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相較于現代西方主流綠色理論所存在的難以辯證看待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态環境保護之間關系、現實中在生态環境保護治理上奉行市場放任主義或單邊主義，并由此造成諸多新自由主義的社會與生态負效果，習近平總書記系統闡發的綠色發展理論秉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哲學價值立場，立足于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緻力于通過經濟、社會和生态的多維度融合發展來構建人類( 中華) 命運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黨的十九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産黨人，對新形勢下的綠色發展做了深邃的、大膽的創新性思考并形成了一系列新觀點、新判斷、新戰略，豐富與拓展了習近平綠色發展的理論。

　　關鍵詞：綠色發展理論；新發展理念；高質量發展；生态文明建設；中國式現代化

　　習近平綠色發展理論自2015年十八屆五中全會作為“五大新發展理念”之一被正式提出至今，國内學界研究更多集中于它的形成過程和踐行路徑方面，相對較少關注它與生态文明建設話語政策體系之間的内在關聯，以及它與西方新自由主義國家中的綠色話語之間的區别，而這些議題的深入探讨對于全面理解習近平綠色發展理論的完整意涵及其時代拓展是十分重要的。基于此， 本文将從國際綠色話語體系演進和國内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理論與實踐兩個維度來闡述習近平綠色發展理論的豐富内容，并結合2021年出版的習近平總書記所著的《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來初步論述它的時代創新意涵。

　　一、習近平綠色發展理論的“中國本色”

　　自1962年蕾切爾·卡遜《寂靜的春天》問世至今，國際社會的綠色話語體系經曆了由“生存極限”(1972年羅馬俱樂部報告《增長的極限》) 到“可持續發展”(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研究報告) 的主題轉變。随後，可持續發展成為全球範圍内讨論的焦點。各國開始緻力于探尋一條既滿足當代人的生存發展需求，又對後代子孫負責的“綠色化”發展道路。2002年約翰内斯堡人類可持續發展峰會後，綠色發展由最初聚焦于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對立逐漸擴展到如何創建一種可持續的經濟、社會和生态系統。因而，廣義上的綠色發展可以理解為“可持續發展”理念與戰略的通俗性代稱[1]。為了叙述方便，本文對于歐美國家綠色發展話語體系多使用“可持續發展”來指代，而“綠色發展理論”則特指我國“五大新發展理念”之一基礎上形成的習近平綠色發展理論。

　　毫無疑問， 全球層面上的綠色發展思潮源自人類對生态環境持續嚴重惡化的反思和對發展可持續性的追求。"2015年在聯合國大會第七十屆會議上通過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明确提出，國際社會在未來15年不僅要從社會、經濟和環境層面，還要從和平、正義和高效相關方面緻力于實現17大項、169小項的可持續發展目标。這其中所囊括的國家既包括了發達國家，也包含所有發展中國家［2］。從本質上說，這種綠色政治共識雖然表明新自由主義主宰的歐美國家看到了持續擴展的環境社會政治運動的威脅，以及資本主義制度面對生态環境危機時的無措，但綠色發展話語本身的成長及其政策化(更不用說國際化、全球化)，無可避免地受到新自由主義背後的資本主義經濟邏輯與國際不平等、不公正秩序的扭曲。甚至可以認為，新自由主義框架下的可持續發展實質上不過是作為一種掩蓋嚴峻生态危機現實的話術被使用［3］，可持續發展事實上成了可持續口号或名義下的資本積累。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雖然同樣使用了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發展的語詞，但卻有着大相徑庭的理論意涵與政治政策意蘊。

　　首先，我國的綠色發展理論所堅持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人和自然辯證統一關系，而不是歐美國家主流性的人類中心論(“淺綠”) 和生态中心論(“深綠”) 之間的簡單化分離或對立。在人與自然關系上，對立論者要麼将人類的利益無條件地置于大自然之上，要麼完全忽略人類生存發展的現實需求而一味強調大自然的獨立權利，并把生态危機的根源歸結為人類生态價值觀的誤區［4］。這種分離或對立導緻歐美國家中的“深綠”理論陣營過分強調生态倫理道德觀的重建，而“淺綠”理論陣營則将改良視域局限于政治想象力有限的經濟技術升級和環境政策調整。而且，在歐美國家中真正決定主流政治的很顯然是“淺綠”的綠色發展觀，也就是一種綠色或生态資本主義思維。例如，在歐盟核心成員國的德國，可持續發展理念被接納後很快就演進成為一種通過綠色技術改良來維持經濟增長的“生态現代化”戰略。總之，無論是“深綠”還是“淺綠”的綠色發展觀，都忽視了應對生态危機的真正革命性領域在于社會生産方式和社會制度。

　　相比之下，我國的綠色發展“就其要義來講，是要解決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5］(p87) ，人類的生産活動必須做到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因為“人因自然而生，人與自然是一種共生關系，對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5］(p89) 。因而，我國的綠色發展所堅持或基于的是自然觀與曆史觀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馬克思指出， “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個現實部分，即自然界生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 “曆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 隻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6］(p86) 。可見，唯物史觀的基本要求是，我們不能流于或陷入簡單化的人類中心論和生态中心論的二元對立困境，而是要從人和自然的相互影響與彼此制約關系及其社會曆史本質來看待問題、解決問題。

　　不僅如此，我國的綠色發展理論還建立在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理解與表述基礎之上。人類既不簡單屈從于自然力量但也并不把自身的利益追求淩駕于大自然之上， 因而經濟發展和生态環境保護之間并不是一種對立或零和關系。可以說，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及論斷就是對于經濟發展和生态環境保護之間辯證統一關系的當代中國表達，也是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理論命題之一。在這一命題意涵中， “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之間的關系會經曆三個階段: 一是用“綠水青山”換取“金山銀山”，二是開始重視并保護“綠水青山”，三是“綠水青山”已然就是“金山銀山”。總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一科學論斷“在認識論上将生态上升為經濟的增長點”［7］ ， 不僅生動闡釋了經濟發展和生态環境保護的辯證統一關系，揭示了保護生态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生态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的科學道理，而且指明了實現經濟發展和生态環境保護協同并進的現實進路。因為， 綠水青山同時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社會财富和經濟财富， 而保護生态環境就是保護自然價值和增值自然資本， 就是保護經濟社會發展潛力和後勁，可以使綠水青山持續發揮生态效益和經濟社會效益［5］(p255) 。由此可見，我國綠色發展理論的本質特征是生态、社會和經濟三個維度的融通互促， 是同時尊重環境容量與資源承載力和社會公正目标等前提條件的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

　　其次，我國的綠色發展理論堅持的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全面發展，而歐美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仍是服從或服務于資本增值需要的單向度發展。自布倫特蘭報告以來，國際上産生了三種可持續發展的衡量方法。第一種是同時從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個方面來衡量可持續性，承認或強調這三個方面的相互作用影響; 第二種是将生态系統承載能力的可持續性作為最優先指标，适當考慮人類的經濟與社會系統狀況;第三種是以經濟或資本運行狀況為主要衡量指标，把可持續發展量化為确保人均财富不降低的發展［8］(p54) 。很顯然，歐美新自由主義國家參考借鑒的主要是第三種方法。因而，在貌似積極行動的背後，是它們找到了可以既不動搖現行社會制度又可以繼續将資本積累作為最高目的的可持續發展這種隐晦的口号或表述。對此，澳大利亞學者阿倫·蓋爾批評指出，可持續發展變成了一種盲目的口号，它讓人們看不到所面對的嚴峻處境，更不會意識到從文化、經濟、社會制度等方面需要做出的變革; 在可持續發展的旗幟下，真正重要的是生态系統如何配合經濟的持續增長［3］。沿着這一總體思路，歐美國家制定實施了各自的綠色發展戰略， 比如以歐盟與日本為代表的生态現代化模式和以美國、澳大利亞與加拿大為代表的生态行政主義模式［1］。歐美國家的生态現代化從根本上說依然是試圖在資本主義框架之内用現代化的技術革新加上環境政策和市場機制的輔助工具來緩解生态危機，但并不觸及或改變資本逐利的制度根基，美國2019年宣布退出《巴黎協定》的理由所強調的就是其對美國經濟的不利影響。

　　相比之下，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在全國生态保護大會上強調，良好的生态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把解決突出生态環境問題作為民生優先領域。新時代中國的生态文明建設，首先要解決好人民群衆普遍關心的環境問題，滿足廣大人民群衆不斷提高的對優美生态環境的需求，使人民獲得生态幸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判斷我國生态文明建設得失成敗的唯一标準就是人民群衆是否滿意。比如，攻堅藍天保衛戰、深入實施污水治理、調整産業結構和發展清潔能源、全面落實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推動垃圾分類等重大舉措，都是為了滿足人民群衆對清新的空氣、幹淨的水、宜居的環境等為基本内容的美好生活的追求。經濟發展固然很重要，但它必須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全面發展，必須是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态環境保護協調統一的全面發展，因而必須徹底放棄為了經濟增長而破壞環境、損害子孫後代福祉的做法。對于黃河流域的生态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那些生态功能重要的地區( 三江源、祁連山等) 不宜發展傳統産業經濟，而應當在保護生态和涵養水源的基礎上創造特色生态産品［5］(p332) 。同樣，為了有效緩解長江生物資源衰退和生物多樣性減少難題的嚴峻性，鄱陽湖自2021年起全面禁止天然漁業資源生産性捕撈，将生态修複和改善放在第一位。因此，有别于歐美國家的綠色發展話語，我國的綠色發展理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經濟、社會和環境多維度互融的可持續發展，可以真正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和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再次，我國的綠色發展理論秉持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而歐美可持續發展則在現實中奉行單邊主義或市場放任主義立場。當前生态環境危機的全球化讓全人類都面臨着生存威脅，西方國家為了推卸全球環境治理責任、義務以及為了維持國際霸權而推行單邊主義。在國際層面上，它們一味強調平等地分擔保護生态環境的義務，無視廣大發展中國家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公平正義問題; 在國内層面上，它們放任資本的逐利本性而忽視由于資源配置( 禀賦) 不均所導緻的不同地區和群體之間的環境正義問題。

　　相比之下，我國緻力于創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體系，共同構建地球生命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系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9］(p51) 在國際層面上， 我們主張世界各國應本着共同但有區别的責任原則承擔各自的生态環境保護責任和義務。“共同但有區别的責任原則”的核心之點，就是在解決生态環境問題時秉持公平正義理念，充分考慮到不同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以及面對困難時的多樣性境況。這就意味着，發達國家首先應該積極提供資金技術支持，避免設置綠色貿易壁壘，共同消除生态環境危機，實現共同綠色發展，同時廣大發展中國家也應不斷增大對氣候變化應對的各自貢獻。我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不斷提高國際條約履約水平和自主貢獻力度的同時，積極參與推動全球生态環境治理合作的進程。比如，我國2021年在昆明主辦了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 其主題就是“生态文明: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昆明宣言》指出， “深刻地認識到生物多樣性喪失、氣候變化、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海洋退化和污染以及日益嚴峻的人類健康和糧食安全風險，這些前所未有和相互關聯的危機對我們的社會、文化、繁榮和星球構成威脅”［10］。作為根本對策，習近平總書記在大會領導人峰會上緻辭指出，國際社會要加強合作，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中國政府還在大會上宣布，将率先出資15億元人民币用于支持發展中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此外，我國還通過包括“一帶一路”建設在内的多種形式的南南合作，比如向非洲國家提供遙感衛星援助、協助東南亞國家創辦低碳示範區等，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在國内層面上，我國的綠色發展戰略關注支持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着力于建立健全多種形式的生态補償制度保障，尤其是通過生态扶貧、生态脫貧來消除絕對貧困問題。也就是說，生态扶貧和生态脫貧被納入實施脫貧攻堅工程、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和實現共同富裕的統一目标與戰略框架之下，尤其是強調堅持綠色發展、共享發展與扶貧開發的有機融合，而這也契合了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所提出的，可持續發展不僅應關注社會、經濟和環境層面，還應重視正義問題。

　　生态扶貧和生态脫貧戰略理念的提出，既與我國的經濟社會現代化進程以及國家總體實力的逐漸提升密切相關，也得益于我們對打破貧困和生态之間惡性循環認識的不斷提高。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一直在積極探索一條既盡快消除貧困又有效治理污染的廣大農村邊遠落後地區的科學發展路徑。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确提出了生态移民和生态扶貧的理念與政策，決定對那些“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的地區實施扶貧搬遷和對生态脆弱與重要的地區實行生态保護扶貧。同年通過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赢脫貧攻堅戰的決定》，詳細闡述了黨和政府關于生态扶貧的政策方針與重大舉措。其核心内容是，必須堅持保護生态環境，實現綠色發展; 讓貧困人口從生态建設和修複中得到更多實惠; 通過加大對貧困地區的人力資本、自然資本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以及大力推進生态移民，使貧困地區的受教育水平、醫療水平、飲水安全和住房條件等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改善［11］。這一政策實施的典型地區是甯夏回族自治區永甯縣的閩甯鎮。通過生态移民政策，将不适宜在西海固地區生存的貧困群衆搬遷到位于銀川河套平原的有待開發地區， 并命名為“閩甯鎮”。該鎮依據當地的生态環境特點，逐漸形成了葡萄酒、菌草、黃牛、勞務經濟等特色産業，此鎮由最初8000人發展為如今6.6萬人的移民鎮，移民年人均收入由當時的500元躍升為2020年的14960元［12］。

　　因而，相較于現代西方主流綠色理論所存在的難以辯證看待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态環境保護之間關系、現實中在生态環境保護治理上奉行單邊主義或市場放任主義，并由此造成一系列新自由主義的社會與生态不利後果，習近平總書記系統闡發的綠色發展理論秉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哲學立場，立足于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緻力于通過經濟、社會和生态的多維度融合發展來構建人類(中華) 命運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二、綠色發展理論和生态文明建設話語的互融共通

　　就像二者在實踐過程中的密切聯系、相互促進一樣，綠色發展理論和生态文明建設話語政策也是相互交織、互融共通的。總的來說， 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态文明及其建設已經逐漸成為黨和政府關于廣義的生态環境保護治理議題的主導性政治意識形态或治國理政方略表述，而它的集中理論體現或成果就是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它深刻回答了為什麼要建設生态文明、建設什麼樣的生态文明以及怎樣建設生态文明等一系列基礎性理論與實踐問題。就此而言，綠色發展理論是生态文明及其建設話語政策體系的一部分，并在更大程度上與對後兩個問題的回答相關: 我們應當建設什麼樣的生态文明和如何進行有效的生态文明建設。

　　一方面，綠色發展理論作為一種推進生态文明建設所必須堅持的發展觀，彰顯了生态文明建設的重要目标原則，即堅持與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綠色發展的要義是解決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5］(p74)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曆史性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生态環境問題，而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生态環境問題就必須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在總結過去五年生态文明建設顯著成效時指出，我國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其本質特征就是“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态産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态環境需要”［13］(p50) 。這種“既要、也要”的表述，以一種辯證方式回答了一個根本性難題: 人類社會的發展和自然環境保護是可以協調共進的，因為生态環境問題歸根結底不過是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問題，而并不是發展本身的問題［5］(p255) 。無論如何，以生态環境的破壞為代價來換取經濟社會的暫時發展不符合我國的發展目标原則，那樣基礎上的小康社會和現代化也不是人民所希望的。我們隻能在發展中實現保護，注重發展過程中的自然生态可持續性; 在保護中促進發展，在保持創造良好的自然生态環境的同時逐漸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因而，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根本所在，而“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則是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5］(p179) 。

　　另一方面，當綠色發展理念轉化成為具體的制度設想與政策倡議時就會是生态文明建設有效推進的重要手段，凸顯了生态文明建設實踐的治國理政與現實變革特征。黨的十八大報告從黨和政府關于生态文明建設治國理政方略的角度，強調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開拓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等重大方針原則，而綠色發展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進路策略。十九大報告則在論述推動生态文明體制改革必須遵循的“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複為主的方針”“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實行最嚴格的生态環境保護制度，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針原則的同時，明确把“推進綠色發展”作為四大戰略部署及任務總要求之首來加以闡述。而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全國生态環境保護大會上的講話中，把“加快構建生态文明體系”和“全面推進綠色發展”作為推動我國生态文明建設邁上新台階的重大舉措或政策抓手［14］。

　　可以看出，無論是作為價值理念還是戰略舉措，綠色發展在生态文明及其建設話語政策體系中的地位都呈現為一個逐漸提升的過程，從黨的十八大之前的“三個發展”之一演進成為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後的“五大新發展理念”之一、十九大的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相并列的統攝性核心理念，尤其是黨的十九大報告從如下四個維度構建起了全面推進綠色發展的戰略與政策體系。它們分别是: 在經濟維度上，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 在技術創新維度上，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在能源維度上，創建綠色低碳清潔的綠色能源體系; 在生活方式維度上，反對奢侈浪費，倡導簡約适度和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13］(p50)。

　　因而，雖然綠色發展理論和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理論淵源和實踐所指有所不同，但它們的話語政策體系在我國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現實進程中形成了相互交織、互為融通的局面。總的來說，生态文明及其建設已經成為學界與政府官方更多采用的、我國新時代廣義的生态環境保護治理議題的主導性話語表述，但綠色發展依然不僅在價值理念層面上而且在實踐戰略層面上是一種頻繁使用的措辭用法。而必須清楚的是，處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背景與語境下的綠色發展或可持續發展，有着自己的理論與實踐特質，那就是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及其建設。

　　三、綠色發展理論的意涵拓展與時代創新

　　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國内外環境發生了重大結構性變化。在國際層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經濟深陷低迷、全球産業供應鍊遭受嚴重沖擊，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進一步蔓延，而2020年暴發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則使上述這些問題變得更加錯綜複雜; 在國内層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分别就堅持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标之後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進軍，做了系統完整的戰略部署即“頂層設計”。這标志着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而這就需要新發展理念來引領，因為“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的”［5］(p39) 。對此，以習近平同志為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産黨人高瞻遠矚、審時度勢，做了許多深邃的、大膽的創新性思考并形成了一系列新觀點、新判斷、新戰略，豐富與拓展了習近平綠色發展理論。2021年出版的《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就是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在此，筆者将圍繞習近平總書記的如下強調，即“進入新發展階段明确了我國發展的曆史方位，貫徹新發展理念明确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指導原則，構建新發展格局明确了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5］(p48) ，闡述綠色發展理論的創新與時代意涵。

　　第一，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是我國新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标志性特征。黨和政府之所以在中國共産黨建黨百年之際提出我國已經進入一個新發展階段這一重大政治判斷，是基于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所發生的重大階段性變化的科學認識: 随着小康社會建設目标的全面實現，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成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就是發展質量不高的表現”［5］(p215) 。這種發展質量不高的問題，在人(社會) 與自然關系上表現為對自然資源的大規模投入與消耗、對生态環境的嚴重污染與破壞，因而它不僅體現為經濟生産效率較低和自然生态代價昂貴，而且會直接影響廣大人民群衆的生産生活環境。也就是說，我國長期以來聚焦于解決廣大人民群衆溫飽問題的發展理念和思路必須進行方向性調整，即必須着眼于滿足廣大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需要和優美生态環境需要的向往，緻力于實現一種綠色高質量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除了必須使“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内生特點、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 還必須使“綠色成為一種普遍形态”［5］(p215) 。換言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将是我國新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标志性特征或最靓麗色彩。

　　第二，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發展理念是我國新發展階段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核心性指導原則。無論從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階段性還是整體性目标的認識而言，可以說，進入新發展階段的當代中國對現代化理念、模式與道路認知都更加科學理性了。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五中全會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五個特點: 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5］(p474) 。可以看出，當代中國所追求的現代化，既是對人類社會與文明一般發展規律的認識遵循，也有着自己的理論與曆史自覺，尤其是要主動避免歐美較早實現現代化國家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社會公正與生态環境破壞難題，因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15］。不僅如此，進入新發展階段也就是開啟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階段，意味着我們可以有更好的經濟實力、社會民主和理論自覺來促進全體人民群衆共同富裕，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從而帶動整個社會的綠色高質量發展，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5］(p500) 。換言之，在新發展階段，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不僅将會成為我們需要自覺堅持、也會成為我們更加能夠自覺堅持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核心性指導原則。

　　第三，構建以“雙循環”為基本表征的不斷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經濟是我國新發展階段經濟現代化的康莊大道。應該說，無論是污染防治攻堅戰政策體系下的突出生态環境問題治理和城鄉環境綜合整治，還是目前讨論很多的“雙碳”( 即“碳達峰”和“碳中和”) 戰略，都在很大程度上是策略或進路意義上的。作為我國新發展階段經濟現代化的主要目标，從推進綠色發展或生态文明建設的視角來說就是要創建一種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經濟，而以“雙循環”為基本表征的不斷改革開放性和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及其不斷完善應是它的兩個不可或缺的主要特征。就其改革開放性質而言，我們不僅要建立起全國“一盤棋”的國土空間開發利用格局和統一高效運行的大經濟、大市場，還要進一步促進全球範圍内的生态環境保護治理合作和綠色發展體系建設，共同建設清潔美麗的世界; 就其社會主義制度性質而言，我們不僅要更加主動地用社會主義思維與政治來解決推動綠色發展與生态文明建設中遇到的各種問題，還要更加自覺地把綠色發展與生态文明建設中的積極成果導向社會主義制度框架的不斷鞏固與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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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 《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