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作為一個系統完整且豐富深刻的話語理論體系，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非常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生态理論或生态學基礎。這裡指的馬克思主義生态理論或馬克思主義生态學，并不限于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生态（環境）思想（觀）”“人與自然關系思想”或“生态文明理論” [1] [2] [3] ，而是有更為寬泛意義上的理論意涵。具體來說，它不僅從思想論域上涵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視域下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域下資本（反生态）的邏輯批判及其超越理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視域下作為一個系統性整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生态維度，還從思想譜系上包括了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歐美生态馬克思主義者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生态學者的有關論述 [4] （總序）。

　　一、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國内學界圍繞或基于馬克思恩格斯本人著述的馬克思主義生态思想研究成果豐碩，但就它們與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契合性或直接相關性來說，更需要關注如下三個層面或維度的内容。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視域下的人與自然辯證關系思想
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理論（或“自然觀”）的核心觀點是，我們應該在二者之間呈現為一種社會曆史文化的辯證互動的意義上去面對、認知和改變（利用）自然。從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來看，人類社會或文明的曆史從一開始就是包括自然史和人類史兩方面的統一性曆史，而且這兩個方面呈現為相互影響或制約。這就意味着，現實社會中人與自然界之間的關系和人們彼此間的關系也是相互影響或制約的 [5] (P516,534）。也就是說，作為從事社會曆史與文化實踐主體的“人”，既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生動鮮活的個體，表現為有或多或少個性特征的生産生活活動，又呈現出漸趨複雜精緻的社會曆史形式，并賦予那些個體性的活動以集體性的制度框架或規範。相應地，文明時代之始，大自然就不再是原始狀态的、封閉孤立的或單純生物物質循環意義上的自然而然，而首先是一種被人類活動對象化或“人化”的社會曆史的、文化的自然。
對馬克思主義自然觀或人與自然關系思想的生态意蘊，筆者認為如下兩點是尤其重要的。一是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辯證統一性，并未否定自然生态系統的唯物主義本體論意義上的先在性和客觀必然性（規律性），而隻是想申明，人類關涉自然的活動都必須在特定的社會曆史條件甚至包括由此形塑的人類思維能力的現實境況下展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自然世界漫長的地質演進和生命進化曆史，已經是現代科學研究及其進展初步闡明的常識或事實，人類各種物質生産實踐活動中對自然物質存在及其客觀規律（法則）的依存性甚或終極從屬性，都是不言而喻的。二是強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特定曆史階段和社會條件下發生和建構起來的多維度的立體性關系，有助于清楚闡明和科學把握社會尤其是現代工業社會面臨生态環境問題挑戰的社會曆史特質。無論封建社會時期中國古代社會的農業生産和鄉村生活，還是進入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以來歐美社會的工業化生産和城市生活，都需要并塑造形成一種特定構型的人與自然關系，并相應地确定那個時代社會的自然生态風貌及其變遷趨勢。因而可以說，某一現實社會中的生态環境問題或挑戰，一方面與曆時動态意義上的人類社會（文明）發展進程相關，另一方面也與共時結構意義上的對特定構型的社會生産與生活方式抉擇或追求相關。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域下的生态政治經濟學“紅綠”分析
必須看到，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社會生産和生活方式的批判，同時是一種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政治生态學批判 [6] (P68-75) [7] (P9-14) [8] (P154-160) [9] (P40-45）。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學批判，它緻力于闡明現代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主導地位及其世界性擴張，既是傳統社會條件下的人類生産勞動（經濟活動）不斷更新演進的曆史性結果，逐漸呈現為以利潤追逐和資本增殖為絕對律令的不斷擴展與深化的全球性商品生産、消費、流通和貿易，因而有着其合理甚至推動進步的一面，更存在着自身無法消除的生産日益社會化與生産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将導緻資本主義社會持續不斷和日趨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并最終被社會主義生産方式的曆史性取代。也就是說，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來，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的“非理性物質生産”“反生态社會勞動”和“去使用目的的商品交換”，都源自或受驅動于資本主義性質的價值或交換價值生産，後者又依從服務于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産關系，即實現剩餘價值的生産和資本的增殖；社會主義經濟政治變革的實質就是消除這種生産關系本身，從而恢複（或重建）商品交換的使用價值（有限需求）目的、物質生産的理性特征和社會勞動的生态性質，或者說實現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條件下作為“鐵律”存在的資本增殖邏輯（“增長抑或死亡”）的否定與超越。
作為一種政治生态學批判，它明确宣示，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在本質上是基于或依賴“生态外部性”而存活、擴展的，因而反（非）生态和社會非正義一樣都是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的固有屬性。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生态學的基本觀點就是，無論是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還是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任何一個現實社會（形态）都同時呈現為一種特定構型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的自然關系，因而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曆史性替代将同時是在經濟、社會和生态的多重意義上的 [10] (P10-16) [11] (P104-111）。
當然，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關系的社會主義變革在現實中将是極其複雜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借助對勞動過程的分析作了闡述 [12] (P14-18）。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社會中的勞動首先體現為人和自然界之間發生的一種物質變換或新陳代謝，“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 [13] (P207-208）。在這一過程中，人們通過身體的運動作用于并改造他們身外的自然，當然也會同時改變着他們自身的自然。就此而言，“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13] (P56）。也就是說，這種一般意義上的物質變換或新陳代謝過程，即便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也很可能是會持續存在的，盡管将帶來十分不同的經濟社會與生态後果。
（三）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視域下的生态文明社會與文化願景
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本身的科學性，首先在于它基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别是曆史唯物主義理論基礎和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分析。由此，我們不僅可以科學地理解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尤其可以科學地理解主導當今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和未來發展進程。就長期性趨勢而言，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基本觀點是，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内在矛盾和動力機制，将會逐漸産生出使它被對立性的社會主義制度取代的經濟社會條件、社會政治變革主體和革命性變革機遇；相應地，未來社會主義社會将理所當然地具有許多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特質，尤其是在擺脫資本主義社會現存弊端和缺陷的意義上。不難理解，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态危機或反生态本質，也是這種社會主義曆史性變革的題中應有之義。換言之，在未來共産主義社會中，無論是就社會整體（社會主義階段、共産主義階段）還是人們的社會性存在形式（自由人聯合體或真實的共同體）而言，它都理應呈現為一種生态文明的經濟、社會和文化 [14] (P91-94) [15] (P21-30) [16] (P84-88）。對此，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資本論》第3卷中分别作了充滿政治想象力的經典性描述：“這種共産主義……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确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争的真正解決。” [5] (P185）在未來共産主義社會中，“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産者，将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适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 [17] (P928-929）。很顯然，如此意義上的未來社會将是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想社會。
毋庸置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基于當代中國客觀實際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18] (P20-27）。一方面，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制度的确立，既是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局地化實現或驗證，也是中國曆史發展進程尤其是近代社會以來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必然性結果，是一種巨大的曆史性進步——尤其是就克服或消除資本主義制度下諸多固有弊端的現實可能性或巨大潛能而言，其中當然也包括逐步創建一種生态文明的新經濟、新社會和新文化。但另一方面也必須明确，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絕非僅僅是一種政治上自我矮化甚或去政治化的修飾性言辭，而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基于或面向的現實基礎的科學判斷。這就意味着，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态文明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的既定目标、體制構架和政策規約，任何領域、行業或地域性的政策舉措都必須接受這種政治正确性的拷問與檢驗，但同時也不能因此在任何意義上将這一長期且複雜的曆史進程線性化、簡約化、理想化。因為包括生态文明建設在内的社會主義建設隻能是一個長期且複雜的曆史變革和社會重建過程，尤其不會僅僅是像生産資料所有權變更那樣的直接或簡單。

　　二、歐美生态馬克思主義者的生态批判理論

　　長期以來，生态馬克思主義或生态社會主義是作為一個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流派來理解對待的。但必須承認，無論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梳理诠釋還是對現實資本主義社會（世界）的生态理論批判，它都發揮着一種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從而構成了筆者意指的馬克思主義生态理論構建與創新的重要基礎或思想來源。
概言之，通常意義的生态馬克思主義或生态社會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之後尤其是以當代歐美國家為主體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理論家，依據生态環境問題的現實政治意義日漸突出的事實，逐漸闡發形成的一種馬克思主義視角下對生态環境難題或挑戰的哲學理論分析。作為一種系統性學說理論，它大緻沿着兩條路徑而逐漸展開 [19] (P123-155）：一是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生态學觀點的挖掘、整理和重釋，或者稱文本诠釋與闡發進路；二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方法對現代生态環境問題作出時代化的理論分析，或稱理論重構與創新進路。從動态演進的視角來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尤其是社會批判理論在它的孕育和創建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催生婆”的角色——喬治·盧卡奇、安東尼奧·葛蘭西等歐洲馬克思主義者的著述和20世紀30年代後興起的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從最初的旨在對馬克思恩格斯人與自然關系論述的反思或批評性理解，逐漸轉向闡發一種系統的生态馬克思主義觀點。于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赫伯特·馬爾庫塞、威廉·萊斯、本·阿格爾和安德烈·高茲等人，把古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擴展為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生态學批判，或者說對一種系統性生态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清晰闡述 [20] (P475）。
自那時以來，歐美的生态馬克思主義研究出現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和20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兩個較為活躍時期。在前一個時期，先後出版了安德烈·高茲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生态》、萊納·格侖德曼的《馬克思主義和生态》、戴維·佩珀的《生态社會主義：從深生态學到社會正義》《現代環境主義導論》以及特德·本頓的《馬克思主義的綠化》等。在後一個時期，先後出版了詹姆斯·奧康納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研究》、保羅·柏克特的《馬克思和自然：一種紅綠觀點》、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的《馬克思的生态學：唯物主義與自然》和喬爾·科威爾的《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終結還是世界的毀滅？》以及薩拉·薩卡的《生态社會主義還是生态資本主義？》等。近十年來，則先後出版了傑夫·尚茨的《綠色工聯主義：一種替代性紅綠視點》、菲利普·克萊頓和賈斯廷·海因澤克的《有機馬克思主義：生态災難與資本主義的替代選擇》、齋藤幸平的《卡爾·馬克思的生态社會主義：資本、自然與未完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烏爾裡希·布蘭德與馬爾庫斯·威森的《資本主義自然的限度：帝國式生活方式的理論闡釋及其超越》和維克多·沃裡斯的《紅綠革命：生态社會主義的政治與技術》等。總之，經過半個世紀左右的不斷發展，生态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一個逐漸超出歐美地域或視域并有着廣泛社會政治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新流派。
盡管不同流派或學者之間存在着具體看法的差異，但生态馬克思主義或生态社會主義在整體上仍具有兩個标志性特征 [21] (P7-9）。第一，它構成了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生态環境困境或危機及其應對的系統性批判。在它看來，人類社會一直都包含着或呈現為社會的自然關系（人與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人與人關系）雙重維度下的基礎性關系。從長遠和本體論意義上說，社會的自然關系無疑是更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方面，但在較短或有限的時空範圍内，或者說在物質生産與經濟技術條件大緻保持不變的狀态下，社會關系及其局部性、漸進性的調适，則有可能呈現為一個具有強大規約性力量的方面，并對社會的自然關系産生重要影響或反作用。第二，它指向一種特定而明确的綠色政治變革目标、議程和戰略或替代性願景，即生态的社會主義政治及其未來。在它看來，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态環境危機狀況或反生态本性的批判立場固然重要，但至少同樣重要的是，需要主動構建并踐行一種基于替代資本主義總體性架構的社會主義政治主張和行動戰略。就這兩個方面來說，生态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紅綠”環境政治社會理論，都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有着顯而易見的承繼關系。由此可見，以歐美國家為主的生态馬克思主義者的生态批判理論或話語闡釋，既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生态觀點的有益補充、拓展和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一種體系完整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生态學或綠色哲學理論。

　　三、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生态學者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

　　在不斷诠釋闡發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和批判性分析歐美生态馬克思主義者的生态批判理論的過程中，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者也緻力于從現實背景和語境出發，來主動建構具有當代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生态理論，這其中值得關注的就是一種狹義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 [22] (P76）。概括地說，它特别強調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和政治經濟學基礎出發，自覺嘗試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條件下社會主義政治與生态可持續性考量的有機結合，或者說社會主義與生态主義的時代融合，尤其是在制度化政策層面上。

　　劉思華在2006年首版的《生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 [23] 等論著中，從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基礎性文獻出發，在系統概括馬克思生态經濟思想的理論基礎（哲學、社會學、經濟學、生态學）和總體構架（二重性理論、物質變換理論、全面生産理論、廣義生産力理論、物質循環理論）的同時，也初步闡明了一種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經濟的重要性及其理論支撐——明确提出創建中國特色的生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經濟（科學）理論。陳學明在2008年出版的《生态文明論》 [24] 等論著中，不僅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與生态文明的本質是一緻的，建設生态文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題中應有之義，在現實條件下則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逐漸使經濟社會發展變得全面、協調、可持續，并努力構建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和諧社會；還明确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過程中以生态為導向的新型現代化戰略，其關鍵點是處理好如何對待資本（既利用又限制）、如何對待科技（既發展又駕馭）、如何組織生産（既擴大又改變）和如何對待消費（既刺激又引導）這四大問題，堅持認為生态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如下三點啟示：要透過人與自然之間的沖突去分析和解決人與人的沖突，要發揮社會主義社會對建設生态文明的制度優勢，要把建設生态文明與創建人的新的存在方式結合在一起，使建設生态文明成為一場偉大的（思想）革命。餘謀昌在2010年出版的同名著作 [25] 等論著中，在具體論述生态文明時代的哲學形态（環境哲學）、倫理形态（環境倫理學）、經濟形态（循環經濟）、文學藝術形态（生态文藝）和科技形态（生态水利與生态文明科技）的同時，還特别強調了生态文明将是一種新文明（新文化、新階段和新實踐），生态社會主義是它的社會形态——生态文明是我們走向未來的新的社會形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則是現實社會的社會性質，兩者合稱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或生态社會主義社會，因而生态文明将必然是一種社會主義的生态文明。

　　近年來，筆者着力闡發了一種狹義上界定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概念或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觀 [26] (P21-29) [27] (P63-70），強調這種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話語和政治更能夠（應該）代表當代中國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本質和目标追求，尤其是不能将其簡約或虛化為一種生态環境保護治理的公共政策概念或術語，從而脫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一更宏大、更重要的背景和語境。與此同時，筆者還把國際綠色左翼理論學界的激進“社會生态轉型”概念引入其中，認為作為一種轉型政治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至少具有三方面的轉型話語（政治）意蘊：它是對生态資本主義性質的生态環境治理理論和實踐作法的批判性分析和立場；它是關于生态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未來綠色社會制度框架構想或願景；它是關于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現其階段性提升或自我轉型的“紅綠”戰略與踐行要求。

　　四、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生态學

　　應該說，正是上述三個思想論域和譜系的理論闡述，總體構成了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而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基礎，從而使之成為一種系統完整的當代中國版本的環境政治哲學和綠色變革理論。如果對照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闡述的權威性文獻——無論是黨的十八大報告和十九大報告還是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系列重要論述 [28] (P39-41) [29] (P50-52），都可以發現對上述三大思想支譜及其研究成果的直接性引用，基本上都屬于第一類别的範圍。
比如，在《之江新語》中，習近平對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思想的直接運用，首推“兩（座）山”或“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理念。他在《綠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從“兩座山”看生态環境》和《破解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兩難”悖論》3篇短論中分别指出，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之間是一種既會産生矛盾又可以實現辯證統一的關系，但必須堅持保護好綠水青山這一前提，因為前者可以帶來後者，後者卻買不到前者；所謂“兩（座）山”之間的關系，即“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其實就是指人與自然的和諧、經濟與社會的和諧；金山銀山（經濟發展）和綠水青山（環境保護）之間在傳統發展模式下是一對“兩難”矛盾，但在新時代條件下經過努力就可以“真正做到經濟建設與生态建設同步推進，産業競争力與環境競争力一起提升，物質文明與生态文明共同發展”，也就是“既培育好‘金山銀山’，又保護好‘綠水青山’” [30] (P223-224）。此外，他還在《實現經濟發展和生态建設雙赢》和《努力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2篇短論中間接論及了恩格斯著名的關于大自然報複的觀點 [30] (P141）。需特别指出的是，習近平在該書中對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直接引用有兩處，一是在論述構建和諧社會的時代意義時引用了馬克思的名言“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 [30] (P235），二是在論述理論聯系實際學風重要性時引用了被列甯稱為“經典性的論點”的恩格斯的名言“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30] (P271）。雖然這些引述初看起來與生态文明及其建設關系不大，但其實都是彼此貫通的。如果說和諧社會建設和生态文明建設一樣都是習近平在地方主政時就已敏銳意識到政治重要性的時代問題，那麼“善于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認識和解決遇到的問題” [30] (P271），當然也适用于生态文明建設。 
再比如，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收入的短論《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新時代》中，習近平論述了黨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要性，并強調指出，“這标志着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表明了我們加強生态文明建設的堅定意志和堅強決心” [31] (P208）。由此明确的是，進入新時代的生态文明建設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道路、制度與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需要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自我革新完善的理論自覺和政治高度中，真正下決心把環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環境建設好，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新時代，為人民創造良好的生産生活環境。
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收入的5篇短論尤其是《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習近平再次引述了恩格斯關于大自然報複的觀點，“人類發展活動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否則就會遭到大自然的報複。這個規律誰也無法抗拒……對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 [32] (P394），而且特别強調了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觀念變革基礎上的制度體系構建和創新意涵：其一，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其二，推進生态文明建設，改革我國環保管理體制；其三，深化生态文明體制改革，盡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來，把生态文明建設納入制度化、法治化軌道 [32] (P395,393）。
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收入的短論《加強生态文明建設必須堅持的原則》中，習近平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認識上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從基于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作出的執政黨奮鬥目标與使命的新政治定位、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地位與影響等方面，系統闡述了新時代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及其必須堅持的“六大原則”：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良好生态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态環境；共謀全球生态文明建設。其中，在論述第一條原則時間接呼應了恩格斯關于大自然報複的觀點 [33] (P360-361）。事實上，這篇短論隻是習近平2018年5月18日在全國生态環境保護大會上重要講話的一部分 [34] (P4-19）。在完整的文本中，他不僅大段引用了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的那段例舉性論述：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地方的居民和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雖然通過毀林開荒等改造自然活動獲得了局部的短時性收益，卻不得不接受大自然更大範圍與更長時間内的懲罰報複，比如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旱澇災害，而且再次強調了他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觀點，即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并綜合引述了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恩格斯在《論權威》（1872）中的觀點：“‘人靠自然界生活’，人類在同自然的互動中生産、生活、發展，人類善待自然，自然也會饋贈人類，但‘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麼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複’。” [34] (P6)
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論述摘編》這部重要專題性著作中 ① ，對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一方面，習近平以多種方式多次提到恩格斯關于大自然報複的觀點，或者直接引述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那段最著名論述：“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每一次勝利，起初确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後和再往後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 [35] (P558-559），并進一步強調人與自然之間其實是一種共生關系，人類活動對大自然造成的任何嚴重傷害最終都會傷及我們人類自身，或者采取間接引述和呼應的形式，強調人類經濟社會發展活動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否則就會遭到大自然的無情報複，這是誰也無法抗拒的規律 [36] (P10-11,13,32,34,52,143）。另一方面，習近平還特别要求加強對自然生态本身客觀規律的認識，即不僅要研究如何具體改進生态恢複治理保護，還要不斷深化對生物多樣性等科學規律的認識；不僅要逐漸完善加強生态管理和保護的政策，還要努力從全球變化趨勢、碳循環機理等方面加深認識。比如，我國的主體功能區戰略以及依據區域自然條件制定實施的綠色城鄉規劃和生态環境系統工程保護治理思路，首先基于的就是對自然生态規律的更充分認識，唯此才能真正做到統籌規劃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社會發展整體格局，科學布局生産空間、生活空間、生态空間這三大空間，也才能夠切實實現給自然留下更多修複空間，給農業留下更多良田，給子孫後代留下天藍地綠水淨的美好家園的奮鬥目标。
針對馬克思主義的生态政治經濟學觀點，習近平反複闡述的是正确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态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明确要求把生态環境保護擺在更加突出優先的位置，并進而闡發了保護生态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生态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的“生态生産力”理念。顯而易見的是，這種相對于古典意義上勞動生産力的新型生産力的培育保持和有效開發，離不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社會制度框架特别是生産關系及其不斷改革。也就是說，它絕非僅僅是一個發展理念或手段創新的問題，還是一個典型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政治經濟學問題。因而習近平強調，“要結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推動綠色、循環、低碳發展，形成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生産生活方式” [36] (P34）。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并非隻是發展模式的轉型升級或綠化，還必須通過采取“超常舉措”或一場“深刻革命”，尤其是加快構建“四大體系”即科學适度有序的國土空間布局體系、綠色循環低碳發展的産業體系、約束和激勵并舉的生态文明制度體系、政府企業公衆共治的綠色行動體系與“三條紅線”即生态功能保障基線、環境質量安全底線、自然資源利用上線，從而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地開展生态環境保護建設 [36] (P37）。總之，隻有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并不斷進行理論創新，才能真正避免現代化建設的“美歐老路”或“先污染後治理路子” [36] (P3-4），也才能夠最終形成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産業結構、生産方式、生活方式，并為子孫後代留下天藍地綠水清的生産生活環境。
對科學社會主義視域下的生态文明社會與文化，習近平更多強調的是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宗旨和事業整體的高度來認識和推進我國的生态文明建設：“我們要利用倒逼機制，順勢而為，把生态文明建設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這也是民意所在……從老百姓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出發，生态環境非常重要；從改善民生的着力點看，也是這點最重要” [36] (P83）。對生态文明建設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的認識，習近平強調，這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在實踐和認識上不斷深化的重要成果 [36] (P3），表明了黨和政府大力推進新時代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堅定意志和堅強決心 [36] (P5）。對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重要性的認識，習近平指出，這是在深刻總結國内外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國内外發展大勢的基礎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 [36] (P28）。
尤其是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不僅強調了馬克思主義是以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為核心的，由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等三大部分構成的科學理論體系，強調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容置疑的指導思想地位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性，還具體闡述了新時代中國共産黨人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的九個主要方面 [37] (P15-24）：關于社會發展規律的思想，關于堅守人民立場的思想，關于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思想，關于人民民主的思想，關于文化建設的思想，關于社會建設的思想，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關于世界曆史的思想，關于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思想。其中，對“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闡述的基本内容與2018年5月18日他在全國生态環境保護大會上講話的有關内容是大緻相同的，其核心要義就是要堅持黨的十八大以來确立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基本方略，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理念，充分動員起全社會的力量來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讓人民群衆在綠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條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37] (P21-22）。

　　五、結語

　　上述更多是基于相關文獻梳理的分析表明，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确實有着十分寬厚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理論來源或基礎，而不僅僅是局限于哲學甚或人與自然關系思想層面 [38] (P1-9) [39] (P8-13) [40] (P1-12）。這樣一種結論性看法，在筆者看來，對正确認識與科學闡釋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豐富理論意涵是非常必要的。尤其需要明确的是，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一種系統完整的理論話語和政策話語體系——當然仍處在不斷完善與創新的過程之中，也是一種政治立場和特色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哲學、馬克思主義生态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隻有從馬克思主義生态學的寬闊理論視野來觀察思考，我們才能更好地揭示出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理論意涵和巨大綠色變革潛能。更重要的是，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來自實踐、面向實踐和服務于實踐的，這個實踐概言之就是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就是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綠色轉型，就是探索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發展新道路。所有這些遠大目标真正實現的一個前提性條件，就是這種先進正确思想能夠作出富有政治想象力的闡釋，并能充分制度化地嵌入現實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也就是促進或達成一種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社會曆史與文化意義上的辯證互動，而不僅僅是停留或自我束縛于生态環境保護治理公共政策的狹隘視域。換言之，我們隻有正确并充分地認識到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基礎，才會更好地認識到并期望它發揮對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引領作用或“紅綠”變革潛能。
參考文獻：

　　①另一部權威性著作是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習近平《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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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75(04):1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