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黨建學科的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強調多元建設主體參與協同發展。為了更好地推動黨建學科内涵式發展，黨建學科亟待轉變發展理念，開放學科建設主體的組織邊界，開展跨學科的知識生産。基于三螺旋理論相關理論成果以及黨建學科的特性，黨建學科必須優化學科發展的動力構成，凝聚大學、黨政機構和企業三大建設主體，以大學為核心，由黨政機構提供保障，企業發揮協同支撐作用，三方主體打破原有的組織邊界，共同助力黨建學科長遠發展。其中，基于學術研究的大學主體應側重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學科理論研究、學科體系構建和學科自身建設；基于政策支持的黨政機構主體應側重政策支持、體制機制架構和提供實踐平台；基于應用情境的企業主體應側重人才實踐基地建設和推動知識持續創新。

　　[關鍵詞]黨的建設；黨建學科；建設主體；知識生産

　　一、三螺旋理論與黨建學科建設

　　《辭海》中對“學科“的釋義為：學術的分類，指一定科學領域或一門科學的分支；教學的科目，學校教學内容的基本單位。[2]2577學科是一個發展性概念，不同的學者對其進行了内涵闡釋。美國高等教育學家伯頓·克拉克認為學科有兩種含義：一是作為一門知識的“學科”;二是圍繞這些“學科”而建立起來的組織。[3]美國社會學家伊曼紐爾·華勒斯坦則認為學科是一種規訓制度，包含着動态的知識生産結構、知識生産方式和知識生産制度。[4]12-20周光禮和武建鑫認為學科既是一套系統有序的知識體系,也是一套體現社會建構的學術制度，學科在大學組織中主要表現為研究平台、教學科目、學術團隊、規訓制度、學科文化。[5]宣勇和淩健提出了學科的二元視界，從“作為知識分類體系”和“作為知識勞動組織”兩層語義上甄别學科的概念。[6]劉獻君認為學科是人類在認識和研究活動中針對認識對象，而将自己的知識劃分出來的集合，是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7]學科既是知識的集合體，也是大學的重要組成。在知識語境下，學科是一種被規訓的系統知識體系，是一門學問知識的集合。在一定程度上，知識層面的學科是一種在學術領域的再分類，按照一定的邏輯構成知識分支體系，其中蘊含了不同的知識形态。總體而言，學界對學科的定義主要分為三類：一是“知識體系的分支”；二是“學術組織”；三是“知識——權力體制”。本研究主要就“知識體系的分支”含義展開論述。學界對學科内涵的诠釋相對成熟。與學科相比，對學科建設主體含義的認識目前尚未形成統一，但多數學者都認為學科建設需要多元主體共同參與。費孝通認為建設一門學科在機構上大體要包括5個部門，分别是學會、專業研究機關、各大學的學系、圖書資料中心、學科的專門出版機構。[8]馬陸亭認為學科建設包含大學和政府等多方責任主體，學科建設的重心在二級學院,大學層面要關注學科群構建,政府關注的重點是制度保障和體系建設。[9]羅雲認為學科主體是指擔負學科發展職責的某種社會機構或組織,學科主體是多元的,高等學校、科研院所、政府機構或民間組織都可以成為學科主體。[10] 三螺旋理論的提出最先始于生物學領域，揭示了環境、基因和生物體三者之間的非線性網狀關系。20世紀9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亨利·埃茨科威滋運用三螺旋理論闡釋了“政府——大學——産業”三者之間的關系。[11]6此後美國社會學家羅伊特·雷德斯多夫繼續完善該理論，以大學、政府、産業為三要素構建了三螺旋理論模型。國内許多學者運用該理論對我國的現實問題進行了探讨。周春彥進一步将三螺旋理論本土化，提出我國大學、政府、企業協同育人創新方式；石火學提出大學、企業和政府是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政策創新的主體；陳桂香提出高校、政府、企業協同培養創新創業型人才,有利于發揮各育人主體的資源優勢,激活資源存量,放大資源效能,實現協同方利益最大化。[12]三螺旋理論中提到在知識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大學、政府和産業之間的邊界正變得愈加模糊，從事知識生産的大學與知識應用的企業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而政府在兩者的合作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随着大學、政府和産業之間産生更多的交互合作，三者圍繞知識生産與應用呈相互聯結、螺旋上升的三螺旋關系。其中，大學是科學研究的重要場所，具有較強的知識創新能力；企業是産業的外化表現形式，具有捕捉市場需求、催生知識革新的能力；政府具有較強的宏觀調控能力，可以提供資金、技術和人員，同時承擔一定的創新風險。 在知識經濟時代，大學不僅是知識生産的組織，也是助力社會發展的重要機構，已成為知識聯結、擴散與應用的關系場域。就學科建設而言，學科建設的主體主要是大學和科研單位，同時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進，政府和企業也成為學科建設的重要主體。一方面大學的學科建設服務于國家教育戰略需要，另一方面教育發展促進了知識的疊代，在這過程中不斷完善學科的發展方向、内容建構和文化形塑。黨建學科是一門跨學科和跨組織的學科。“無産階級政黨從确立目标開始，就與資産階級政黨走向了不同的道路。無産階級政黨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其産生、發展邏輯與資産階級政黨有很大的區别。”[13]以中國共産黨自身建設和黨的領導為研究重點的黨建學科，就其研究對象的高度綜合性、複雜性與整體性而言，該學科在本質上應當成為一門交叉學科、綜合學科，并自覺地遵循跨學科研究的路徑。同時，相較其他學科，新時代黨建學科的建設主體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即大學、黨政機構和企業三方主體都參與了學科建設發展的具體進程。黨建學科的發展正是通過主客體的互動交流産生新的知識，進而推動學科建設體系逐步完善并實現進一步發展。當前，為了更好地推動黨建學科内涵式發展，新時代黨建學科亟待轉變發展理念，開放學科建設主體的組織邊界，開展跨學科的知識生産，為黨建學科發展提供新的進路。 雖然學界對三螺旋理論在整體思路上基本達成共識，核心理念對黨建學科建設主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但是，相關理論成果是基于各國國情提出的，不能簡單照搬照抄運用于中國的實際。不同國家和不同學科，在對學科建設主體的構成内容和具體分析方面，還需要根據各自國情和學科特點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而言，新時代黨建學科建設主體應根據中國國情和新時代的階段性特點，立足中國大學人文社科建設的實際和學科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運用三螺旋理論的核心理念，對黨建學科的建設主體進行重新篩選和區分，并就主要建設主體的定位、職能和彼此之間的關系進行重新界定，以使各主體之間分工明确、相互協調，更好地推進黨建學科發展。

　　二、新時代黨建學科的建設主體

　　

　　傳統的知識生産模式通常以理論獨尊、以大學為核心，并由學科自身驅動。而随着時代發展，以學科為基礎的知識生産活動方式已發生了轉變，學科之間的邊界逐漸淡化，“多價知識”“多學科”的理念開始助推知識的革新。知識生産與社會服務之間的聯結愈加緊密，知識的生産通過傳遞經驗、團隊協作和跨學科交叉來實現，強調跨學科性、多元性。知識應用語境跨越了單一學科的知識框架，主動适應外部社會的需求，将學術研究與社會應用相互融合，使大學與社會的邊界更為開放。黨建學科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内在于學科命題之中，亟須從實踐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從整體上提升黨建學科建設的學理性和系統性。 目前學界多從黨建學科建設的困境、路徑和内容開展研究，關于黨建學科建設主體的讨論還較少。捋清建設主體及各主體發揮的作用，即回答“誰來建”的問題，對學科發展有着重要的推動作用，而對這一基本問題的認識亦貫穿學科建設的始終。黨建學科的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強調多元建設主體參與協同發展。基于三螺旋理論和黨建學科發展面臨的現實境況，新時代的黨建學科應凝聚大學、黨政機構、企業三方，以大學為核心，由黨政機構提供保障，企業起協同支撐作用，三方主體打破原有的組織邊界，根據環境的變化在邊界切面架構新的協作關聯，整合不同的資源形成合力，共同助力黨建學科的長遠發展。 第一，在學科建設三大主體中，大學扮演的是學科基礎和研究平台的角色。學科建設是高校建設的核心 ,也是一項涉及面很廣的系統工程 ,必須将之納入學校整體建設的系統中加以考慮。[14]随着知識經濟的發展，大學不再是處于脫離社會的“象牙塔”，而是社會知識生産活動不可或缺的重要主體。就黨建學科而言，大學的主要職能應側重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學科理論研究、學科體系構建和學科自身建設等。大學不僅承擔着培養人才、從事科學研究的職能，還緻力于将知識最大限度地轉化為應用成果。大學是創新知識的孵化器，為黨建學科創造新知識新技術提供了自由開放的環境。大學是學科建設和發展最關鍵和最基礎的主體，也是黨建學科三大建設主體的核心。三者圍繞黨建學科知識生産與應用在大學這個建設主體中呈相互聯結、螺旋上升的三螺旋關系，黨政機構和企業建設主體功能的發揮都需要大學的參與。例如，黨建學科發展和人才培養需要跟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等互動互補，因此，必須建立基于黨政機構的實踐平台和智庫平台，加強大學與黨政機構的交流與合作，讓學術研究成果在相關實踐平台中試點并接受實踐的檢驗，在一定程度上補齊當下黨建學科人才培養中缺乏實踐能力的短闆。 第二，基于黨建學科的政治屬性，黨政機構主體在學科建設中發揮提供保障的作用。黨建學科是一門政治性與學術性高度統一的學科。正如有學者認為，“作為一門科學，黨的建設學科必須遵循社會科學學科建設的一般規律，不能遊離于學科和學術之外；同時，它又不是一般的社會科學學科，而是一門具有‘姓馬’‘姓黨’本質屬性和鮮明特征的社會科學學科。”[15]黨建學科為中國共産黨永葆先進性和長期領導執政提供智力支持，學科建設既要解決不同時期黨的建設遇到的實踐難題，又要對未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發展前景進行理論構建和戰略預判。與此相對應，黨政機構主體也将為該學科的發展提供政策支持和資源保障，為黨建學科發展持續提供必要的資源。黨建學科在政治性與學術性的矛盾運動中獲得自身發展的内在動力，其建設和發展既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服務于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理論與實踐，又要遵循學科發展的一般規律。黨政機構主體在學科建設的“三螺旋”主體中扮演的是确定政治基調和提供政策支持的角色。黨政機構不僅可以适度出台政策指導黨建學科的發展，充分利用黨組織和政府有關部門的實踐平台和智庫平台，為黨建學科教學和研究人員提供更為廣闊的實踐舞台，幫助大學将前沿黨建科研成果轉化為知識生産，而且可以鼓勵和推動企業主體加速新知識的應用。 第三，黨建學科的良性發展離不開企業主體的緊迫需求，企業主體發揮着重要的協同支撐作用。在市場經濟時代，企業數量龐大，黨的基層組織往往依托大中小型企業而建立，基數龐大的黨員遍布在各種所有制形式企業中。根據中央組織部黨内統計數據，截至2021年6月5日，全國黨的基層組織486.4萬個，其中機關基層黨組織74.2萬個，事業單位基層黨組織93.3萬個，企業基層黨組織151.3萬個，社會組織基層黨組織16.2萬個。企業基層黨組織數量最多，占比最大，約占總數的31%。[16]企業主體是黨建實踐的豐厚土壤和黨建發展的關鍵一環，黨建的學科建設離不開企業主體功能的發揮。同時，随着黨的領導的進一步加強和鞏固，全社會對黨建學科學術研究成果的需求更加迫切。企業主體的主要職能側重為大學的人才培養提供實踐基地，為學術研究的開展提供研究結果反饋和實踐調研土壤。通過校企合作，能夠加強對黨建學科相關基礎問題、基礎研究的支持。同時，大學的學者隻有更加關注企業黨建實踐的實際，給予現實充分的觀照，相關學術研究才能更具理論深度。黨政機構主體也可以通過積極鼓勵大學和企業的合作，在理論和應用兩個層面促成黨建實踐形成良性互動，以更好地推動黨建學科的發展。 雖然大學、黨政機構和企業作為建設主體，在推動學科發展上職能不同、各有分工，彼此不能越位，但是并不意味着三者之間是相互隔離和分散發揮作用，而是彼此緊密聯結，呈三螺旋結構相互助力，共同作為學科發展的動力推動黨建學科的發展。換言之，雖然三大建設主體與黨建學科中心軸緊密相關，但是三者都有各自發揮作用的領域和空間，彼此互不幹擾，但又缺一不可，并圍繞黨建學科發展在各自的職能範圍内充分發揮作用，互相推動協同發展。倘若三者彼此分散開來、各幹各的，或者缺少其中任何一方，那麼各自作為建設主體推動黨建學科發展的作用和效果就會削弱。隻有大學、黨政機構和企業三大建設主體呈三螺旋的穩定結構，彼此有效聯結、互相助力，黨建學科的内涵式發展才能獲得穩定和可持續的支持和保障。

　　三、推動新時代黨建學科主體建設的實踐進路

　　黨建學科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既要回應無産階級政黨、中國共産黨的建設和實踐問題，又要對學科建設發展的理論框架、生成邏輯、建設目标、發展階段、學科體系、學科人才等進行深入研讨，以期更好地建立起學科自信和學術自信，發揮其應有的學科價值。因此，黨建學科建設不僅要加強跨學科領域的合作，而且需要大學、黨政機構和企業三方攜手，在關涉學科發展的各大領域群策群力、共同推動，構建多元主體之間互動和合作的架構，發揮“三螺旋”框架中各方的合力，更好地推動黨建學科内涵式發展，進而發揮黨建學科應有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效益。 （一）充分發揮大學主體在學術研究中的基礎性作用 大學主體應以跨學科為發展趨向，制定科學的黨建學科建設方案，做好有利于學術研究的制度設計，明确學科建設定位。同時，嚴格按照學術思維和學術範式，完善人才培養體系，加快黨建學科基礎理論研究，完善學科體系，加強研究型人才培養，更好地發揮大學在學科建設中的基礎性作用。例如，大學在黨建學科建設方向上要對理論黨建學和應用黨建學進行區分。理論和應用雖然不可分，但在學術研究上卻是兩個明顯不同的領域。理論黨建學主要還是圍繞原著經典和檔案材料進行深挖；而應用黨建學則從黨史學、社會學（田野調查）、新聞學（媒體宣傳）、管理學（管理科學）等其他學科進行拓展。就黨建學科而言，大學可以在黨建碩士研究生培養上進一步區分學術型碩士和專業型碩士。學術型碩士主要往博士研究生培養，緻力于學術研究；專業型碩士以實際應用為導向，側重于實踐工作。現實的黨建工作對應用型人才，即專業型碩士的需求量巨大。大學隻有對理論和應用的學術研究進行細分，完善學術型和應用型人才培養體系，才能更好地實現理論和應用研究各得其所，互為補充，共同發展。同時，黨建學科是政治性與學術性高度統一的學問，既然要建設成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就應該遵循學科建設規律，培養學術精神，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學術門檻。黨建學科教學與研究人員應自覺建立和維護學術範式和學術共同體。 （二）逐步完善黨政機構主體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形式 黨建學科建設離不開黨政機構主體提供的政策支持和資源保障。黨組織和政府有關部門對黨建學科的發展高度重視，并為學科設立和快速發展提供了大力支持。未來，黨政機構主體應在為黨建學科發展提供政策和資源配套的基礎上，發展和完善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形式，在尊重學術學科發展規律和推動黨建智庫設立上着力。黨建學科建設不能違背學術和學科發展的客觀規律，給予黨建學科發展充分的學術空間是學科内涵式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黨政機構主體必須充分尊重學術發展和學科建設的客觀規律，搭建好學科發展框架，明确自身定位而不越位，給大學的學術創新和學科發展留出适當的容錯空間，營造相對寬松的學術氛圍，以吸引優秀的學者和學生參與到黨建學科建設中來。同時，黨政機構主體應積極推動黨建智庫建設以更好地發揮黨建學科的科研資政作用。智庫是專門從事開發性研究的咨詢研究機構，對政黨和政府決策、企業發展、社會輿論與公共知識傳播具有深刻影響。中國在黨政機關、大學科研機構一般設有各種類似智庫的研究機構，民間也有各種智庫。黨建學科設立的主要目的就是為資政育人提供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黨建學科在智庫建設方面還較為薄弱。黨建智庫的建設正處于發展階段，智庫的研究力量和水平都有待加強，智庫的機制建設亟待科學化。新時代，随着黨建學科進一步發展壯大以及全面從嚴治黨戰略的推進，黨政機構的黨建智庫建設必将邁入規範化、制度化和科學化階段。 （三）深入挖掘企業主體支撐學科發展的潛力 當下黨建學科的學術研究偏重大學和黨政機構這兩大主體的作用，對基于應用情境的企業主體的作用和價值重視程度有待提高。中國具有非常龐大的黨員基數，在企業等非政府機構裡的黨員數量占有不少的比例，對這部分組織的黨組織建設和黨員教育機制的研究需要進一步深入。新時代的黨建學科必須紮根社會，以社會需求為引擎，發揮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的創造性，重視協同合作的研究方式，積極回應現實的問題和挑戰。目前，黨建學科已經初步構建起理論研究、黨建史研究和應用研究3個基本的方向。其中應用研究側重于機關、國企、非公經濟、社會組織、街道、軍隊等基層黨組織建設研究。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建設實現了組織體系的全覆蓋，凡是必須建立黨組織的企業，要求應建盡建，加強黨的建設。因此，無論是從落實全面從嚴治黨戰略的實踐需要，還是從黨建學科學理發展的學術研究需要，黨建學科建設都需要企業的參與。大學除了應設立服務于現實需要的黨建學科專業型碩士外，還要主動加強與企業的對接與溝通，在有條件的企業嘗試建立黨建學科實踐基地，将理論知識與實踐相結合。企業為促進自身發展和開展黨建工作的需要，也可以主動将相關人員送到大學進行黨史黨建等知識的培訓或進修，或者委托大學開展相關課題的研究。當然，構建企業與大學之間的合作模式，需要政策引導、政府支持、企業配合、大學對接，有效激發多方的創新活力，讓黨建研究、黨建學科發展和黨建人才培養在理論與實踐相統一中得以落實和深化，走出一條産學研合作協同育人的黨建學科發展新進路。随着未來黨史黨建一級學科的建立，區分了理論黨建學和應用黨建學的研究方向，并運用與之相匹配的研究方法，以社會需求為引擎，發揮整個社會的力量，尤其是加強企業對黨建知識生産的促進作用，推動黨建學科在更多細分領域深入發展，實現黨建學科發展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在未來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義。同時，挖掘企業黨建實踐的理論價值，相關研究成果不僅有利于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得更加科學和穩定，鞏固拓展意識形态領域的宣傳和教育成果，而且有利于充分發揮人民群衆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開拓黨建學科未來發展的藍海。

　　四、小結

　　總之，黨建學科的跨學科性和較強的政治屬性決定了黨建學科建設主體的多元性。單純由大學主體推動黨建學科建設不僅将舉步維艱，錯失學科發展的寶貴機遇，甚至還将導緻學科建設方向出現一定的偏差。基于新的學科建設起點，新時代黨建學科的建設不能僅靠大學單個建設主體，而是大學、黨政機構和企業在創新協同過程中開放組織邊界、整合組織資源，在明晰各自職責和目标的基礎上，通過知識整合和轉化滿足各方需求，協同發力。2021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新時代beat365建設的意見》，文件明确指出：“要紮實推動beat365内涵式發展。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把準學科定位方向，充分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引領作用。”[17]黨建學科作為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關聯最為密切的一級新學科，對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也對黨的建設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教育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新時代黨建學科建設應基于學術研究的大學主體、政策支持的黨政機構主體和協同支撐的企業主體，通過大學、黨政機構和企業三方主體協同合作形成合力，紮根中國大地，真正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黨建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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