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抗日戰争爆發近一年時間。戰争究竟會怎樣發展？是持久戰還是速決戰？戰争能否取得勝利？如何取得勝利？這些問題沒有答案。當時流行的“亡國論”和“速勝論”兩種錯誤論調，引起人們思想上的混亂。國民黨内的部分領導人，一直存在着亡國論的思想，認為“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再戰必亡”。國民黨當局推行的片面抗戰路線和消極防禦戰略方針所造成的戰争失利，也使國内一部分人民産生了悲觀情緒。國民黨内的另一部分人，則鼓吹“速勝論”，幻想依賴外援迅速結束戰争。這兩種論調在共産黨内和人民群衆中也産生了一定的影響。有些人存在僥幸心理和輕敵思想，幻想速勝；有些人則對抗戰信心不足，悲觀消極。為了痛斥亡國論，掃除速勝論，從理論上武裝全黨和全國人民，堅持持久戰，樹立必勝信念，毛澤東依據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抗日戰争實際并集中全黨智慧，撰寫完成《論持久戰》這篇重要的軍事論著。

　　創作過程

　　補足軍事理論知識，研究戰争現實問題，一個問題接一個問題地分析，一層一層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後積累形成《論持久戰》這部數萬字的著作。

　　要想批判“亡國論”“速勝論”的錯誤理論，寫出《論持久戰》這麼一篇長篇著作，沒有深厚的理論功底是不行的。為了使《論持久戰》的相關論述與分析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支撐，毛澤東采取了一系列舉措。
首先，毛澤東決定成立一個延安抗日戰争研究會，吸收中央一些領導人、中央一些重要理論幹部和軍事幹部參加，大家共同讀書，共同研究問題，以便互相學習，集思廣益，最後形成系統的正确的理論。在毛澤東提議下，延安抗日戰争研究會很快就成立了。研究會專門研究當時國内外的大事和抗日戰争的重大戰略問題，以研究全局、讨論戰争的戰略為主要形式，希望能借此形成正确的戰略認識。這個研究會在毛澤東的親自指導下，活躍了很長一段時期。參加者學習、讨論都十分認真，不同看法都可以提出來讨論。
其次是組織黨内的軍事幹部關注國外的軍事理論。毛澤東深知，要回答抗日戰争中的重大問題,光是有軍事鬥争經驗還不行，還必須有豐富的軍事理論知識，這種軍事理論知識不僅包括中國的，也包括外國的。毛澤東曾坦誠地承認,自己對中國古代戰争有一點研究,年輕時熟讀過蘊含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三國演義》《水浒傳》等，到陝北之後又認真研讀了《孫子兵法》，在過去的實戰中也積累了一定的指導戰争的經驗，但對于外國軍事理論知道得不多，并特别提到，對外國最系統的軍事理論著作——克勞塞維茨的《戰争論》自己知道得很少。為了盡快補足軍事理論知識，毛澤東又發起組織了一個《戰争論》研究小組，請在中央工作的軍事幹部和讀過《戰争論》的人、中央一些理論工作者和自己一起來研讀這部書。
經過組織小組共同學習研究再加上自己的刻苦學習，毛澤東有了充分的理論準備。在此基礎上，他決心動筆寫作《論持久戰》，對抗日戰争全局進行深入分析論證，同時批駁“亡國論”和“速勝論”。毛澤東動筆寫作時目的十分明确：要對抗日戰争持久戰的性質加以系統論述。但一開始還沒有《論持久戰》的書名，也不是一次寫成的。毛澤東當時主要是針對延安抗日戰争研究會上大家提出的問題，感到有必要系統地回答，因此便動筆寫作了。他在寫作過程中，一個問題接一個問題地分析，一層層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後積累起數萬字的一部著作，這就是《論持久戰》。
在寫作《論持久戰》的過程裡，他先拟定了一個詳細的寫作提綱，然後就夜以繼日，廢寝忘食地進入集中寫作階段。最後，終于在9天的時間裡，完成了這部近5萬字的理論著述。據學者所記，毛澤東在寫作過程中，是十分辛苦的。他白天工作非常緊張，要對八路軍的戰略行動、邊區建設中的各種重大問題等黨的重要事務進行及時分析和正确指導，還要起草電報，讀書讀報。隻有到了深夜，他才能坐下來點着油燈寫作。對此，他自己解釋過：我習慣晚上寫作，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時候。

　　哲學基礎

　　《論持久戰》強調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活的辯證法，是運用辯證法分析中國革命問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典範。

　　《論持久戰》閃耀着唯物辯證法的光輝，毛澤東在這篇著作中很少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的語錄，更沒有引用多少晦澀難懂的概念去加以推理，通篇文章一氣呵成，但是讀完之後，卻令人如醍醐灌頂，說服力極強，讓人不得不信服其論點。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論持久戰》是活的辯證法，是運用辯證法分析中國革命問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典範。“馬克思主義有幾門學問……但基礎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東西沒有學通，我們就沒有共同的語言，沒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許多皮，還扯不清楚。有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就省得許多事，也少犯許多錯誤。”毛澤東的這篇著作中所體現的哲學思想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唯物辯證法、認識論、方法論。
《論持久戰》中的唯物辯證法思想，主要體現在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分析抗日戰争問題，用變化發展的觀點分析抗戰前景。《論持久戰》系統地闡述了持久戰的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毛澤東将抗戰的發展過程化為三個階段的哲學基礎就是唯物辯證法關于事物變化發展的規律的認識，即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經過産生、發展、消亡的過程，既然經過嚴密論證，抗戰的前途是必勝，那麼就可以依據唯物辯證法的原理來對這個曆史發展過程進行合适的預測。毛澤東對于每個階段的敵我雙方的變化特點作了仔細的多角度的分析。
《論持久戰》中的認識論思想，主要體現在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從國情出發，堅持以實踐為基礎來考察、認識抗日戰争問題。毛澤東從事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認識論基礎就是以實事求是為哲學基礎的實踐論，毛澤東分析抗日戰争問題的全部出發點就是當時抗戰的實際、抗戰的基本國情，他提出持久戰的直接依據就是中國的國情，就是從實際出發而得出的科學結論。堅持從國情出發的認識論，指出了速勝論的不切實際；堅持從國情出發的認識論，批評了亡國論對于中國國情優勢的無視；堅持從國情出發的認識論，指出了持久戰是最符合中國國情的戰争，論述了中國特色的持久戰的具體内容和形式。
《論持久戰》中的方法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重視主觀能動性，充分發揮人的積極性、創造性，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毛澤東專門論述了發揮主觀能動性對于争取抗日戰争勝利的重要性。他不僅說明了發揮主觀能動性對于抗日戰争的意義，還具體分析了如何在抗日戰争中發揮主觀能動性。
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整個《論持久戰》一文中，堅持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體現得最為透徹、最為重要的地方就是對于亡國論、速勝論錯誤的駁斥，可以說鞭辟入裡、細緻深入、令人信服。如果毛澤東不是運用這種具體分析的方法，而是籠統地痛斥亡國論者為漢奸、速勝論者是幼稚，很難達到思想令人豁然開朗的效果。
準确運用質量互變的方法來分析抗日戰争持久戰的發展階段。抗日戰争初期一些人之所以對抗戰抱悲觀的态度，與他們過多地看重當時日本在武器裝備、士兵素質、陣地戰形式、資源供應等方面短期的質的優勢有關，他們忽視了中國軍隊在局部戰鬥中的優勢，比如運動戰、遊擊戰等，忽視了我們在這些無數個小的優勢中慢慢彙聚後可能形成的總體決定性優勢。毛澤東則清醒地看到了量變對于質變的重要性，在抗日戰争中要重視積極的量的積累，最後形成決定性優勢。

　　當代價值

　　《論持久戰》中蘊含着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認識乃至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工具，是打好全面深化改革攻堅戰有力的精神支撐和方法論依據。

　　《論持久戰》是基于當時複雜的戰争格局進行分析的，在邏輯上，《論持久戰》秉承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方法論思路，這一方法論思路是曆久彌新的，而且對當下以轉型為契機的全面深化改革同樣有着重要的方法論意義。《論持久戰》中蘊含着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認識乃至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工具。毛澤東進行研究和解決的人與社會客觀條件之間的辯證關系問題的思路，為我們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提出的“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啟發。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認為，面對新的社會形勢，我們要正确認知自身存在的矛盾問題所在和自身具有的優勢，這是實踐活動的關鍵，分析事物要堅持兩分法和兩點論。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辯證地對敵我利弊過程進行分析，對“亡國論”和“速勝論”進行了反駁，正是以這一邏輯作為理論支撐的。盡管當今社會時代主題發生了很大變化，所處環境也發生了極大改變，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反腐等重大問題上的實踐已經表明，當前中國的改革同樣是一場持久戰和攻堅戰。從本質上講，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特性決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持久性。從客觀的社會形勢來看，中國經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得以顯著提高，但當前中國正處于并将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化，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中國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狀态也沒有根本的改變。從另一個角度看，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要求我們必須把發展的重點由“量”轉向“質”，着力發展實體經濟，更新産業結構，把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作為經濟發展的主攻方向。
在《論持久戰》中所體現出的“不畏強敵”“持久抗戰”等精神，可以說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奪取抗戰勝利的重要法寶。在今天，同樣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法寶。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堅持的實事求是的思想，為我們提供了理論指導和方法論的支撐。正如馬克思所說，“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對于中國特定的社會狀況及其主要矛盾的認知也是如此。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對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進行了批判，認為這種思想是“亡國論”和“速勝論”等錯誤觀點在認識論上的根源，隻有客觀全面地考察戰争，才能對戰争的過程和結果做出正确的判斷。在認識論機制上，唯心論的觀點忽略了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作為認識主體的立場及作用，而機械論左右着客觀現實在主體層面上投射以及反映的特質，同樣也是“亡國論”和“速勝論”等錯誤思想的根源。
因此，可以說對于當時中國的社會矛盾及其發展趨勢的判斷，本質上就是一場立場與思想的鬥争，毛澤東正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以中國的客觀國情作為分析基礎，提出持久戰過程中三個階段的劃分。在毛澤東看來，人的自覺能動性在認識過程中的重要意義在于“人們反對主觀地看問題，說的是一個人的思想，不根據和不符合于客觀事實，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去做，就要失敗，故須反對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戰和最後勝利沒有人做就不會出現。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略、戰術，方能做得好。思想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别于物的特點。”毛澤東所強調的這種在認識論層面上的“自覺的能動性”，為當前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方法論和精神依據，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要把對發展規律的把握轉變為解決現實問題的實際能力，這也是《論持久戰》中所主張的要先解決“是什麼”和“不是什麼”，再研究“怎麼做”和“不怎麼做”。
從當前全面深化改革所面臨的基本現狀和改革的最終目标來看，我們依然需要實事求是，做毛澤東所說的“持久論和最後勝利論者”，而不做“賭漢們那樣的孤注一擲論者”，在此基礎上，發揚在抗戰過程中受到毛澤東持久戰理論激發所呈現的革命自信和民族精神，這正是打好全面深化改革攻堅戰有力的精神支撐和方法論依據。

 

文章來源 |《四川日報》2022年07月18日  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