，以“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目标指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9]。當然，這将是一個充滿艱辛曲折的長期性發展過程，而且會始終面臨着來自多方面的尤其是歐美少數發達國家的挑戰，但作為總體思路無疑是正确的。

　　第二，它是當今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紅綠”社會政治變革理論，尤其是強調通過對資本主義的曆史性替代所實現的社會主義政治和生态可持續性考量的制度化結合來應對生态環境挑戰或危機。[10]廣義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紅綠”社會政治變革理論，源自馬克思恩格斯所開創的基于唯物辯證法和曆史唯物主義的人與自然關系思想。馬克思恩格斯的核心觀點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條件注定或加劇了包括自然生态環境危機在内的系統性、内源性危機，而這種多重性危機狀況終将導緻它被全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即共産主義社會的曆史性取代，從而為構建一種新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關系創造經濟社會前提。後來的生态馬克思主義者或生态社會主義者，在系統挖掘與整理馬克思恩格斯相關著述的基礎上，将其闡發轉化成為一種體系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紅綠”社會政治變革理論。其核心觀點是，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與政治批判包含着一個明确的生态維度，而生态社會主義取向的經濟政治變革理應成為未來社會主義革命的标識性側面或“突破口”。但遠比理論分析或設想複雜的是，現實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并沒有最先發生在馬克思恩格斯所特别關注的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率先嘗試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變革的前蘇聯東歐國家（包括我國）在實踐中都出現了較為嚴重的生态環境問題。我們雖然可以用社會曆史條件和國際形勢的複雜多變對這種社會主義變革的非規則性或不徹底性做出解釋，但它卻無可置疑地表明，即便在那些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國家，也需要充分考慮更多是追趕性的經濟社會現代化進程可能會導緻的生态環境損害或破壞，而且要盡可能地避免所處的資本主義國際環境所帶來的生态環境問題處置上的各種體制性壓力或誘惑。總之，生态環境危機或挑戰對于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紅綠”社會政治變革理論來說，不僅要在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的社會主義政治替代的意義上來理解，還要在資本主義主導國際環境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意義上來理解。

　　可以說，“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植根于當代中國經驗的這樣一種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紅綠”社會政治變革理論。[11]一方面，它是社會主義質性的。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概念或論斷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僅構成了它得以全面理解的宏大統一的統攝性理論框架，也提供了其主要政治與政策意涵得以充分展現的制度構想基礎。換言之，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完整意蘊，必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制度的整體框架下才能得到正确揭示或闡釋。也正因為如此，筆者多次強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思想”是一個意涵更為清晰的概念化表達。另一方面，它又是生态（主義）質性的。對于生态環境本身重要性的認識，無論是基于對最普惠民生福祉的考量還是借由對民衆優美生活環境與審美娛樂需要的滿足，都導向了“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和“還自然以甯靜、和諧、美麗”的生态主義色彩濃郁的哲學倫理立場和态度[12]。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裡的社會主義抑或生态主義，都不是純粹或極端意義上的。準确地說，現實中的社會主義隻是馬克思恩格斯所意指的作為共産主義社會低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而從初級階段向中高級階段社會主義社會的成長過渡将是一個充滿矛盾與鬥争的曆史性過程；生态主義并不是學界通常所指稱的生态（生命/生物）中心主義或“深生态學”，而是指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更容易認識到并切實推進的尊崇與遵循自然生态規律的前所未有高度或程度。與此同時，這裡的社會主義和生态主義不再是沖突的甚或對立的。必須承認，古典社會主義實踐在生态議題上是有着明顯缺陷的，其最大的缺憾則是未能充分考慮到并滿足人民群衆對于生态環境質量的基礎性需要，而包括國内學界都給予特别關注甚至推崇的生态中心主義哲學倫理理念和生态自治主義的社會政治實踐，則不得不面臨大衆可接受度過低的難題，因而，經過重新界定的社會主義與生态主義的新構型結合就成為一種更有希望的選擇。

　　鑒于歐美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變革并不是近期現實的前景，作為一種當代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紅綠”社會政治變革理論的“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性普遍價值或理論貢獻，是不言而喻的。當今中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不僅已經順利度過了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體制突然解體所造成的嚴重沖擊，而且在過去30年中實現了經濟實力上的大幅度提升與社會政治制度體系的進一步穩固，而歐美發達國家近十年來危機不斷的狀況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及其應對，則事實上變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道路合法性和正确性的強有力“背書”。也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體現的“紅綠融合”生态突破意義才顯得更加意義深遠。無可置疑的是，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紅綠”社會政治變革理論研究的重心已經轉移到中國，而“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或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觀）則是它的權威性呈現。[13]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5.18”《講話》中明确指出，“在我們這個13億多人口的最大發展中國家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其影響将是世界性的”[14]。概言之，這種當代中國的“紅綠”思維與進路所包含和傳遞的關鍵信息是，一方面，“紅色的”才是真正“綠色的”，即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是可以更好地避免和應對現代生态環境問題的社會制度框架，至少相對于現代資本主義制度而言是如此；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社會必須謹慎處理好綠色議題，即社會主義的政治本質和階段性發展都要求與時俱進地把生态環境保護治理納入到越來越高級别的社會政治議事日程，并逐漸顯示出隻有社會主義社會才可以實現或做到的生态民主審議規約與主體意識行動自覺。

　　第三，它是當代中國版本或風格的環境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尤其是将“環境人文社會科學”形塑為“生态文明建設人文社會科學”[15]。經過半個多世紀的不斷努力，作為對現代生态環境議題進行理論回應及其主要成果的（生态）環境人文社會科學，已發展成為一個數量龐大的新興交叉邊緣學科群或譜系。[16]毫不誇張地說，任何一個傳統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從經濟法律到哲學美學、語言藝術，如今都擁有由于生态環境關切或考量而形成的人文社會科學分支學科，并且往往會因為所采取的不同哲學倫理立場與觀點而出現了不同的研究方向或論域，比如哲學中的生态哲學和環境哲學、美學中的生态美學和環境美學、經濟學中的生态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等等。而在這種繁榮外觀的背後，當代環境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還受制于如下兩個方面的約束因素，一是主流（母體）學科的主導性甚或獨斷性話語體系的排斥或禁锢，二是歐美少數國家依然占據着的對于這些主流（母體）學科的從學術評判到話語表達甚至語言形式的霸權地位。就前者而言，如果說生态經濟學或資源環境經濟學和環境法學在環境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群中獲得了相對較快的發展，特别是體現在經濟社會政策影響和教育資源配置等方面，但它們在各自的母體學科即經濟學和法學中的處境卻依然有些差強人意甚或窘迫，而生态哲學和生态倫理學在大哲學學科中的地位則顯得更為弱勢或尴尬——時常面臨着哲學性或學理性不足的批評。盡管這些新興學科确實存在着不夠獨立與成熟意義上的問題，但主流（母體）學科的體系性歧視和排斥顯然是更為重要的阻礙因素，并且正變得越來越具有關鍵性。就後者來說，無論是現代人文社會科學還是當代環境人文社會科學的形成與發展，都是在歐美工業化國家的統攝甚至霸權之下進行的。這意味着，盡管它們之間也的确存在着由于觀察視角與研究範式差異所帶來的理論張力，但更為明顯或“順理成章的”，則是基于歐美社會現實、話語語境甚至言說形式所形成的“西方中心（至上）主義”表征，以及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民族的自主思考乃至話語表達的過濾或屏蔽效應。因而，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所謂的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和當代環境人文社會科學，既不是全球普遍性的，也并非真正是獨立自主性的，而是有着強烈的歐美國家宰制或霸權色彩，也就往往難以深刻分析與有效解決自身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生态環境問題。

　　可以說，作為完整理論體系的“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提供了一個當代中國版本或風格的環境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學說或學科形态。而從政治學的視角來說，我們則可以稱之為“生态文明建設政治學”[17]。具體而言，它包括如下三個構成層面或步驟：一是研究論域轉換。通過将“生态文明及其建設”而不再是“生态環境保護治理”确定為最高傘形概念，“生态文明建設政治學”極大地豐富與拓展了所涵蓋和讨論的視域範圍，把經濟、社會與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多種元素納入其中，而不再局限于自然生态保護和資源節約管理方面的政治與政策。二是話語體系轉換。如果說生态環境保護治理更多體現為一種狹義空間範圍内的約束性思考與實踐，那麼生态文明建設就更多呈現為一種廣闊得多範圍内的主動性思考與實踐。比如，綠色發展或綠色現代化、社會生态轉型、社會主義階段性變革等，都可以毫無違和地成為生态文明建設話語體系中的重要支撐性概念。相應地，生态文明建設政治成為一種進取性的、面向未來的新政治。[18]三是主體視角轉換。十分重要的是，生态文明建設是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大背景與語境下展開的，而生态文明建設話語則是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下政府的綠色政治意識形态和環境治國理政方略。換言之，生态文明建設的話語與實踐有着鮮明清晰的“中國标識”或“中國印記”，而這對于中國學界最終完成從面向歐美國家的“虔誠學習者”向面向中國實踐的“自主研究者”的主體視角轉變，是非常重要的。對于如何形成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要把握住如下三個主要方面：“體現繼承性、民族性”“體現原創性、時代性”“體現系統性、專業性”，而要把握好這三個方面，就必須首先做到以自主立場和自信态度“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曆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19]。完全可以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把當代中國的“環境政治學”定格為“生态文明建設政治學”的“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這樣一個鮮活實例。

　　對于當代環境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而言，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為目标指向的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性意義或理論貢獻，至少同時體現在學科範式、思維方式和實踐變革潛能等層面上。就前者來說，任何現實的環境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真正成熟與發展，都必須基于實現主體視角與研究範式上的深刻變革，其核心問題是如何從本國本土的實際狀況出發來分析現實、思考對策，使環境人文社會科學成果更多呈現為一種立足于當地人文精神與社會體驗的感知理解和學理闡釋；就中者來說，盡管全球視野下的理論分析就像馬克思恩格斯的資本主義批判分析一樣是正确的和（更加）需要的，但對于普遍性環境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形态或理論範式的信奉與追求，仍在相當程度上是受制于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全球化理念與價值觀的表現，在現實中則會有意無意掉入歐美少數發達國家的“帝國主義”經濟政治與話語陷阱，因而像“生态文明建設政治學”這樣的體制外促動所帶來的思維方式變革就顯得尤為重要和彌足珍貴；就後者來說，曆史一再證明，真正推動理論革新與前進的最強大動力還是實踐，而最能夠發揮其社會影響力的理論則是那些與時代實踐需要相順應或契合的理論，而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顯屬于這樣一種理論——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成功實踐，在重構絕不僅限于國内人與自然關系現實的同時，也必将會在同等程度上重塑這些學科理論本身。

　　

　　二、實踐維度

　　從實踐維度上說，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倡導與推動國際生态環境保護治理合作方面提出了許多重大制度與政策創議，使當今中國成為全球生态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的同時，也在發揮着日益擴大的世界性影響。

　　第一，推進以聯合國平台為中樞的國際生态環境保護治理合作。始于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的國際生态環境合作，以1992年舉行的裡約環境與發展首腦會議為标志，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一方面，基于可持續發展理念與戰略共識的反貧困、氣候變化應對、生物多樣性保護、荒漠化防治、海洋生态環境保護等全球性公共議題，成為聯合國機構框架下的國際合作重點。另一方面，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圍繞着“共同但有區别責任原則”而展開的合作博弈，成為這些國際合作實踐中的常态化形式或表現。可以說，全球氣候變化應對和可持續發展國際合作是關注程度最高的兩大議題領域，也更為充分地展示了其中所存在着的各種難題和矛盾。總體而言，以消除絕對貧困和推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為政策重點的可持續發展國際合作，不僅所達成的政治共識認同度較高，而且取得了較為理想的落實效果，比如在世界貧困人口總數的減少方面；相比之下，以溫室氣體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削減為中心的全球氣候變化應對，雖然獲得了更高的社會關注度并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資源——從1997年《京都議定書》到2015年《巴黎協定》，但目前為止所取得的成效并不能令人滿意。

　　我國政府對于生态環境保護治理的國際合作一直堅持積極的立場與态度，同時也堅決維護包括自身在内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權利。我們不僅主動參與了包括1972年人類環境會議在内的由聯合國主辦的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重要會議或相關公約文件的談判、簽署與落實，逐步建立起與之相适應的國内生态環境保護治理法治體系和可持續發展制度與政策促進體系，而且與時俱進地調整擴充我們對于全球生态環境保護治理的國家貢獻、制度創設和話語構建上的發展中大國責任與擔當。比如，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主要是從國内層面上強調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标之一是“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态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而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依然主要是從國内視角強調了“要完善有利于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态環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續發展體制機制……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為保護全球氣候作出新貢獻”[20]。相比之下，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不僅重申了“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貢獻”，還強調指出，“堅持共同但有區别的責任原則、公平原則、各自能力原則，同國際社會一道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而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則不僅重申了“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貢獻”，還明确提出，“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成為全球生态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落實減排承諾”“要堅持環境友好，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21]。總之，經過幾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國已經由國際生态環境政治的追随性參與者逐漸成為舉足輕重的制度與話語構建貢獻者。[22]

　　習近平總書記本人對于國際生态環境保護治理合作高度重視、熱情推動。早在2008年6月，他就在國際能源會議上講話指出，“中國堅持走科學發展道路，堅持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實行可持續的能源戰略……中國是國際能源合作負責任的積極參與者，努力為促進世界能源可持續發展、維護世界能源安全作出積極貢獻”（《人民日報》2008年6月23日）。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總書記在包括2015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和氣候變化巴黎大會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國際場合發表講話、談話或緻信，表達了中國政府對于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推進可持續發展等重大議題及其國際合作的基本立場與大力支持。比如，他在紀念聯合國成立70周年發表的講話《攜手構建合作共赢新夥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指出[23]，“建設生态文明關乎人類未來。國際社會應該攜手同行，共謀全球生态文明建設之路，牢固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意識，堅持走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發展之路”；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巴黎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攜手構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氣候變化治理機制》中指出，“中國在‘國家自主貢獻’中提出将于二〇三〇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并争取盡早實現……雖然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但我們有信心和決心實現我們的承諾”[24]；在“5.18”《講話》中則進一步強調，“我國已成為全球生态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主張加快構築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态體系。要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形成世界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案。要堅持環境友好，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25]。因而可以說，上述論述是我國進入新時代的國際生态環境合作國家戰略及其推進的根本遵循，同時也對這些全球性進程本身産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第二，促進以發展中國家為核心的全球綠色發展互惠合作。毫無疑問，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綠色發展水平及其合作——努力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治理這雙重目标之間的内在契合一緻或有機統一，是全球綠色發展水平及其合作的關鍵和難點之所在，而作為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内容及其踐行的當代中國綠色發展成果與經驗可以發揮重要的示範和引領作用。[26]

　　從新中國70年的曆史來看，我國與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雙邊或區域合作更多是圍繞着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和文化交流展開的，對于生态環境方面議題的考量相對較少或重視不夠。這既與合作方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所持有的生态環境保護意識和相應的制度政策架構密切相關，也與我們自身的理論認識水平和經濟技術先進程度有一定關系。而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随着生态環境保護治理成為一種全球性社會政治關切，無論是我們自己，還是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生态環境保護或生态可持續性已經逐漸上升為一種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而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我們與廣大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開展國際合作的話語語境與制度框架。[27]一方面，我們需要更加注重理論概括與交流傳播當代中國的生态文明建設或綠色發展經驗，除了讓發展中國家的夥伴朋友看到經濟增長帶來社會文化各方面發展的“中國奇迹”，還要讓他們确信這是一條走向或契合經濟、社會與生态可持續性的“綠色發展之路”；另一方面，我們在國際交往中需要特别強調對于各種形式的綠色政策與制度規範的尊重和遵循，不管它們是來自包括聯合國機構在内的國際組織還是來自合作方轄區内的地方社區組織，旗幟鮮明地表明彼此合作的目标是對這些制度規範的踐行豐富而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違背或僭越。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綠色發展”國際合作主要關涉到如下三個方面，而習近平總書記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理論闡述和政策建議。一是全球氣候變化應對上的“南南合作”。在這方面，中國既要代表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維護我們的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權利，要求“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多作表率”“應對氣候變化不應該妨礙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合理需求”，也要責無旁貸地主動承擔“符合發展中國家能力和要求”的“最大努力”（“國家自主貢獻”），同時還要“認真落實氣候變化領域南南合作政策承諾，支持發展中國家特别是最不發達國家、内陸發展中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挑戰”（“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28]。二是可持續發展特别是針對反貧困的國際合作。鑒于我國仍将長期維持的發展中大國地位，我們開展綠色發展國際合作的整體性立場是，“中國将繼續承擔應盡的國際義務，同世界各國深入開展生态文明領域的交流合作，推動成果分享，攜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園”，而這也适用于我們與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合作。當然，随着我國經濟社會現代化總體水平的不斷提高，尤其是對于那些極端貧困的低發展國家和地區，我們也将需要承擔越來越大（多）的國際援助責任。而即便在後一種情況下，我們也會更多緻力于向受援國家和地區交流傳播中國的生态脫貧或綠色發展經驗，而且不會為直接性援助強加任何意義上的經濟政治先決條件。“中非合作要把可持續發展放在第一位。我們将為非洲國家實施應對氣候變化及生态保護項目，為非洲國家培訓生态保護領域專業人才，幫助非洲走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道路”[29]。三是綠色“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的綠色發展體系共建合作。該政策建議既是2013年提出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完善與細化，從而把生态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理念納入其中，“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等多邊合作機制，互助開展造林綠化，共同改善環境，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生态挑戰”“我們要着力深化環保合作，踐行綠色發展理念，加大生态環境保護力度，攜手打造‘綠色絲綢之路’”，也在逐漸成為我國推進全球生态文明建設的重要抓手，“要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讓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實踐造福沿線各國人民”[30]，其核心是使綠色發展或生态文明建設取向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靓點”或“底色”。由此可見，習近平總書記的上述論述，不僅清晰地闡釋了新時代中國可持續發展國際合作的政治與外交原則，而且對于全球層面上的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綠色發展合作制度與政策創新具有重要的規約引領作用。

　　第三，推動構建基于國際新秩序理念與目标的人類（地球）命運共同體建設。對于21世紀的人類社會而言，日漸成為共識的是，人類文明的未來進步甚或存續将取決于我們作為一個整體的對待大自然态度及其相應的經濟社會制度選擇，也就是能否最終走向一個人類（地球）命運共同體。對此，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20年發布的《人類發展報告》30周年紀念版明确指出，随着人類和地球進入一個全新的地質時代，即人類世或人類紀，現在所有的國家都應重新設計各自的發展道路，為人類給地球施加的危險壓力負起責任，做出改變；除非立刻采取積極大膽的舉措，減少人類生活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壓力，否則人類的發展與進步将停滞不前。[31]這一新思路或戰略抉擇包含着兩個關鍵性元素，一是承認接受正在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出來的地球整體的自然生态邊界或“天花闆效應”。也就是說，随着現代化工業生産方式和大衆性消費方式的世界範圍内擴展，自然資源的開發供給和生态環境的吸納支撐正在日益呈現出一個全球性容限難題，而個别國家和地方的局地性自然生态富庶并不能掩蓋地球作為整體的生存延續窘境。二是認識到盡管人類社會的經濟政治制度區分——尤其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分野——仍然是重要的，但現實中更為緊迫的則是二者的和平共處與相向而行，從而攜手應對所共同面臨着的自然生态挑戰或地球家園危機。換言之，人類社會正在經曆一場由于人與自然關系嚴重困境而引發的全面深刻轉型。

　　也正是在上述意義上，始于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的習近平總書記對于這一議題所做的重要論述，不僅是我國推進全球生态文明建設戰略及其實施的理論指引與實踐遵循，還構成了國際社會緻力于人類（地球）命運共同體建設或構建人類（地球）命運共同體努力的系統哲學論證與制度戰略構想。[32]就理論闡釋層面而言，其核心性問題是充分理解如下三個“共同體”之間的内在關聯或一緻性，即“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地球）命運共同體”[33]。如果說第一個共同體更多強調的是一種基于現代生态學知識的科學認知，第二個共同體更多強調的是一種基于哲學倫理學知識的人文價值認知，那麼，第三個共同體更多強調的則是基于當代社會科學知識的經濟政治認知，即我們必須做出的經濟社會制度與政策體系上的重大抉擇。總之，“我們要構築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态體系。人類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歸根結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須呵護自然，不能淩駕于自然之上。我們要解決好工業文明帶來的矛盾，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标，實現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34]。就制度戰略構想層面而言，2015年9月在紀念聯合國成立70周年而發表的題為“攜手構建合作共赢新夥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首次做出了“五大支柱”的意涵完整闡釋[35]：政治上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夥伴關系；安全上要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經濟上要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文化上要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環境上要構築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态體系，而黨的十九大報告則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明确界定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意涵及其基本方略之一，呼籲“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36]。很顯然，無論是就創建目标還是構建進路來說，人類（地球）命運共同體都隻能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和協同推進的過程。很難設想，缺少了其他議題維度支撐的人類社會或地球會呈現為一種具有生态環境友好或清潔美麗質性的“共同體”。

　　事實也是如此。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社會對一系列重大緊急事件的低效或失當應對一再表明，“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要點和難點都在于現行國際秩序格局的實質性改變或重構。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它包含着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國際社會與自然界的關系和國際社會關系，而且後者的不平等非民主現狀明顯地制約着前者進行社會生态公正的結構性變革努力。以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應對為例，人類社會同患難共命運的迫切需要與世界主要國家及其政府的無政府主義甚或嚴重不負責任的政治行動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37]當然，它所表明的并不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戰略本身正确性的質疑，而是我們需要更充分估計與面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挑戰。

　　

　　三、簡短評論

　　綜上所述，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義，首先在于它所具有的廣義上的生态環境保護治理理論與實踐上的世界性重要性或影響。也就是說，作為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宏偉實踐的理論引領與根本遵循的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其現實與未來影響無疑是超越國界或全球性的。當然，我們也可以做一種更狹義的直接性歸納，即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球生态環境保護治理議題——尤其是圍繞全球氣候變化應對和推進可持續發展國際合作——的闡述，概括為“習近平全球生态文明建設思想”[38]。相應地，它不僅可以大緻劃分為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前者主要指其中所包含的推動全球生态文明建設的理念、目标和原則，而後者主要指所對應的戰略選擇、制度構想與政策舉措，而且可以将其世界範圍内的理論與實踐意義或影響做出略微不同的表述：對于全球環境治理的核心價值理念來說，它所彰顯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和綠色發展等重要理念的理論引領與實踐遵循意義；對于全球環境治理的體系架構來說，它所彰顯的是必須同時在話語體系、制度平台和政策落實機制等諸方面進行符合生态文明原則要求的改革或重構；對于全球環境治理的主體構成來說，它所彰顯的是，當代中國正在同時作為發展中國家代表和現代工業文明轉型探路者的雙重意義上成為一個未來可期的世界領導者角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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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這一理論的最新形态是拉美國家綠色左翼學者的“超越發展理論”或“新資源榨取主義理論”，認為無論是“發展（現代化）”話語還是“可持續性（生态）”話語體系下的各種政策實踐評判，乃至這些話語概念本身，都源自根深蒂固的西方殖民主義傳統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嚴重不公平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

　　[4]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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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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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頁、第40~41頁；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頁、第6頁、第51頁、第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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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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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習近平：“推動我國生态文明建設邁上新台階”，《求是》2019年第3期，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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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38頁；習近平：“推動我國生态文明建設邁上新台階”，《求是》2019年第3期，第13頁。

　　[31]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The Next Frontier-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Anthropocene (New York: UNDP, 2020).

　　[32] 郇慶治：“生态文明建設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第33~40頁。

　　[33]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頁、第50頁、第58頁。

　　[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頁。

　　[35] 習近平：“攜手構建合作共赢新夥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人民日報》2015年9月29日。

　　[36]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59頁。

　　[37] 郇慶治、劉琦：“大疫情之後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願景、進路難題及其挑戰”，《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科版）》2021年第3期，第1~17頁。

　　[38] 丁金光、徐偉：“共謀全球生态文明建設是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東嶽論叢》2020年第11期，第66~72頁；黃高曉：“論習近平全球生态文明建設思想”，《廣西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第29~34頁。

 

文章來源 |《國外社會科學》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