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回應一下“世界政治”這個概念。記得當初創辦國際政治學科專業時，大家就讨論過是用世界政治還是國際政治，還有的學者主張使用全球政治。我們也許可以參照目前曆史學中已被廣泛接受的分支學科概念即作為一種世界史的全球史。如果說全球史的意思是要在整個地球空間内來看待某一時代的曆史，那麼，我們也可以這樣來理解與看待世界政治，即在全球視野内來觀察與理解某一時代的政治，或者說把世界範圍内的政治當成一個對象來研究讨論。這樣做的一個最大好處，就是可以将其與比較政治學、國際關系學相區分。具體來說，國際關系更多關注世界秩序或外交關系，比較政治學主要是強調研究方法，而世界政治應該是這二者之間的一種綜合。

　　

　　當從事上述意義上的世界政治讨論時，有兩個問題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合适的單元選擇問題。毋庸置疑，研究整體性的世界政治仍需要尋找一個适當的切面或單元，但這就會蘊含着一個風險，即如果選擇或處置不當的話，都可能構建出一個被扭曲或片面意義上的世界政治圖景。二是政治思潮影響的判定問題。這的确是一個很有洞見的大膽想法，但同樣存在着單元選擇意義上的風險，甚至可以說，研判政治思潮的世界政治影響要比其他的單元更困難。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唯物史觀，從世界經濟視角去觀察世界政治和國際關系，是比較容易講清楚的，但要弄清楚某一政治思潮的現實政治影響，就不太容易。

　　

　　基于此，筆者将簡略闡述一下如何看待生态主義思潮的世界政治影響。一方面，毫無疑問，生态主義是當今世界各種政治思潮中公約數最大的，目前已經幾乎聽不到有人公開質疑生态環境保護與善治的重要性，因而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變成了一種政治正确。另一方面，究竟如何看待與确定生态主義的現實世界政治影響，依然存在着許多方面的難題。在此，筆者将讨論如下三個問題：一是作為政治理論思潮的生态主義或政治生态主義主要是指什麼，二是生态主義對綠黨政治發揮影響的三重維度，三是2021年德國大選之後歐洲綠黨政治究竟發生了什麼意義上的變化。

　　

　　概括地說，作為一種政治理論或思潮的生态主義，即廣義上的生态主義或環境主義，就是如何從政治學視角看待生态環境議題，并由此構成了政治學中的生态政治思想或理論分支。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它包括如下三個層面：對生态環境問題和挑戰的政治學成因分析、基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理想目标的未來社會願景尤其是政治制度構想、實現這種未來社會願景的政治變革主體和行動戰略。

　　

　　生态主義最先興起于20世紀60、70年代的歐美國家，而促成這一思潮與社會政治運動的現實背景主要有如下四個方面：一是少數歐美發達國家先後步入後工業階段（社會）所帶來的經濟社會結構變化；二是對社會現實中變得日漸突出的生态環境難題與挑戰的大衆性關切；三是新社會政治運動與綠黨興起所直接推動着的綠色政治變革及其制度化；四是許多傳統性理論思潮（比如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影響與滋養。

　　

　　生态主義迄今為止已經曆了如下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是它的初創階段。這個階段的理論流派我們最熟悉的就是所謂的生存主義，有時候也稱為馬爾薩斯主義，強調人類社會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必須痛下決心做出取舍。第二階段是從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可稱為系統化發展的階段。綠黨政治及其理論探讨就是從這時開始的。在這一時期，不僅和生态中心主義密切相關的生态女性主義等有了較大發展，生态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也構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思潮與運動體系。總體而言，生态主義或環境主義的三個主要理論派别都已形成，即分别是基于“深綠”哲學價值觀的生态自治主義或生态無政府主義、基于“紅綠”哲學價值觀的生态馬克思主義和生态社會主義、基于“淺綠”哲學價值觀的主張從經濟技術和行政監管制度政策這兩個層面來做出綠色改變的理論流派。第三階段是從90年代初至今，其最主要特點是逐漸成為全球性思潮或運動。這種變化一方面與生态環境運動及綠黨政治的全球化擴展直接相關，另一方面與1992年裡約熱内盧大會之後的國際環境政治有關。總之，這一時期生态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逐漸成為真正的全球性思潮。即便如此，就“深綠”“紅綠”“淺綠”三大陣營的關系而言，各自之間依然存在着從理論前提到政治政策主張的明顯差異甚至是對立。也就是說，如果進一步劃分為嚴格意義上的生态主義和較為寬泛意義上的環境主義的話，就可以看到，生态主義可能是内部比較統一的理論體系，而環境主義内部則明顯存在着三大流派之間互相批評的現象。當然，就被現實政治或主流政治的接受度來說，更具大衆性的無疑是“淺綠”觀念或從環境經濟學和行政管理學視角理解的綠色政治、綠色變革。

　　

　　至于生态主義或環境主義的理論觀點，筆者認為，可以一般性地概括為對如下兩大問題的回答：一是如何從時代現實出發，重新認識和構建人與自然之間的适當關系。這主要體現在生态主義思想家的哲學思辨當中；二是如何構想一種可持續的未來社會以及通向這個社會的經濟和政治戰略，這主要體現在生态主義政治理論家與經濟學家的探索當中。我們通常所說的狹義的生态主義或政治學意義上的生态主義主要指的是後者，但其中也會夾雜着很多哲學意義上的讨論，特别是政治哲學意義上的讨論。比如，關于第一個問題的生态主義價值取向，主要是哲學價值理論意義上的，其主要觀點包括整體主義取向、尊重自然倫理道德、現實批判性、強調可持續性原則等。

　　

　　當然，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劃分出它的哲學觀、政治觀、經濟社會觀等内容。在哲學觀上，對于生态主義而言，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關系是它的基礎或核心。安德魯 · 多布森就認為，正是狹義的生态主義在這方面的特征使之與其他意識形态區分開來。更具體地說，是否承認自然具有内在或獨特價值的哲學價值觀，是非（弱）人類中心主義與傳統人類中心主義分野的根本性理據。以阿恩 · 奈斯為代表的“深生态學”，就明确肯定生态系統的“内在價值”，強調這些價值為生态圈所固有而非人類賦予，而人類及其活動隻是生态系統的組成部分而已。

　　

　　在政治觀上，不同流派之間的觀點差别很大，“深生态學”有着它自己的願景構想和理論依據，并提出了相應的政治主張，而生态馬克思主義和生态社會主義也有着它們的哲學價值基礎、政治觀和政治變革主張。總體而言，可以看到，在生态主義未來社會構想當中，基層社區或共同體形式的經濟、政治與文化受到了格外關注和青睐，而這可能是我們理解生态主義時必須充分注意的一個根本性觀點。它和現代意義上的大規模、集中化、複雜經濟技術集成等是相對立的，即便是生态馬克思主義或生态社會主義，它更加強調的也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地方自治傳統，而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科學社會主義意義上的社會集體（國家），這是必須要清楚的。應該明确，不僅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生存主義著述像羅馬俱樂部《增長的極限》報告、《小即是美》等深受這種生态主義理念影響，直至今日，這仍是生态主義認知與立場的核心和本質。

　　

　　在經濟觀上，生态主義或環境主義首先體現為對現代社會當中的工業主義意識形态及其表現的批判。也就是說，它不隻是批判資本主義，還批判工業主義，還批判工業文明本身，這是它的一個基本取向。在它看來，隻有在去工業主義之後才能談得上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性。當然，我們也可以發現一些非常溫和或折中性的經濟觀版本，比如通常所說的綠色資本主義或生态資本主義，就是這種性質的理解。

　　

　　總之，一旦立足于“深綠”的生态中心主義、生命中心主義、生物中心主義，或承認自然、生态的獨立價值，那麼，其未來政治想象就一定是生态自治主義或生态無政府主義，以及生态公社或生态基層自治社區，這就是它的内在政治邏輯。相應地，隻要立足于“紅綠”的生态社會主義、生态馬克思主義，那麼，其未來政治想象就會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分析和社會主義的願景設想并提出相應的政治要求與主張。同樣，“淺綠”的生态資本主義或綠色資本主義，試圖把市場經濟原則擴展應用于各種形式的物質資源，尤其是自然生态，進而信奉和設想在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框架下，克服或至少實質性地緩和人類目前所面臨的生态環境挑戰。因而，生态資本主義既是一種較為實用或注重實效的綠色政治理論，也是一種較為溫和的“淺綠”的政治社會理論。需要強調的是，生态資本主義内部也包含着諸多理論流派，比如可持續發展、生态現代化、綠色國家、環境公民、環境公共管治等。它們作為一個整體，構成一個理論上内部閉環的生态資本主義體系或進路，假如其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有效運作的話。

　　

　　以上所述，就是筆者對作為一種政治理論的生态主義的粗線條勾勒。或者說，當我們講到生态主義的時候，大概就是這麼一個圖譜。

　　

　　對于第二個問題，即如何理解綠黨的生态主義政治意識形态，筆者認為，可以進一步分為兩個小的問題，即綠黨的政治意識形态特征和綠黨的現實政治影響。對于前者，總體而言，綠黨政治的意識形态特征是“綠中帶紅”，或者說是一種“紅綠”的政治意識形态，對此，筆者曾将其概括為以現實批判為主的建設性或溫和性政治立場，一種具有未來烏托邦色彩的理想政治。在經過多年的現實政治參與和自我調适之後，筆者認為，綠黨的政治意識形态仍大緻保持了這一質性，至少需要明确，它所信奉的并不是什麼激進的“深綠”理論，因而從一開始就不同于某些綠色運動團體比如綠色和平的政治理念主張。從動态的角度看，大多數綠黨最初時有着更多的紅色元素，但在這些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變得越來越綠色了，而且在經濟社會政策上變得越來越自由主義化或“灰色”了，這是大的趨勢。

　　

　　對于後者，可以從如下三重維度來判定綠黨政治的現實影響，即政黨政治、國内政治和國際政治（全球政治）。政黨政治影響主要是指綠黨在各個層級尤其全國議會選舉當中的政治重要性，也即是否或穩定獲得議會議席。在這方面，歐洲綠黨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就都已完成這一突破，除此之外，北美、澳大利亞和拉美部分國家的綠黨也已經越過議會門檻。一般認為，瑞士綠黨1979年第一個将自己的代表送進聯邦議會，而兩年後比利時綠黨成為第一個全國性議會綠黨。1983年，德國綠黨實現了向全國性議會黨的轉變。

　　

　　國内政治影響主要是指綠黨參與各級政府尤其是全國性政府的執政聯盟并發揮政治政策影響。就此而言，1995-2005年，包括芬蘭、意大利、法國、德國、比利時等國在内的歐洲綠黨第一次集體實現了全國性聯盟執政的重大突破。應該說，這次大範圍執政經曆具有多重意義上的政治重要性，比如“紅綠聯盟”的聯合組閣形式，盡管嚴格說來它們更多是被現實政治馴化而不是促成了政策變革意義上的現實政治改變。自此以後，綠黨成為歐洲政黨聯盟政治中的一個普通性“第三政黨”或“小政黨”。此外，1985年約希卡 · 菲舍爾領導下的綠黨加入黑森州政府并出任環境部長、2011年開始溫弗裡德 · 克雷奇曼領導下的綠黨連續三次加入巴符州政府并出任總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義。

　　

　　國際或全球政治影響主要是指大衆性綠色政治運動或政治文化對包括全球氣候變化應對在内的國際生态環境治理與合作所産生的重要影響。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各種環境NGO對于圍繞着《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的談判履約所施加的影響。這其中的最新代表性人物或事件，是所謂的“瑞典環保少女”格瑞塔 · 通貝裡。短短幾年間，她從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未成年女孩成為名揚天下的全球氣候變化抗議活動家，2019年一舉擊敗包括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在内的競争對手成為《時代》周刊年度人物。

　　

　　對于第三個問題，即如何看待2021年聯邦議會大選之後的歐洲綠黨政治，在筆者看來，總體上它對于德國選舉政治、政黨政治和聯盟執政政治等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義，結果是，奧拉夫 · 朔爾茨以一己之力拯救了社民黨（SPD）并使之成為最大的赢家，但卻終究未能成為綠黨政治實現進一步突破的“凱旋門”。一般認為，大選之後最可能的政府組合方式是兩種，即“交通信号組合”（社民黨＋綠黨＋自民黨）或“牙買加組合”（聯盟黨＋綠黨＋自民黨）。雖然從政府組合的選項來看，綠黨都處在了不可或缺的king-maker地位，但與5月民調曾一度達到的第一大黨地位相比，顯然未能實現自己的政治預期。這固然與候選人安娜列娜 · 巴爾伯克競選後期的連續失誤相關，但也還是表明了綠黨政治的“尚欠火候”。雖然說在第二次電視辯論當中，她被放在了中間位置，因而就像上述電視辯論畫面以及選舉結果所表明的，綠黨似乎已經無可置疑地獲得了德國“第三大黨”的地位，而且它與社民黨的政治聯盟取向，也許有助于迎來它的新一個連續執政任期，但聯邦政治中的“Ｃ位”對于綠黨來說仍然顯得有些虛幻未定。

　　

　　在歐盟層面上，2021年下半年雖然也有像奧地利格拉茨市政選舉中綠黨大獲全勝的好消息，但在稍早的挪威議會選舉中，綠黨隻是增加了兩個議席，而在幾乎同時舉行的加拿大大選中，綠黨隻獲得了2.34%選票和兩個議席。因而，始于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的“綠色高潮”究竟還能持續多久，目前還不得而知。至于應如何闡釋最近這一波綠黨政治的強大選舉政治支持，筆者認為，很可能還是和2015年《巴黎協定》的簽署及其落實有關，而且至少從表面上看确實和瑞典環保少女有一定關系，2018年她組織了一系列大衆性抗議行動，然後在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中綠黨的影響就有所擴大。德國綠黨的得票率大約20%，是2014年的兩倍，并擊敗社會民主黨成為僅次于執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的歐洲議會德國第二大黨；法國的“歐洲生态黨-綠黨”獲得了13.4%選票，排名第三，領先右翼政黨共和黨和左翼黨派社會黨；英國綠黨的得票率為12.4%，比上屆歐洲議會選舉增加一倍；奧地利、愛爾蘭和荷蘭綠黨的得票率也都在兩位數以上。因而，盡管2020年至今綠色議題變得越來越突出，但這個綠色高潮到底能夠持續多久，恐怕也不能過于樂觀。比如，如果2021年冬天歐洲真的出現極冷氣候、能源供應出現危機的話，筆者覺得，這波綠色高潮走向終結或衰弱還是有可能的。

 

文章來源 |《世界政治研究》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