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來斌：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兩制共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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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如何相處，是一個重大曆史課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我們理解這一問題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視域。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來看，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共處，經曆了從作為暫時性策略到作為長期性原則的發展過程，其中既有對社會主義國家生存和發展的考慮，也有對人類文明發展前途的關懷。從國際關系的實踐來看，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互利合作具有現實基礎，其中聯合國是組織基礎、世界市場是經濟紐帶、全人類面臨的挑戰是共同關切問題。從國際關系的發展進路來看，實現不同制度國家的命運與共，要從凝聚價值共識、聚焦共同行動、敢于和善于鬥争等方面着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思考“兩制共處”問題，必須充分認識兩制并存的長期性、人類面臨矛盾的複雜性、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多樣性，必須重點把握堅持馬克思列甯主義與發展馬克思列甯主義的辯證統一、利用資本主義與超越資本主義的辯證統一、追求人類解放與尊重道路自主的辯證統一。 |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告訴我們，新事物必然戰勝舊事物，先進的社會制度必然代替落後的社會制度。事實上，由于社會形态演進的複雜性、各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新舊社會制度過渡的長期性等方面的原因，人類曆史上同時存在兩種甚至多種社會制度的現象是很普遍的。社會主義制度必将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曆史的大趨勢。但在一定曆史時期，這兩種制度既可以并存于一個國家内部（例如中國的“一國兩制”），也可以并存于不同的國家，即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并存。從曆史、理論和現實的角度來看，關于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并存共處（簡稱“兩制共處”）的問題，是一個複雜且具有争議性的重要問題。
第一，“兩制共處”問題具有強烈的現實性，關乎人類文明走向。在自由競争資本主義時代，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必将取代資本主義的問題作了經典的理論闡釋。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列甯既有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也有十月革命勝利後對于兩種制度和平共處的探索。中國共産黨人在這方面進行了艱辛的探索，經曆了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有學者指出，在20世紀的一百年中，中國人民從自己的經驗中學到了許多新東西，其中“不可不提到”的一條，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以及如何認識和處理這種關系”。“兩制共處”問題在西方也有着較為廣泛的關注。其中，有人主張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采取接觸、遏制、演變的戰略，最終使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有人認為社會主義在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中積蓄力量，最終将會取代資本主義；有人相信兩者通過和平競争、相互影響，最終将會走向制度趨同，等等。近幾年，美國政府對中國采取強硬态度，表現出濃厚的新冷戰色彩。比如，美國前駐華公使傅立民指出：“當前美國正不斷把中國逼成一個自己可能無法戰勝的對手。”雖然這些觀點立場不同、主張各異，但都将注意力投向“兩制共處”這一重大現實問題。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中美關系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這一關乎人類文明走向的現實問題，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關注。
第二，“兩制共處”問題具有高度的複雜性，蘊含錯綜複雜的關系。長期以來，兩種制度國家之間關系問題引起學界的持續關注。這一問題包含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系的多重内涵，即兩種不同的思想價值體系、兩種前後相繼的社會形态、兩種不同性質國家的并存；蘊含着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重關系，即對立關系、曆史繼承關系、借鑒與合作關系、替代關系；包含着社會主義中國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多重身份，即批判者、競争者、學習者。這一問題不僅涉及兩種制度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而且還牽涉其他相關矛盾。其中，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新興大國和傳統大國、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常常圍繞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展開激烈較量。在我們看來，當前，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在彼此交往的主體、環境、手段、過程、結果等方面都充滿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多樣性、耦合性，同時面臨資本邏輯與全球性挑戰問題的特殊糾纏、結構摩擦與制度摩擦的雙重交織等高度複雜性矛盾。
第三，“兩制共處”問題具有一定的争議性，亟待形成思想共識。從曆史上看，“兩制共處”的問題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就已出現，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益凸顯。1956—1966年中蘇十年論戰時期，中蘇兩黨在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實現和平共處的問題上産生了嚴重分歧，展開過論争。這一問題直到今天還在困擾着人們。僅就社會主義内部來看，“戰而勝之”的主張，往往引來“教條主義”“不切實際”之類的評價；而“和平共處”“互利合作”的答案，容易招緻“修正主義”的帽子。當前，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為“兩制共處”提供了新的曆史境遇，也提出了新的時代問題。如何保持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實現理想與現實的相互映照？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當代中國共産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創造性運用，是對當前人類面臨共同挑戰的睿智思考和獨特創見。“中國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反對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中國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中國共産黨人“通過深化自身實踐探索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并同世界各國分享。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别國‘複制’中國的做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以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态差别的包容态度，以促進國際秩序公正合理的可行方案，為我們思考“兩制共處”問題提供了新的理論視野。
從世界曆史來看，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并非一開始就是和平共處的，而是經過了曲折的曆史發展過程。十月革命之後，蘇維埃俄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經曆了從生死較量到和平共處的轉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赢得反法西斯戰争的勝利，兩種制度國家結成了暫時的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采取了“遏制”戰略，由此形成兩大陣營的對峙。其後，兩大陣營之間關系趨于緩和，接着又出現了兩種制度國家之間的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根據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為兩制關系做了重新定位。一些學者對兩種制度國家之間關系的曆史進行過系統的考察。有學者認為，如果形象地表達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曆史演變，它大緻經曆了熱戰、冷戰、冷和、熱和等階段，目前似乎進入了“新冷戰”階段。
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來看，對于社會主義國家而言，它為什麼要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探讨這一問題，必須回到列甯。十月革命爆發的第二天，列甯就在《關于和平問題的報告》中指出，“各國政府和資産階級定會竭盡全力以圖聯合起來，把工農革命淹沒在血泊裡。”1918年3月7日，列甯進一步指出，國際帝國主義“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和蘇維埃共和國和睦相處……在這方面，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其後不久，英、法、美等國出于對社會主義的仇視，糾集十多個國家對蘇俄發動武裝幹涉，試圖扼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列甯領導布爾什維克組織力量反擊侵略，開展反圍剿，成功保衛了蘇維埃政權。列甯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國内建設的需要，表達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希望同各國人民和平相處”的意願。1920年1月，協約國最高委員會宣布取消對蘇俄的經濟封鎖。1921年，列甯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國代表會議《閉幕詞》《關于俄共策略的報告》《關于共和國的對内和對外政策》等報告和講話中，多次論及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相對均勢問題，探讨了蘇俄如何在這種特殊環境中生存下來的問題，闡發了和平共處的觀點。1922年4月，蘇俄與德國簽訂《拉巴洛條約》。這一條約“在國際關系史上第一次正式承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平等權利”。
在解決了新生社會主義國家生存問題的基礎上，列甯又進一步思考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問題，深刻闡發了蘇俄必須利用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發展自身的重要性。他站在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高度強調：“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于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因此，他極力主張蘇俄要想方設法同其他國家保持經濟聯系，要通過實行租讓和商品交換政策，“對資本主義的西方在經濟上要千方百計地加以利用，加強和加緊利用”。列甯的這些思想，有力地促進了蘇俄經濟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概言之，列甯提出兩制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是基于對新生社會主義國家的生存和發展的考慮，更主要是作為一種暫時性的策略來考慮的。世界革命仍然是列甯解決兩種制度國家之間矛盾的根本主張。1920年12月，列甯在一次大會報告中說得很明白：“隻要存在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它們就不能和平相處，最後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勝利；不是為蘇維埃共和國唱挽歌，就是為世界資本主義唱挽歌。這是戰争的延期。”
斯大林繼承了列甯的思想。一方面，他強調和平共處的重要性。例如1947年4月，斯大林在和美國共和黨人士的談話中指出：“合作并不需要各國人民具有同樣的制度。應該尊重人民所贊同的制度。隻有在這種條件下，才能合作。”另一方面，他也強調和平共處的策略性。在他看來，和平共處隻是暫時性的，從長遠來看，“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是戰勝本‘民族的’資産階級的問題，而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問題是戰勝世界資産階級的問題”。斯大林後來提出的“兩個平行市場”理論，反映了當時兩種制度國家之間的對峙關系。20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産黨人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進一步發展了列甯的和平共處思想。毛澤東多次表達了要學習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同包括美國在内的西方國家和平共處的想法。其中，他在1954年同英國工黨代表團的談話中強調：“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後來，随着國際形勢的變化，毛澤東提出了“東風壓倒西風”等觀點，出現了認識偏差。
1956—1966年中蘇十年論戰時期，中蘇兩黨在兩種制度國家和平共處問題上産生嚴重分歧，展開激烈論争，并互送“修正主義”“教條主義”的帽子，這反映了中蘇兩黨對列甯和平共處思想的不同理解。當時，蘇共強調和平共處的重要性、現實性；中共強調和平共處的策略性、鬥争性，認為“列甯的和平共處政策是從國際階級鬥争觀點出發的，而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則是在國際範圍内用階級合作代替階級鬥争”。這場論争除了涉及對兩種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政策的不同理解外，還涉及對人類文明發展前途、人類解放路徑的不同主張。
事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兩種制度國家之間的關系日趨複雜，且往往與階級矛盾、國家利益、人類命運交織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對人類文明進步造成嚴重危害。1943年，斯大林作出解散共産國際的決定。他之所以作出這一決定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既有便于各國共産黨獨立處理問題的考慮，也有為了加強與英美合作、鞏固反法西斯同盟的因素。就此而言，這種合作和聯盟暫時超越了制度差别，具有反對共同敵人的意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初次使用的核武器，在戰後得到進一步發展。這使人類文明面臨巨大的考驗：核戰争會不會改變人類文明的走向？無産階級世界革命的方式是否可行？
1988年，蘇聯學者緬希科夫在與美國學者加爾布雷思的對話開頭就說：“有一個極其顯著而又異乎尋常、但有些人隻是近來才發現的事實：美國和蘇聯、兩個代表兩種不同且相互競争的社會制度的主要強國之間的一場戰争，可能引起人類文明以緻兩種制度的終結。可能許多人、或者甚至多數人尚未認識這種情況。”緬希科夫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但他沒有注意到多年前的中蘇論戰就涉及過這一問題。關于中蘇論戰，鄧小平後來評價說，“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
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對時代主題和人類文明走向作出新的科學判斷，并在此基礎上重新定位兩種制度國家之間的關系。他明确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就和平問題而言，霸權主義是世界最危險的戰争策源地，但美蘇雙方彼此都面臨核威懾，不敢輕易發動戰争。同時，世界和平的力量在不斷發展，也制約着戰争的發生，因此，“在較長時間内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争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就發展問題來說，發展是世界各國的普遍要求，發展中國家迫切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也遇到再發展問題。“發展問題既是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責任，也是發達國家的責任。”鄧小平還在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明确提出，相比“大家庭”“集團政治”“勢力範圍”等方式，“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2014年6月，習近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深刻總結了國際交往的曆史經驗，明确指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和平解決國家間曆史遺留問題及國際争端開辟了嶄新道路”，“新形勢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不是過時了，而是曆久彌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意義不是淡化了，而是曆久彌深；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曆久彌堅”。這是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重大時代意義的高度肯定，也為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處理不同制度國家之間關系提供了基本遵循。
概言之，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共處大緻經曆了從作為暫時性策略到作為長期性原則的發展過程。這樣的發展變化，既有對社會主義國家生存和發展的考慮，也有對人類文明發展前途的關懷。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畢竟是相互對立的思想體系、制度體系，兩種制度國家之間如何實現互利合作呢？按照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思維方式，國家之間遵循零和博弈遊戲規則，互利合作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尚且難以實現，在兩種制度國家之間就更難了，更何況西方國家還要提防社會主義一統世界。按照社會主義傳統話語，資本邏輯是資本主義世界的運轉之道，社會主義要通過革命取代資本主義。簡言之，西方世界長期視社會主義為異端邪說、洪水猛獸，東方國家視資本主義為霸權主義、剝削制度。兩種制度國家之間開展互利合作的現實基礎是什麼？概括起來，至少體現在如下方面。
其一，聯合國是兩種制度國家互利合作的組織基礎。國際組織是現代國際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曆史上，一些思想家早前就提出過建立國際組織用以協調國家之間關系，例如但丁在14世紀提出“人類統一體”，康德在18世紀末提出“和平聯盟”。兩種制度國家之間的合作，除了雙邊政府的努力以外，還離不開國際組織的協調。聯合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産物，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争的勝利成果。從曆史和現實來看，能夠讓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都可接受，并且能夠推動雙方互利合作的國際組織，不大可能是北約這樣的組織，而隻能是聯合國。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進行國際合作、發展以尊重各國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基礎的國際友好關系等，是聯合國的宗旨。作為聯合國的基本大法，聯合國憲章既确立了聯合國的宗旨、原則和組織機構設置，又規定了成員國的責任、權利和義務，以及處理國際關系、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兩種制度國家除了在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聯合國秘書處等主要機構發生組織聯系外，還能通過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糧農組織、萬國郵盟、世界氣象組織、世界銀行、國際原子能機構等聯合國專門機構，共同發揮作用。從現實來看，在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中，兩種制度國家之間雖然存在鬥争博弈，但是也有互利合作。“國際上的事大家商量着辦，同舟共濟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廣泛共識。風雨過後是彩虹。經曆一次又一次考驗，聯合國仍然充滿生機，寄托着70多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聯合國憲章仍然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保障。”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作為聯合國的成員國，遵守聯合國憲章、維護聯合國威信是每個成員國不可推卸的責任。中國政府反複重申，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赢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維護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其二，世界市場是兩種制度國家互利合作的經濟紐帶。世界市場是随着工業時代發展而來，是生産力發展和科技進步的産物，也是現代人類交往的場域。馬克思曾指出，俄國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是因為它“同時又生存在現代的曆史環境中，同較高的文化同時存在，和資本主義生産所統治的世界市場聯系在一起”。列甯之所以能夠帶領俄國跨越資本主義發達階段而走向社會主義，關鍵之處就在于當時俄國革命已經成為世界無産階級革命的組成部分，俄國已經成為帝國主義鍊條中的薄弱環節，可以通過世界市場利用資本主義文明成果。十月革命勝利後，列甯清醒地認識到，在兩種社會制度并存且資本主義主導世界市場的環境裡，“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同世界發生聯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況下應當把自己的生存同資本主義的關系聯系起來”。之後，社會主義國家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出現了偏差。斯大林的“兩個平行市場”論阻滞了兩種制度國家之間的經濟交往，事實上造成了社會主義的自我封閉；毛澤東的“東風壓倒西風”論高估了社會主義的力量，忽視了兩制并存共處的長期性。鄧小平在反思曆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指出：“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從世界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發展對世界和平和世界經濟的發展有利。”
20世紀80年代以後，特别是冷戰結束以後，兩大陣營對立的局面不複存在，兩個平行的市場也随之消失，世界各國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演化。“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可以說，包括兩種制度國家在内的世界各國，都可以從經濟全球化中獲取自己所需的資源。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貢獻者。近年來，中國已成為美國、歐盟、日本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夥伴。然而，一些美國政客别有用心地宣稱，中美關系長期不公平、不對等，美國吃虧而中國獲益。實際上，“中美關系從一開始就建立在優勢互補、互利共赢基礎上，中美兩國都從彼此合作中獲得了巨大收益”。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不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都在謀求本國經濟社會發展并且為之争取有利的國際條件。相比軍事手段而言，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更加注重利用世界市場來實現自身目标。有美國學者指出：“許多國家，特别是大國，認識到今天使用軍事力量追求自己的目标要比過去付出更高的代價。”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也采取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與世界市場的順利對接。然而，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在國際上擡頭，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各國的内顧傾向。“當前，經濟全球化遇到一些回頭浪，但世界決不會退回到相互封閉、彼此分割的狀态，開放合作仍然是曆史潮流，互利共赢依然是人心所向。”
其三，共同挑戰是兩種制度國家互利合作的共同關切。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恐怖主義、網絡安全、毒品泛濫、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危機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成為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人類已經進入互聯互通的新時代，各國利益休戚相關、命運緊密相連。”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都不能例外。可以說，當前“人類遇到的共同挑戰、共同問題，就形成原因、複雜程度、解決方案等方面來看，都遠遠超過了兩種制度之間矛盾的範圍”。
回應全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共同挑戰，需要國際社會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态的差别，攜手合作、共同應對。例如氣候危機因果關系複雜、“蝴蝶效應”突出，單靠個别國家努力遠遠不夠。再如，近兩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全世界的一次嚴峻考驗。一些美國政客将科學問題政治化、政治操弄新冠病毒溯源，引起國際社會廣泛、持續批評。正如美國人士發表的《美國對華“冷戰”政策将孤立美國而不是中國》一文指出，美國破壞美中關系的企圖，結果隻會适得其反，最終将孤立自己；“隻有同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合作，我們才能遏制這一疫情大流行，應對世界經濟面臨的困境以及我們在21世紀共同面對的諸多挑戰”。
應該如何理解、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命運與共呢？思考這一問題，我們不禁想起30多年前緬希科夫的如下提問：“在未來100年裡，世界将是什麼樣子？它是否将全部成為資本主義的？抑或全部成為社會主義的？它将像現在這樣是一種兩者的混合、兩種制度共存嗎？它将是由于兩種制度的交光互影而并成一種社會，還是變成兩種更不相同的社會呢？它将是一種我們甚至現在還不能想象得出的不同種類的社會——著名的黑格爾正（資本主義）、反（社會主義）、合（我們可稱為未來主義或某種其他名稱的某種未來社會）概念的結果嗎？”現在看來，世界既沒有全部變成資本主義，也沒有全部成為社會主義，還是處于兩種制度國家并存的狀态。這是一種特殊的世界體系，資本主義在其中仍然居于優勢地位。要想改變這一世界體系，使之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美國學者沃勒斯坦曾說：“我們不能預測它會是一個什麼樣的體系，但能通過我們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動來影響其結果。”毫無疑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為我們指明了現實可行的行動目标。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态的差别，推動包括兩種制度國家在内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需要我們付出各種努力。
其一，進一步凝聚國際社會的價值共識。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人類依然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兩種制度國家各自内部都曾長期流行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各自都有自己的道德優越感。美國學者加爾布雷思曾描述兩種制度國家交往中普遍出現的一種現象，即“雙方都有些人有一種傾向，他們說：‘我們這裡是一切美德的中心，你們那裡是一切罪惡的中心。’”他認為，這種傾向不容許人們就兩種制度國家之間的關系進行有益的讨論，不利于彼此坦率地探讨雙方共同存在的問題。這一說法有一定道理。因此，應對當下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需要國際社會形成廣泛的價值共識。這樣的價值共識，不能建立在僅僅服務于少數國家的利益立場上，而應考慮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必須反對少數西方國家向世界強行推銷的普世價值，維護全人類共同價值。
“理念引領行動，方向決定出路。縱觀近代以來的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目标。”從曆史上看，國際社會在彼此交往過程中積累了一些公認的原則，形成了一些價值共識。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告别冷戰思維、拒絕零和博弈，努力鞏固和擴大各國共同利益彙合點。“中國共産黨将繼續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一道，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
其二，進一步聚焦國際社會的共同行動。首先，要廣泛團結國際社會進步力量，聚焦實際行動。反對殖民主義、霸權主義，讓世界各國人民共享和平與發展的權利，這是當前國際社會進步人士的強烈要求。當然我們要看到，一些流派理論批判的特色突出而實踐操作性不強。例如，拉美依附理論關于發展中國家擺脫發達國家而“脫鈎”的主張，沃勒斯坦等人提出的關于建立“世界社會主義聯合政府”的設想，都表現出理想主義的色彩。近年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向多元化發展，學院派研究漸成主流，雖仍在堅持資本主義批判，關注人類命運走向，但傳統革命話語退隐，社會運動主體重構，“後”學（“後馬克思主義”“後現代馬克思主義”）風格流行，探讨重點指向社會正義、生态危機、城市空間等現代社會問題。我們可以積極響應其中的進步主張，但當前努力的重點在于實際行動。其次，要堅決反對單邊主義，提倡多邊主義，付諸共同行動。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走出一條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人間正道。直面當下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世界各國要在聯合國的組織和協調下，努力“以解決問題為出發點，以可視成果為導向，平衡推進安全、發展、人權，特别是要以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契機，把應對公共衛生等非傳統安全挑戰作為聯合國工作優先方向，把發展問題置于全球宏觀框架突出位置，更加重視促進和保護生存權和發展權”。
其三，社會主義國家要敢于鬥争、善于鬥争。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社會主義國家無疑要積極發揮作用。中國共産黨人在處理國際關系時，胸懷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解放的遠大追求，秉承中華民族和平、和睦、和諧的理念，始終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積極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和安全。同時，遵循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原則，根據形勢變化和實踐需要，靈活運用革命策略和鬥争方法。毛澤東曾深刻指出：“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應當依靠各國人民的堅決鬥争。”兩種制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互利合作、命運與共，單靠社會主義國家努力不行，還要看資本主義國家的态度，尤其是要看美國這個資本主義頭号大國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通過使其他國家依賴其軍事力量、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依賴其經濟與技術潛力以促進其在海外的政治影響”。美國以“自由世界領袖”為借口，發動西方世界圍堵、遏制社會主義國家。對于這種危害人類進步事業、破壞和平共處的行為，我們必須發揚敢于鬥争、敢于勝利的精神，展開國際批判、采取反制措施。目前來看，美國對中國的發展存在誤判，不斷強起來的中國引起美國與日俱增的焦慮，使之擔心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受到挑戰。但是，美國想永居世界霸主地位的想法，即便在西方人提出的霸權周期律理論中也找不到依據。美國按照自己的霸權邏輯來揣測中國的發展道路，更是對中國的有意誤讀、故意抹黑。中國不走西方靠殖民掠奪的發家之路，永不稱霸，也将繼續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一道，堅決開展反對霸權主義的鬥争，力求“在鬥争中争取團結，在鬥争中謀求合作，在鬥争中争取共赢”。
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如何相處的問題，是一個高難度的曆史課題。人們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對此展開了接力探索，認識也在不斷深化。站在21世紀的曆史地平線上，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域觀察“兩制共處”問題，可以從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觀、世界曆史的交往論、對立統一的矛盾論、事物發展的過程論、合作共赢的價值論、主體選擇的決定論、國際關系博弈論等多方面展開思考，同時必須充分認識兩制并存的長期性、人類面臨矛盾的複雜性、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多樣性。概言之，最主要的是堅持革命理想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的有機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重點把握三個方面的辯證統一。
其一，堅持馬克思列甯主義與發展馬克思列甯主義的辯證統一。關于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的著名論斷。“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分别側重強調了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必然性、條件性，共同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曆史暫時性和社會主義制度取而代之的曆史正當性。“‘兩個必然’與‘兩個決不會’的有機統一規律，将是貫穿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制關系縱向發展的根本規律。”列甯開創了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發展的嶄新道路，提出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其在當時主要是一種臨時性策略。“從世界範圍看，今天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并存、社會主義代表人類進步方向、資本主義仍然占據優勢的時期，是世界曆史進一步發展為經濟全球化、發達國家仍然繼續主導世界市場但發展中國家話語權逐漸增強的時期，也是人類面臨共同挑戰、共同問題逐漸增多的時期。”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處理兩種制度國家之間關系需要有新的思路。“真正的馬克思列甯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甯主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既體現了世界曆史視野、人類關懷精神、平等交往理念、社會實踐指向等方面的承繼之“脈”，又實現了在時空指向、主體維度、主要内涵、實現方式等方面的創新之“進”，為我們當前處理兩種制度國家之間關系提供了行動指南。實現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兩者之間的關系從交鋒轉向交往、從對抗轉向對話、從互斥轉向互容，是我們的現實目标。當然，我們強調合作，但不懼鬥争，努力在鬥争中實現合作；尊重制度差異，但不忘人類大同，争取在存異中求同；緻力于解決人類當下共同問題，不斷将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
其二，利用資本主義與超越資本主義的辯證統一。新事物必然戰勝舊事物，是因為新事物既承繼舊事物的合理因素，又具備舊事物所沒有的新生因素。從曆時态來看，社會主義是後資本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取代和超越，是對資本主義制度文明的揚棄。就共時态而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并存共處，既有對立和鬥争，又有競争和合作。現實社會主義國家一般是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條件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具有較為濃厚的前資本主義色彩，更要吸收利用資本主義文明成果。從消滅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到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是從戰時共産主義到新經濟政策的重大轉變。針對長期以來一些人對于資本主義曆史地位的片面認識，鄧小平明确提出，“要弄清什麼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要比封建主義優越”。在兩種社會制度同時并存的條件下，“社會主義要赢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産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作為一對矛盾共同體，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既有鬥争性也有同一性，但矛盾同一性的地位和作用在當前表現得較為突出。這就為我們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創造了有利條件。
其三，追求人類解放與尊重道路自主的辯證統一。學界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題這個問題，存在不同說法。本文認為，“人類解放”一說更具統攝性、包容性、解釋力，人類解放是馬克思主義的永恒主題。正如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為人類求解放。”追求人類解放，也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終極追求。“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21世紀的今天，我們來理解列甯的這一論述，可以得出新的體會。“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會主義”無疑表達了追求人類解放的堅定信心，而“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表明具體走法的多樣性，即時機先後不一、道路不盡相同、特色各自有異，等等。中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積極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不斷發展，堅信人類解放必定能夠實現。同時，我們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社會制度的權利，無論别的國家選擇的社會制度是否與中國的相同，我們都堅持與之和平共處、互利合作，争取共同推進人類進步。中國共産黨人深刻認識到，我們隻有堅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隻有不斷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才能為人類探索理想社會制度提供中國方案，為其他國家自主選擇社會制度提供中國經驗。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