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迄今為止的形成發展過程分為如下三個階段：萌生孕育階段（1982~2007）、形成确立階段（2007~2018）和豐富發展階段（2018~至今），分别對應于習近平地方主政時期、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後到“5.18”《講話》、“5.18”《講話》以來對于我國生态文明建設理論與實踐的思考闡述。在長達25年的地方主政實踐中，習近平本人的生态文明建設思想經曆了萌發、成型與成熟的過程，其主要标志是形成了以“兩（座）山”理念為核心的生态環境保護治理與綠色發展理論。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後，習近平關于生态環境保護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的理論與戰略思考從更多是地方地域層面上升到國家全局層面，而“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就進入了它的形成确立階段。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關于生态文明建設闡述而實現的對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豐富拓展包括三種情況：闡釋強調十八大報告、十九大報告和“5.18”《講話》的精神實質，結合全國各地實際做出更具針對性和更加細緻的生态文明建設戰略部署與任務要求，對生态文明建設實踐中新經驗新情況新議題所做出的新概括新判斷新闡釋。

　　關 鍵 詞：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兩（座）山論”、萌生孕育、形成确立、豐富發展

　　依據2021年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和2022年初出版的習近平《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出版說明”所做的權威性闡釋，“習近平同志傳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民意願……圍繞生态文明建設發表一系列重要論述……形成了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文将“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迄今為止的形成發展過程，劃分為如下三個階段：萌生孕育階段（1982~2007）、形成确立階段（2007~2018）和豐富發展階段（2018~至今），分别對應于習近平地方主政時期、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後到“5.18”《講話》、“5.18”《講話》以來對我國生态文明建設理論與實踐的思考闡述，從而表明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産黨人如何提出并不斷發展一系列原創性的生态環境議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思想。

　　

　　一、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萌生孕育

　　1．河北正定時段 1982年3月到1985年5月，習近平作為縣委副書記、書記在河北正定工作了三年零兩個月。他後來深情回憶說，正定是我從政起步的地方，“正定是我的第二故鄉”。那時正值我國改革開放政策全面實施的初始階段，也是黨和政府“保護環境基本國策”的逐步形成與确立階段。因而，習近平對正定改革發展的思考及其實踐探索的重要方面，就是将全縣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相結合，并提出創造了一系列富于開拓性、前瞻性的地方做法與經驗，成為其生态文明建設思想的最早萌生。 其一，将生态環境保護納入到縣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正定是一個農業大縣，因而農業經濟發展的因地制宜和科學規劃是頭等大事。習近平指出，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必須前瞻性地做好各項基礎工作，尤其是要“在調查基礎上，做好規劃，使經濟發展有所遵循”“搞經濟，搞大農業，都需要多一些戰略眼光，從時間上看得遠一些，從空間上看得寬一些。在宏觀戰略指導下研究自己的微觀戰略，在全局發展戰略基礎上研究局部的發展戰略”。基于這些認識，他不僅提出了圍繞城市需求發展農村“半城郊型”經濟和旅遊業重大轉型的戰略，還主持制定了包含生态環境保護明确要求的《正定縣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該《規劃》強調，“保護環境，消除污染，治理開發利用資源，保持生态平衡，是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任務，也是人民生産、生活的迫切要求”“甯肯不要錢，也不要污染，嚴格防止污染搬家，污染下鄉”。 其二，發展生态農業經濟。習近平指出，“現在，農業經濟已不僅是農業生産本身，而是由農業經濟系統、農業技術系統與農業生态系統組合而成的複合系統，是人類的技術經濟活動與生物系統和環境系統聯結而成的網絡結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多種生産門類，能滿足多種目标要求，物質循環和能量轉化效率高，生産和經濟都呈良性循環，商品經濟占主導地位，開放式的農業生态—經濟系統”。基于這種生态經濟認識，他在兩河灘以林還林，大力發展速生豐産林和果樹，使荒灘變寶灘；在塔元莊設計生态立體農業，既實現經濟效益又獲得生态效益，造福至今。 其三，注重曆史文化古迹保護利用。習近平來到正定不久，就建議對縣委大院的兩棵明初古槐樹進行專門保護，立石碑并刻上《古槐賦》，後來又親自組織推動對年久失修、損毀嚴重的全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正定隆興寺進行修繕保護，還利用大型電視劇《紅樓夢》拍攝的時機促成了永久性建築群“榮國府”的修建，建成後與隆興寺結合成為一條人氣興旺的旅遊線路——20世紀90年代年接待遊客最高達138萬人次，被贊譽為“中國旅遊正定模式”。 集中反映習近平同志這一時段理論思考成果的，是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知之深 愛之切》。該書節選了習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間的20篇講話，分别單列标題28篇，以及他發表在報刊上的文章3篇，緻辭、發言各1篇，書序、文件各1篇，書信2封，共計37篇，而附錄部分則收入了習近平離開正定之後的3篇回憶文章和當年《人民日報》等報道習近平和正定縣的3篇新聞通訊。其中，“大力發展商品生産”“正确處理發展商品經濟的六個關系”“正定适宜走‘半城郊型’經濟的發展路子”“落實農村經濟政策需解決思想問題”“發展農業、農村經濟要多一些戰略眼光”“發展農業、農村經濟必須做好基礎工作”等6篇講話，集中闡發了他在保護利用當地生态環境與曆史文化資源基礎上發展縣域大農業經濟和城鄉一體化經濟的新理念新思路。 2．福建時段 從1985年6月到2002年10月，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了17年半的時間。那時，貫徹落實保護環境基本國策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先後成為黨和政府的統攝性綠色政治意識形态與政策話語。在此期間，習近平在積極探索保護環境基本國策落實機制路徑的同時，開始從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尤其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和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來思考如何切實推動現實中的生态環境保護治理與生态文明建設實踐。因而，這一時段标志着習近平本人生态文明建設理念和戰略的孕育成型，而福建是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與先行實踐地。 其一，在擔任廈門市委常委、副市長期間，習近平系統闡發了廈門必須立足于自然風景資源保護及其合理開發的綠色發展思路，強調“保護自然風景資源，影響深遠，意義重大”“我們要發展工業，但不能以犧牲旅遊資源為代價去發展工業，不能把這個破壞掉了去建設另一個，不能作出這種代價的犧牲。廈門不但現有的資源要保護，而且要不斷改善目前的旅遊環境，把它裝點得更加美好”。基于這一認識，由他主持制定的《1985~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把環境優美作為六大戰略目标之一，要求“創造良好的生态環境，建設優美、清潔、文明的海港風景城市”。不僅如此，習近平還創造性地推進城市環境的綜合整治，比如在主持筼筜湖治理工作時提出了“依法治湖、截污處理、清淤築岸、搞活水體、美化環境”的二十字方針。20多年之後，廈門的鼓浪嶼于2017年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産，而曾經是臭水湖的筼筜湖如今已成為碧波蕩漾、繁花似錦的“廈門綠肺”和“廈門會客廳”。 其二，在擔任甯德地委書記期間，習近平高度重視林業、農業對于改善生态環境的基礎效用，同時強調區域脫貧發展必須基于農林業的經濟、社會與生态效益的均衡統一。比如，他在“閩東的振興在于‘林’”（1989）一文中指出，“閩東經濟發展的潛力在于山，興旺在于林”“森林能夠美化環境，涵養水源，保持水土，防風固沙，調節氣候，實現生态良性循環等”；在“走一條發展大農業的路子”（1990）一文中則強調，“現在講綜合發展，則是要提倡适度規模經營，注重生态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把農業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抓，發揮總體效益”。基于這些戰略考量，習近平主持召開規模空前的地區林業工作會議，明确提出了“苦戰七年、荒山披綠裝”的綠化目标要求，還在調研時告訴基層幹部，要安心種果、種樹發展林業，不要攀比GDP。如今，經過不懈努力，閩東的造林綠化和水土流失綜合治理取得明顯成效，生态環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其三，在擔任福州市委書記期間，習近平開始從省城經濟社會發展整體戰略的高度來把握布局生态環境建設治理。1992年，習近平主持修訂了《福州市20年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設想》，其中明确提出“城市生态建設”理念，強調城市生态建設應綜合考慮農業、旅遊業、城鄉生态環境治理等議題政策領域，從而把福州建設成為“清潔、優美、舒适、安靜，生态環境基本恢複到良性循環的沿海開放城市”。在此基礎上，他大力推進“綠化福州”行動和内河綜合治理工作，前者貫徹實施了“抓重點、保基礎、上水平、一體化”的工作思路，要求将“見縫插綠”和“成片種樹”策略相結合，後者制定出台了《城區内河污染綜合整治規劃》和“全黨動員、全民動手、條塊結合、齊抓共治”的十六字治理原則，通過制度創新促進實現内河治理。如今，福州市生态環境質量穩居全國前列，空氣清新、環境優美已成為福州的城市名片。 其四，在擔任福建省長期間，習近平開始從省域層面系統考慮規劃生态環境保護治理與生态文明建設。這尤其表現在，他正式提出建設“生态省”的戰略構想，組建了生态省建設領導小組并擔任組長。在全面調研、充分論證的基礎上，福建省于2002年7月舉行了全省環保動員大會，标志着生态省建設工程全面啟動。習近平在大會上做了“全面推進生态省建設、争創協調發展新優勢”的講話，其中提出，用20年的時間，通過“三階段”“六體系”“四任務”的工作部署及其實施，建設一個經濟繁榮、山川秀美、生态文明的可持續發展省份——這很可能也是習近平第一次正式使用“生态文明”概念。此外，他還從機制創新入手，帶領福建在全國率先發起了集體林權改革，着力從機制上解決好“錢從哪裡來、樹要怎麼砍、一家一戶怎麼辦”等三大問題，并在全省範圍内圍繞這三大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嘗試，從機制上實現了“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為全國集體林權改革做出了重要貢獻。2008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福建林改經驗上升為國家林改政策。 集中反映習近平同志這一時段理論思考成果的，是1992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首版的《擺脫貧困》。該書收錄了習近平擔任甯德地委書記期間自1988年9月到1990年5月的重要講話、文章，共計29篇、12.1萬字。它真實記錄了習近平在甯德地區工作期間尤其是圍繞閩東地區如何脫貧緻富、加快發展這一主題，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觀點新方法和制度創新思路。其中，“對閩東經濟發展的思考”“正确處理閩東經濟發展的六個關系”“閩東的振興在于‘林’：試談閩東經濟發展的一個戰略問題”“制定和實施産業政策的現實選擇”“困境的突破：貧困地區發展鄉鎮企業的思路”“走一條發展大農業的路子”“扶貧要注意增強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等7篇文章，蘊含着豐富的生态環境保護治理與生态文明建設思想。 需要強調的是，這時習近平關于區域生态環境保護治理或廣義的生态文明建設的思考與實踐，已經具有頗為明晰的獨立思想意涵和系統性特征。從廈門到甯德、再到福州，從地級城市到省級層面，盡管生态環境保護治理議題所處于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或背景場域有明顯不同，但生态環境保護議題本身的經濟政治重要性卻明顯呈現為日趨彰顯或突出，這使得習近平作為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越來越能夠從整體視野和政治高度來看待生态環境問題及其保護治理的重要意義。比如，2002年6月20日，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在武平縣萬安鄉捷文村調研時明确指出，林改的方向是對的，關鍵是要腳踏實地向前推進，做到“讓老百姓真正受益”。這可以說是對生态環境保護治理的目的或對為什麼要進行生态文明建設的最簡潔通俗、也最為政治正确的回答，而這也構成了習近平生态文明建設系列論述中始終堅持的“以人民為中心”鮮明主線——他在2018年全國生态環境保護大會上再次強調，“要把解決突出生态環境問題作為民生優先領域，還老百姓藍天白雲、繁星閃爍、清水綠岸、魚翔淺底，讓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為老百姓留住鳥語花香、田園風光”。再比如，習近平在甯德工作期間就已經初步闡發了經濟改革和脫貧發展過程中生态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的思想，而他2002年在三明市調研時則更明确強調，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注重資源的合理高效利用，有序、可持續地開發，避免資源與環境的浪費與破壞，促進生産良性循環和生态、經濟、社會效益的有機結合。這其中的核心性思想是經濟現代化建設與生态環境保護治理的辯證統一，也就是逐步走上一條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尤其是要通過積極有效的生态環境保護治理與開發利用實現經濟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和民生福祉的全面改善。不僅如此，習近平在此期間已經提到“青山綠水是無價之寶”“保護生态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生态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等直接性論述，成為不久後正式提出的“兩（座）山”理念的理論源頭。當然，尤其從承前啟後的意義上看，也不宜過分強調這其中某一個節點甚至這一時段本身對于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發展的特殊重要性。 3．浙江時段 從2002年10月到2007年3月，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了4年半的時間。那時，在保護環境基本國策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導向的基礎上，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與建設“兩型”社會逐漸成為黨和政府統領性的綠色政治意識形态與政策話語。此間，習近平不僅系統闡述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态文明建設核心理念，還通過推進“綠色浙江”建設和“八八戰略”等重大舉措來積極踐行這一理念，從而标志着習近平同志個人生态文明思想的孕育成熟。 其一，積極推進以“綠色浙江”戰略目标為核心的生态環境保護治理與生态文明建設。 2002年12月，浙江省委明确提出要求，以建設生态省為主要載體和突破口，推進浙江省第十一次黨代會所提出的“綠色浙江”戰略目标，走出一條“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續發展之路。2003年初，由習近平擔任組長的浙江生态省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成立，并制定出台了《浙江生态省建設規劃綱要》這一指導全省創建工作的綱領性文件，标志着浙江生态省建設的正式啟動。同年7月，習近平代表省委提出了貫徹落實這一規劃綱要、全面促進生态省建設的“八八戰略”——即進一步發揮八個方面的優勢、推進八個方面的舉措。這其中的第五個戰略性方面就是，“進一步發揮浙江的生态優勢，創建生态省，打造‘綠色浙江’”。2020年5月，浙江省通過了生态環境部組織的國家生态省建設試點驗收，成為全國首個建成生态省。其評估報告認為，浙江的生态環境治理和保護處于國際先進水平，生态文明制度創新和改革深化引領中國，已率先探索出一條經濟轉型升級、資源高效利用、環境持續改善、城鄉均衡和諧的綠色高質量發展之路。 其二，持續推進以“美麗浙江”戰略目标為核心的農村環境綜合整治與美麗鄉村建設。2003年6月，在習近平倡導主持下，以農村生産、生活、生态的“三生”環境改善為重點，浙江在全省範圍内啟動了“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其基本目标是，用5年左右時間，從全省4萬個村莊中選擇1萬個左右的行政村進行全面整治，并把其中1000個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範村。自那時起，浙江省紮實推進、久久為功，美麗鄉村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一大批鄉村成功實現了從美麗生态到美麗經濟、美好生活的嬗變融合，成為率先實現振興的“全面小康建設示範村”。2018年9月26日，浙江省“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被聯合國授予其最高環境獎“地球衛士獎”中的“激勵與行動獎”。 其三，明确提出闡述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态文明建設核心理念。2005年8月15日，時任省委書記的習近平來到位于浙北安吉縣天荒坪鎮的餘村考察時，做了即興講話，肯定并鼓勵當地民衆放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轉向綠色發展的大膽做法，“我們過去講，既要綠水青山，又要金山銀山。其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一個星期之後，他在《浙江日報》的“之江新語”專欄上，發表了“綠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的短論，強調“如果能夠把這些生态環境優勢轉化為生态農業、生态工業、生态旅遊等生态經濟的優勢，那麼綠水青山也就變成了金山銀山”。這段講話錄像和這一短論，也就成為習近平關于“兩（座）山”理念的最早的系統性闡述。從那以後，在浙江工作期間和其他許多場合，他又多次闡述“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之間的辯證關系，并使之成為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治國理政方略中的核心理念或标志性表述。 其四，首次提出闡述了“生态興則文明興、生态衰則文明衰”的生态文明史觀。2003年，習近平在《求是》雜志上發表“生态興則文明興：推進生态建設打造‘綠色浙江’”一文，首次提出了“生态興則文明興、生态衰則文明衰”這一重要論斷，并結合“綠色浙江”戰略目标與生态省建設做了系統論述。這種文明史觀新闡釋，不僅從人類文明興衰演替的高度論述了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構成了對馬克思主義自然觀或人與自然關系思想的重大豐富拓展。因為，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設的整體目标和現實進路，自覺順應自然生态規律和資源環境容量的約束限制，已經成為人類社會文明長期持續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内在要求。 最能夠體現習近平同志這一時段關于生态環境保護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設思考與實踐的，是2006年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幹在實處 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和2007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之江新語》。前者采取專題摘編的形式，以黨的十六大以來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為背景，輯錄了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自2002年10月至2006年6月所作的報告、講話、文章和批示摘編，全面客觀地展示了他在思考與處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等各項工作時的真實曆程，以及在領導方法等方面的一些心得體會。全書分為八個部分，其中涉及生态環境保護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的是第一部分“用發展着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和第二部分“深入實施‘八八戰略’，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比如，第二部分除了關于“生态省”與“綠色浙江”建設和“兩（座）山”理念的集中闡述，還包括了他對于生态環境保護治理與生态文明建設的代表性論述：“破壞生态環境就是破壞生産力，保護生态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生态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在全省第七次環境保護大會上的講話》，2006年5月29日）“不重視生态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視生态的領導是不稱職的領導，不重視生态的企業是沒有希望的企業，不重視生态的公民不能算是具備現代文明意識的公民”（《在第三屆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書面發言》，2003年10月30日）“環境保護和生态建設，早抓事半功倍，晚抓事倍功半，越晚越被動……同時還要看到，生态環境是資源，是資産，是潛在的發展優勢和效益”（《在與省委黨校部分學員座談時的講話》，2003年10月11日）。 後者輯錄了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自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發表在《浙江日報》的“之江新語”專欄的短論，共計232篇。尤其是，2005年8月24日發表的“綠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一文，被普遍認為是他關于“兩（座）山”理念的最早的系統性闡述：“我們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經濟與社會的和諧，通俗地講，就是既要綠水青山，又要金山銀山。”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該書當中，習近平對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闡述，也還有另外兩處。因而，直接意義上的“兩（座）山”理念包括三個層面的核心性意涵：一是“綠水青山”（生态環境保護目标政策）和“金山銀山”（經濟發展目标政策）之間的辯證關系——從認知到實踐，既要前者也要後者、甯要前者不要後者和前者就是後者；二是“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的積極科學轉化，對自然生态資源的嚴格保護前提下的科學合理利用；三是作為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基礎的新發展理念或生态文化，“這‘兩座山’要作為一種發展理念、一種生态文化，體現到城鄉、區域的協調發展中，體現出不同地方發展導向的不同、生産力布局的不同、政績考核的不同、财政政策的不同”。 總之，從生态省建設到美麗鄉村建設，從“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重要理念到“生态興則文明興、生态衰則文明衰”科學論斷，習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間關于生态環境保護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設的系列論述與戰略構想及其貫徹落實，不僅構成了一個特色鮮明的全面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積極推進“兩型”社會建設的範例性區域或省域版本，而且初步形成了一個以“兩（座）山”重要理念和生态省建設、美麗鄉村建設等戰略為基石構建起來的生态文明建設話語與實踐體系。 4．上海時段 從2007年3月到10月，習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了7個月的時間。在這一較短時間内，他開展了大量的行業與基層調研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對于上海市第九次黨代會報告所做的未來發展規劃提出了“四個放在”的明确要求：放在中央對上海發展的戰略定位上，放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放在全國發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國家對長江三角洲區域發展的總體部署中思考和謀劃，從而對上海的經濟社會發展與改革開放願景做了高瞻遠矚的頂層設計。他自己在歸納這段時間的主要工作時，也把“認真開好市第九次黨代會”作為四項業績之首。與此同時，在生态環境保護治理與生态文明建設方面，習近平也在不同時間、場合做了多次理論闡述與政策部署，并對上海的生态文明建設實踐産生了十分重要的引領作用。 習近平在第九次黨代會報告中談到上海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瓶頸與難題時指出，“能源、土地資源和環境容量等瓶頸制約日益凸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而在論述“努力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戰略部署時則強調，要“大力推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城市”，并提出了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節約資源能源尤其是水和土地、嚴格落實污染物排放管治與污染防治、大力推進崇明現代化生态島建設、加強近海與海洋自然資源保護和治理等政策舉措。2007年7月，他在青浦區調研時舉行座談會，并針對澱山湖水保護區的問題指出，要加強環境保護和生态治理，進一步加大污染控制力度，加強水環境治理，做好生态治理工作；要積極探索建立環境保護補償機制，立足實際，加快建立與周邊省市的協同機制，真正形成湖區治理的長效機制。 對于生态農業發展和美麗鄉村建設，習近平指出，“城市與農村、農業與二三産業之間有着非常緊密的依存關系，正确處理城鄉關系、工農關系，實現一二三産業協調發展和城鄉共同進步，是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基礎”（《在上海市農村黨的建設“三級聯創”活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07年9月27日），而上海已經“具備了全面實現城鄉一體化的條件。城鄉一體化并不是一樣化、一律化、無差别化，還是有差别的，城還是城，鄉還是鄉，風貌還是不一樣的”（《在奉賢區調研時的講話》，2007年8月29日）；他在寶山區調研時提出，要依托大都市的綜合優勢，堅持農業的科技化、集約化發展，大力發展現代、生态、高效、特色農業，全面提升農業的經濟功能、生态功能和服務功能，在另外兩區調研時則強調，“農業不求大而求精”“在現代農業方面起到一個試驗田、示範區的作用”（《在闵行區調研時的講話》，2007年6月19日），“現代農業，不僅應該體現在設施農業、種源農業、精細農業、高效生态農業上，而且還可以和其他産業融合”“應該把現代農業發展起來，做精、做優、做強”（《在嘉定區調研時的講話》，2007年7月5日）；他還特别強調遵循鄉村發展規律、紮實推進美麗宜居鄉村建設的重要性，“不搞大拆大建，分類指導、因地制宜，尊重村民意願”“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使村容整治等方面有明顯改變”（《在松江區調研時的講話》，2007年8月23日）“符合農村的自然風貌，具有江南水鄉、古城特點的文化風貌要保護下來”（《在南彙區調研時的講話》，2007年8月9日）“像楓泾古鎮以及農村自然村落等，這些都是極為寶貴的曆史文脈”“在推進新農村建設過程中，要倍加珍惜，切實加以保護”（《在金山區調研時的講話》，2007年6月12日）。應該說，這些政策闡述與部署要求，已經超出了原初意義上的“三農”問題及其應對或鄉村振興戰略落實，而是有着明确的區域生态文明經濟與社會建設整體布局、協同推進的意涵。 總之，從正定、福建、浙江到上海，在長達25年的地方主政實踐經曆中，習近平同志本人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設思想經曆了一個萌發、成型與成熟的過程，其主要标志是形成了以“兩（座）山”理念為核心的生态環境保護治理與綠色發展理論。就此而言，地方從政尤其是福建和浙江的主政履曆構成了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極其重要的實踐基礎或源泉，而這些不同時段的理論與政策闡述，也是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或初步表述——事實上，除了衆所周知的“兩（座）山”理念，這一階段所提出的許多其他概念或表述也為習近平後來所沿用，比如“生态興則文明興”“生态省（示範區、先行區、試驗區）建設”“美麗鄉村（中國）建設”等。而需再次指出的是，一方面，正如習近平在2018年全國生态環境保護大會上所指出的，他始終特别關注和重視生态環境保護治理與生态文明建設這一政策議題，“我對生态環境工作曆來看得很重。在正定、廈門、甯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間，都把這項工作作為一項重大工作來抓”，另一方面，這些方面的創造性努力還主要是在黨和政府既定的綠色意識形态話語與政策框架之下展開的，“現在回過頭來想一想，如果說我們做到了什麼，其中之一就是做到了解放思想這一條。做到這一條并不是因為我們本事大，而是從心理有一種想和中央保持一緻的覺悟和願望，有這麼一顆誠心，試着去學、去闖”。

　　二、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确立

　　2007~2018年，習近平同志進京工作，擔任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相應地，他關于生态環境保護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的理論與戰略思考，從更多是地方地域層面上升到國家全局層面，而“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就進入了它的形成确立階段。因而，可以把這一階段劃分為如下三個小的時段：十七大之後、十八大之前；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間；十九大之後到2018年全國生态環境保護大會。 1．十七大之後、十八大之前 就黨和政府的綠色政治意識形态與治國理政框架而言，2007年10月舉行的黨的十七大，構成了一個繼往開來的重要過渡或轉折。一方面，科學發展觀視域下的“兩型”社會建設，成為與保護環境基本國策、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一樣高位階的統攝性話語和政策表述，另一方面，大會報告又第一次明确引入了“生态文明建設”這一全新傘形術語，并圍繞“建設生态文明”和樹立“生态文明觀念”兩個側面論述了我國生态文明建設戰略的重要意義與政策意涵——主要是經濟結構綠色轉型、發展循環低碳經濟和控制環境污染，大緻對應着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理論和實踐這兩個層面。不言而喻的是，作為即将履新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習近平在黨的十七大報告的起草、讨論與批準和日後的貫徹落實過程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随後的五年中，習近平既有許多就全國各地的生态文明建設實踐所做的具體性政策指示或指導，也有很多在國際場合關于我國生态環境議題國際合作的立場與政策闡述，從而構成了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确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時段。在此，筆者以此間的《人民日報》（2007年10月15日~2012年11月7日）為文本依據做如下歸納概括。 在國内層面上，2007年12月，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結業式上發表講話，雖未直接提及生态文明建設議題，但強調了“特别要高度重視改善民生，切實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謀劃發展、推動發展、評價發展”（《人民日報》2007年12月22日）。 2008年3月，習近平在參加“兩會”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要着眼‘四個率先’推動科學發展”“使上海不斷朝着服務經濟比較發達、創新能力顯著提高、資源消耗持續降低、生态環境逐步改善、城市綜合服務功能充分發揮的目标邁進”（《人民日報》2008年3月6日），而他在參加内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則強調，“努力建設生态文明，是結合内蒙古實際推動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要引導各族幹部群衆牢固樹立生态文明理念，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人民日報》2008年3月7日）。5月，他在山東考察工作時指出，山東省“要堅持統籌兼顧，促進經濟與社會以及各項社會事業之間的協調發展”“在提升經濟質量的同時，更加注重環境質量的改善”（《人民日報》2008年5月12日）。11月，他在雲南調研時，專門考察了當地的生态文明建設情況并強調，“各級黨委、政府要進一步強化生态文明觀念，建立健全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牢固樹立正确的發展觀、政績觀和生态觀，扭轉重經濟指标、輕生态環境指标的傾向，推動形成經濟發展是政績、保住青山綠水是更大政績的科學導向”（《人民日報》2008年11月21日）。 2009年3月，習近平在參加“兩會”山西代表團審議時指出，“山西作為資源大省……要在加大轉型發展、和諧發展力度的同時，着力抓好安全發展……努力探索走出一條轉型發展、安全發展、和諧發展的新路子”（《人民日報》2009年3月11日）。8月，他在内蒙古調研時指出，“内蒙古資源豐富、區位重要，要進一步突出區域和産業特色，加快結構調整優化和科技創新步伐，努力實現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相協調、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态環境相和諧，在新的起點上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人民日報》2009年8月26日）。 2010年4月，習近平在海南調研時指出，海南應以建設國際旅遊島為抓手，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良好的生态環境是建設國際旅遊島的突出優勢。要實行最嚴格的生态環境保護制度，堅定不移走綠色發展之路，建立健全資源節約型技術體系和生産體系，提高資源開發利用水平，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态環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使青山更綠、海水更藍、環境更美”（《人民日報》2010年4月14日）。7月，他在河北唐山調研時強調，“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以高新技術為支撐，堅持綠色增長的發展方向，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着力發展綠色産業、建設綠色城市，努力走出一條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創新驅動的發展道路”（《人民日報》2010年7月19日）。 2011年3月，習近平在參加“兩會”雲南代表團審議時指出，“希望雲南緊緊抓住機遇，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政策，以更大力度推進開放發展、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人民日報》2011年3月11日）。5月，他在貴州調研時強調，“要堅持處理好加快經濟發展與保護生态環境的關系，繼續強化植樹造林、石漠化治理、草地濕地恢複保護等生态工程建設，使貴州青山常在、碧水長流、資源得到永續利用”（《人民日報》2011年5月12日）。 2012年3月，習近平在參加“兩會”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山東要實現由經濟大省向經濟強省的跨越……要着力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着力促進全省區域協調發展，着力發展實體經濟、培育現代産業體系，着力抓好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人民日報》2012年3月8日）。 在國際層面上，2008年6月，習近平在國際能源會議上講話指出，“能源問題是全球性問題。促進世界能源供求平衡、維護世界能源安全，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緊迫任務……中國是國際能源合作負責任的積極參與者，努力為促進世界能源可持續發展、維護世界能源安全作出積極貢獻”（《人民日報》2008年6月23日）。10月，他在第十一屆亞歐工商論壇開幕式上演講強調，“環境和氣候變化關系我們子孫後代的生存發展……中國支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希望各成員國積極攜手加大節能環保領域的政策協調、經驗交流、技術合作，共同保護好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人民日報》2008年10月23日）。 2009年10月，習近平訪問德國時提出，中德要“進一步加強在氣候變化、新能源、環保等領域的合作”（《人民日報》2009年10月13日）。11月，他在第三屆歐亞經濟論壇開幕式上緻辭強調，“中國願同歐亞地區各國增進能源資源合作，特别是積極開展節能環保、開發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能源領域務實合作，促進中國經濟和歐亞經濟可持續發展”（《人民日報》2009年11月17日）。12月，他在出訪日韓前接受駐京媒體專訪時指出，“中國近年來在節能減排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步驟，也取得了顯著成效。我們最近又在此基礎上确立了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50%的行動目标。這充分體現了中國願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最大努力的堅定決心和政治意志”（《人民日報》2009年12月13日）。 2010年4月，習近平出席博鳌論壇開幕式并發表主旨演講，強調“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是當今世界的時代潮流。亞洲各國要堅持凝聚共識，加強團結合作，在實踐中走出一條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之路，以造福亞洲、造福世界”“中國在這方面提出的一系列發展理念同國際社會倡導的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高度契合，其核心就是科學發展，就是适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新形勢，用科學的理念、開放的戰略、統籌的方法、共赢的途徑去實現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發展目标”（《人民日報》2010年4月11日）。 2011年6月，習近平做客聯合國拉美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并發表演講，提出“中國願同拉美和加勒比國家一道，着眼于推動中拉務實合作向全面、深入、平衡、可持續方向發展”（《人民日報》2011年6月12日）。11月，他在“婦女與可持續發展”國際論壇開幕式上緻辭并強調，“沒有全球婦女的積極參與，就不可能真正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在積極推動世界經濟實現強勁增長、可持續增長、平衡增長的同時，将加大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力度，在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上不斷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績”（《人民日報》2011年11月10日）。 2012年1月，習近平在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時表示，近年來“中美在推動解決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方面開展了有效協調與合作，充實和豐富了中美關系内涵，鞏固和擴大了中美關系的戰略基礎”，其中包括“協調哥本哈根、坎昆、德班氣候變化會議達成共識”（《人民日報》2012年2月14日）。 可以看出，習近平同志在這段時間内關于推進國内生态文明建設和生态環境保護治理與可持續發展國際合作的闡述是十分豐富的，提出了許多結合全國各地實際的、因而也就超越了地方主政時期的地域性視野的理論觀點與政策考量——比如關于我國北方地區和西南西北地區的生态文明建設戰略，與此同時，頻繁而深入的國際場合立場闡述與交流對話，則使得他展現出一種更加寬闊的國際化或全球視野，而這對于“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為完整理論體系和大國方略的形成及其貫徹實施是至關重要的。因此，無論從黨的十七大報告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設戰略的貫徹落實，還是從習近平本人生态文明思想的進一步形成發展來說，這一時段都是非常重要的。 2．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間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将“生态文明建設”作為一個構成要素納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之中、因而在結構上也作為一個獨立篇章來加以闡述。結果是，它由十七大報告中的一個自然段變為由七個自然段組成的第八部分，即“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 黨的十八大報告對于我國生态文明建設的系統性闡述，無論是相對于十七大報告的文本叙述而言，還是相對于習近平地方主政時期的有關論述來說，都是一種重大的質的變化，構成了中國共産黨曆史上第一個包括政治哲學理念、未來社會願景與重大戰略舉措的“綠色政綱”或生态文明建設綱領，而習近平本人作為報告起草的總負責人，對于達成這種變化無疑發揮了主要領導者的作用。因而可以說，黨的十八大報告，标志着“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初步形成。 2017年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論述摘編》，摘錄了習近平同志自2012年11月15日至2017年9月11日、即黨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期間的重要文獻80多篇，其中包括講話、報告、談話、指示、批示、賀信等。在内容上，它們按照十八大報告的架構，分為七大部分：“建設生态文明，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系統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态環境保護建設”“環境保護和治理要以解決損害群衆健康突出環境問題為重點”“完善生态文明制度體系，用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保護生态環境”“強化公民環境意識，把建設美麗中國化為人民自覺行動”“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攜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園”。 此外，2014年出版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節選收錄了習近平同志2013年4月2日在參加首都義務植樹活動時的談話要點（“為建設美麗中國創造更好生态條件”）、2013年5月24日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要點（“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新時代”）、2013年7月18日緻生态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3年年會的賀信（“為子孫後代留下天藍、地綠、水清的生産生活環境”）；2017年出版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節選收錄了習近平同志2015年10月26日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所作的《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推進生态文明建設，改革我國環保管理體制”）、2016年8月24日在青海考察工作結束時的講話（“保護生态環境應該而且必須成為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2016年11月28日關于做好生态文明建設工作的批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強烈意識”）、2017年5月26日在主持中共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2017年8月14日對河北塞罕壩林場建設者事迹作出的批示（“弘揚塞罕壩精神”）；而2020年出版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則節選收錄了習近平同志2018年5月18日在全國生态環境保護大會上的講話（“加強生态文明建設必須堅持的原則”和“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2019年4月28日在中國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共謀綠色生活，共建美麗家園”）、2019年9月18日在黃河流域生态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黃河流域生态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主要目标任務”）。 可見，黨的十八大之後擔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對于我國生态文明建設有着更加全局性與深入的思考。其中，《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讨班上的講話》《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等文獻做了更為系統性的闡述，不僅進一步闡發豐富了黨的十八大報告已經概要闡述的主要内容，還提出并論述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論斷新戰略，比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新格局”“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良好生态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産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體”“構築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态體系”，等等。因而可以說，基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綠色發展理念的全國範圍内的生态文明建設實踐，是“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進一步走向成熟和體系化的源泉活水，而習近平同志本人的這些論述則是對于來自全黨和廣大人民群衆智慧的生動或個性化概括。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關于生态文明建設闡述的最大特點，是一種結構性變化。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戰略認知與貫徹實施，被明确地置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更為宏大的語境與話語體系之下，而“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為其中重要的支撐性組成部分。除了獨立的第九部分“加快生态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集中闡述生态文明建設議題的論述還有另外三處：一是第一部分将過去五年的生态文明建設努力概括為“生态文明建設成效顯著”，二是第三部分把“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十四個基本方略之一，三是第四部分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同發展階段的生态文明建設目标做了明晰的構想與規劃，即分階段實現“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堅戰”（2017~2020）“生态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标基本實現”（2020~2035）和“生态文明全面提升”（2035~2050）。 因而，可以認為，黨的十九大報告同時标志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正式确立和“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形成。也就是說，“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思想”和“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兩個完全對等的一組概念，後者是對前者的簡稱表述，而前者是對後者意涵的更具體更完整表達。 3．十九大之後到全國生态環境保護大會 黨的十九大之後的半年多時間，習近平同志對于生态文明建設做過多次論述，但最重要的無疑是2018年5月18日在全國生态環境保護大會上的講話（簡稱“5.18”《講話》）。這一長篇講話基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立場尤其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以黨的十八大報告和十九大報告的有關論述為基礎，系統闡述了新時代中國為什麼要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生态文明建設的理論意涵與未來願景、生态文明建設實踐的重大戰略及任務總要求等一系列核心問題，從而構成了一個獨立而完整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論綱和環境社會政治理論體系。 對于當代中國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總體依據或重大意義，“5.18”《講話》着重強調了如下四點：這是我們對人類文明曆史發展中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反思總結；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思想的基本觀點；這是我們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自然生态基礎的理性認識；這是黨和政府十八大之後所明确确立的治國理政長期方略。對于生态文明建設的理論意涵與未來願景，“5.18”《講話》指出，它在本質上是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的政府對于已經發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變化以及廣大人民群衆政治新期盼的主動回應，這在國内層面上是基于深層觀念革新的現代化（發展）方式深刻轉型問題，而在國際層面上則是構建共同應對保護生态環境責任與挑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問題。而對于當代中國生态文明建設實踐的重大戰略及任務總要求，“5.18”《講話》重點闡述了“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和“加強黨對生态文明建設的領導”這兩個方面。 因而，“5.18”《講話》首次全面而系統地闡述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産黨人，對于我國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重要意義、理論意涵與未來願景和重大戰略及任務總要求的基本觀點主張，也就科學回答了為什麼建設生态文明、建設什麼樣的生态文明和怎樣建設這樣一種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基礎性理論與實踐問題，标志着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終形成與正式确立。

　　三、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豐富發展

　　黨的十九大之後尤其是2018年“5.18”《講話》以來，習近平同志關于我國生态文明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又做出了許多重要闡發論述，尤其是2022年1月出版的《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所收錄的28篇文獻，但為了便于對照，在此筆者仍以截至2020年底的《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5日~2020年12月31日）為文本依據，對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黨的十九大以來的豐富與拓展做初步歸納。 2017年11月，習近平向國際竹藤組織成立20周年志慶暨竹藤綠色發展與南南合作部長級高峰論壇緻賀信，并強調指出，“中國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緻力于建設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走綠色發展之路，建設美麗中國。中國……願同國際社會一道，積極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推動全球生态文明建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更加美麗的世界”（《人民日報》11月7日）。 2018年4月，習近平在參加首都義務植樹活動時指出，“植樹造林曆來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今天，我們來這裡植樹既是履行法定義務，也是建設美麗中國、推進生态文明建設、改善民生福祉的具體行動……我們既要着力美化環境，又要讓人民群衆舒适地生活在其中，同美好環境融為一體”（《人民日報》4月3日）。而他在海南考察生态文明建設時則強調，“我們黨提出生态文明建設是一個曆史性貢獻……要把保護生态環境作為海南發展的根本立足點，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這一片海上綠洲和這一汪湛藍海水，努力在建設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方面作出更大成績”（《人民日報》4月14日）。 此外，習近平在武漢主持召開的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講話指出，“總體上看，實施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要加大力度。必須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考慮，把修複長江生态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努力把長江經濟帶建設成為生态更優美、交通更順暢、經濟更協調、市場更統一、機制更科學的黃金經濟帶，探索出一條生态優先、綠色發展新路子”（《人民日報》4月27日）。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如下五個方面的明确要求：正确把握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系，全面做好長江生态環境保護修複工作；正确把握生态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探索協同推進生态優先和綠色發展新路子；正确把握總體謀劃和久久為功的關系，堅定不移将一張藍圖幹到底；正确把握破除舊動能和培育新動能的關系，推動長江經濟帶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正确把握自身發展和協同發展的關系，努力将長江經濟帶打造成為有機融合的高效經濟體。 5月，習近平在全國生态環境保護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要自覺把經濟社會發展同生态文明建設統籌起來，充分發揮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充分利用改革開放40年來積累的堅實物質基礎，加大力度推進生态文明建設、解決生态環境問題，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推動我國生态文明建設邁上新台階”（《人民日報》5月20日）。這一講話先是正式發表于2019年第3期的《求是》雜志，然後被節選入2020年出版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全文收入2022年出版的《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标志着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正式确立，從而成為我國新時代生态文明建設的理論遵循與行動指南。 7月，習近平向生态文明貴陽國際論壇年會緻賀信，并強調指出，“生态文明建設關乎人類未來，建設綠色家園是各國人民的共同夢想。國際社會需要加強合作、共同努力，構建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态體系，推動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中國高度重視生态環境保護，秉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走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之路。我們願同國際社會一道，全面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共同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人民日報》7月8日）。 9月，習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并在題為《攜手共命運 同心促發展》的主旨講話中指出，“面對時代命題，中國願同世界各國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願同國際合作夥伴共建‘一帶一路’，把‘一帶一路’建設成為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綠色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攜手打造和諧共生的中非命運共同體。中國願同非洲一道，倡導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的發展方式，加強生态環保領域交流合作”（《人民日報》9月4日）。而他在考察吉林省松原市查幹湖生态環境保護情況時則強調，“良好生态環境是東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寶貴資源，也是振興東北的一個優勢。要把保護生态環境擺在優先位置，堅持綠色發展。查幹湖保護生态和發展旅遊相得益彰，要堅持走下去”（《人民日報》9月29日）。 12月，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總結指出，“40年來，我們始終堅持保護環境和節約資源，堅持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生态文明制度體系加快形成，主體功能區制度逐步健全，節能減排取得重大進展，重大生态保護和修複工程進展順利，生态環境治理明顯加強，積極參與和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中國人民生于斯、長于斯的家園更加美麗宜人”（《人民日報》12月19日）。 2019年1月，習近平在京津冀考察後主持召開了區域協同發展座談會，并就雄安新區堅持綠色發展理念、率先啟動生态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整治強調指出，“先植綠、後建城，是雄安新區建設的一個新理念。良好生态環境是雄安新區的重要價值體現。‘千年大計’，就要從‘千年秀林’開始，努力接續展開藍綠交織、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優美畫卷”（《人民日報》1月19日）。 3月，習近平在參加“兩會”内蒙古代表團審議時系統闡述了生态文明建設的國家戰略定位（即“四個一”）和保持加強生态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問題，并強調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關于生态文明建設的思想不斷豐富和完善。在“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設是其中一位，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中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其中一條基本方略，在新發展理念中綠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堅戰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堅戰。這‘四個一’體現了我們黨對生态文明建設規律的把握，體現了生态文明建設在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的地位，體現了黨對建設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要求” “内蒙古生态狀況如何，不僅關系全區各族群衆生存和發展，而且關系華北、東北、西北乃至全國生态安全……構築我國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把祖國北疆這道風景線建設得更加亮麗，必須以更大的決心、付出更為艱巨的努力”（《人民日報》3月6日）。 4月，習近平在參加首都義務植樹活動時指出，“中華民族自古就有愛樹、植樹、護樹的好傳統……要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推動國土綠化高質量發展，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因地制宜深入推進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持續推進森林城市、森林鄉村建設，着力改善人居環境，做到四季常綠、季季有花，發展綠色經濟，加強森林管護，推動國土綠化不斷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人民日報》4月9日）。而他在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開幕式上發表的《共謀綠色生活，共建美麗家園》講話中則強調，“現在，生态文明建設已經納入中國國家發展總體布局，建設美麗中國已經成為中國人民心向往之的奮鬥目标。中國生态文明建設進入了快車道，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将不斷展現在世人面前”“縱觀人類文明發展史，生态興則文明興，生态衰則文明衰……地球是全人類賴以生存的唯一家園。我們要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保護生态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态環境，同築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綠色發展之路”“我們應該追求人與自然和諧……我們應該追求綠色發展繁榮……我們應該追求熱愛自然情懷……我們應該追求科學治理精神……我們應該追求攜手合作應對”（《人民日報》4月29日）。 5月，在“5.18”《講話》一周年之際，習近平在《求是》第10期上刊發了文章《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強調指出，“要着力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态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存。要樹立大局觀、長遠觀、整體觀，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态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态環境，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協同推進人民富裕、國家強盛、中國美麗”（《人民日報》5月17日）。 6月，習近平在向世界環境日全球主場活動緻賀信中指出，“人類隻有一個地球，保護生态環境、推動可持續發展是各國的共同責任……建設全球生态文明，需要各國齊心協力，共同促進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面向未來，中國願同各方一道，堅持走綠色發展之路，共築生态文明之基，全面落實2030年議程，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為建設美麗世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人民日報》6月6日）。而他在第23屆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會上發表的緻辭《堅持可持續發展 共創繁榮美好世界》則強調，“可持續發展契合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共同訴求。中方願同國際社會一道，攜手開辟嶄新的可持續發展之路”“我們要堅持綠色發展，緻力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麗家園。我們将秉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堅決打赢藍天、碧水、淨土三大保衛戰，鼓勵發展綠色環保産業，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促進資源節約集約和循環利用，同各方攜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生物多樣保護等迫切問題，落實好《巴黎協定》等國際社會共識”（《人民日報》6月7日）。在這裡，習近平對“生态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生态文明建設”議題話語之間的關系做了清晰闡釋，尤其是強調了可持續發展話語的國際通約意義。 7月，習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時專門闡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生态文明建設保障意義，并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貢獻國。這麼大範圍地持續不斷建設人工林，隻有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做到。築牢祖國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守好這方碧綠、這片蔚藍、這份純淨，要堅定不移走生态優先、綠色發展之路，世世代代幹下去，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綠水長流、空氣常新的美麗中國”（《人民日報》7月17日）。而他在向第七屆庫布其國際沙漠論壇緻賀信中則強調，“人類隻有一個地球家園。荒漠化防治是關系人類永續發展的偉大事業。國際社會應該攜手努力，加強防沙治沙國際合作，推動全球環境治理，全面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還自然以和諧美麗，為人民謀幸福安康”“中國高度重視生态文明建設，荒漠化防治取得顯著成效。庫布其沙漠治理為國際社會治理環境生态、落實2030年議程提供了中國經驗……面向未來，中國願同各方一道，堅持走綠色發展之路，共築生态文明之基，攜手推進全球環境治理保護，為建設美麗清潔的世界作出積極貢獻”（《人民日報》7月28日）。 8月，習近平向第一屆國家公園論壇緻賀信，并強調指出，“中國實行國家公園體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統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态安全屏障，給子孫後代留下珍貴的自然資産。這是中國推進自然生态保護、建設美麗中國、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一項重要舉措”“中國加強生态文明建設，既要緊密結合中國國情，又要廣泛借鑒國外成功經驗”（《人民日報》8月20日）。而他在甘肅考察時則特别強調指出，“保護好祁連山的生态環境，對保護國家生态安全、對推動甘肅和河西走廊可持續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生态環境的支撐作用越來越明顯。隻要貫徹新發展理念，綠水青山就可以成為金山銀山”“黃河、長江都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保護母親河是事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和永續發展的千秋大計。甘肅是黃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養區和補給區，要首先擔負起黃河上遊生态修複、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蘭州要在保持黃河水體健康方面先發力、帶好頭”“八步沙林場‘六老漢’的英雄事迹早已家喻戶曉，新時代需要更多像‘六老漢’這樣的當代愚公、時代楷模。要弘揚‘六老漢’困難面前不低頭、敢把沙漠變綠洲的奮鬥精神，激勵人們投身生态文明建設，持續用力，久久為功，為建設美麗中國而奮鬥”（《人民日報》8月23日）。 9月，習近平在河南考察後主持召開了黃河流域生态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并發表講話指出，“保護黃河是事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和永續發展的千秋大計。黃河流域生态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同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一樣，是重大國家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設全局，明确了‘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的治水思路，黃河流域經濟社會發展和百姓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同時也要清醒看到，當前黃河流域仍存在一些突出困難和問題，流域生态環境脆弱，水資源保障形勢嚴峻，發展質量有待提高。這些問題，表象在黃河，根子在流域”（《人民日報》9月20日）。在此，習近平着重強調黃河流域像長江流域一樣的生态環境保護治理和綠色高質量發展的國家重大戰略意義，并提出了五條明确要求：加強生态環境保護、保障黃河長治久安、推進水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推動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 10月，習近平在向太原能源低碳發展論壇的賀信中指出，“能源低碳發展關乎人類未來。中國高度重視能源低碳發展，積極推進能源消費、供給、技術、體制革命。中國願同國際社會一道，全方位加強能源合作，維護能源安全，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生态環境，促進可持續發展，更好造福世界各國人民”（《人民日報》10月23日）。而他在向首屆可持續發展論壇的賀信中則強調，“中國秉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全面深入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同時，中國積極深化南南合作，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深入對接，為全球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标作出積極貢獻”（《人民日報》10月25日）。 2020年1月，習近平在視察雲南時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這個理念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順應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期盼。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決不能再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隻要堅持生态優先、綠色發展，锲而不舍，久久為功，就一定能把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雲南生态地位重要，有自己的優勢，關鍵是要履行好保護的職責。滇池是鑲嵌在昆明的一顆寶石，要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勁頭，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加強綜合治理、系統治理、源頭治理，再接再厲，把滇池治理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報》1月22日）。 3月，習近平在時隔15年後再次來到浙江安吉餘村視察，并指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已經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識和行動，成為新發展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實踐證明，經濟發展不能以破壞生态為代價，生态本身就是經濟，保護生态就是發展生産力”。而他在杭州西溪濕地公園考察時則強調，“濕地貴在原生态，原生态是旅遊的資本，發展旅遊不能犧牲生态環境，不能搞過度商業化開發，不能搞一些影響生态環境的建築，更不能搞私人會所，讓公園成為人民群衆共享的綠色空間……水是濕地的靈魂，自然生态之美是西溪濕地最内在、最重要的美。要堅定不移把保護擺在第一位，盡最大努力保持濕地生态和水環境。要把保護好西湖和西溪濕地作為杭州城市發展和治理的鮮明導向，統籌好生産、生活、生态三大空間布局，在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生共榮的宜居城市方面創造更多經驗”（《人民日報》4月2日）。這是習近平在國内新冠疫情得到初步控制之後的首次外地視察，也是對我國堅持生态優先綠色發展之路、保持生态文明建設戰略定力的政治宣示。 4月，習近平在參加首都義務植樹活動時指出，“要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加強生态保護和修複，擴大城鄉綠色空間，為人民群衆植樹造林，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綠水長流、空氣常新的美麗中國”“社會主義是人民群衆做主人，良好生态環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體現，是人民群衆的共有财富。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持之以恒開展國土綠化，因地制宜，科學規劃，不刻意追求奇花異草、名貴樹木，真正做到為人民種樹，為群衆造福”（《人民日報》4月4日）。而他在陝西考察時則強調，“秦嶺和合南北、澤被天下，是我國的中央水塔，是中華民族的祖脈和中華文化的重要象征。保護好秦嶺生态環境，對确保中華民族長盛不衰、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陝西生态環境保護，不僅關系自身發展質量和可持續發展，而且關系全國生态環境大局……要堅持不懈開展退耕還林還草，推進荒漠化、水土流失綜合治理，推動黃河流域從過度幹預、過度利用向自然修複、休養生息轉變，改善流域生态環境質量”“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人。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經濟财富”（《人民日報》4月24日）。 5月，習近平在山西考察時要求将轉型發展、區域綠色高質量發展與生态文明建設相結合，強調指出，“雲岡石窟是世界文化遺産，保護好雲岡石窟，不僅具有中國意義，而且具有世界意義。曆史文化遺産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寶貴資源，要始終把保護放在第一位。發展旅遊要以保護為前提，不能過度商業化，讓旅遊成為人們感悟中華文化、增強文化自信的過程”“要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發揚‘右玉精神’，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抓好‘兩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複治理，紮實實施黃河流域生态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國家戰略，加快制度創新，強化制度執行，引導形成綠色生産生活方式，堅決打赢污染防治攻堅戰，推動山西沿黃地區在保護中開發、開發中保護”“建設轉型綜合改革示範區，是黨中央賦予山西的一項重大任務，也是實現山西轉型發展的關鍵一招。山西要有緊迫感，更要有長遠的戰略謀劃，正确的就要堅持下去，久久為功，不要反複、不要折騰，争取早日蹚出一條轉型發展的新路子”（《人民日報》5月13日）。而他在參加“兩會”内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再次闡述了堅持生态優先綠色發展導向、保持加強生态文明建設戰略定力問題，并強調，“我多次講，内蒙古是北方生态安全屏障，關系華北、西北、東北乃至全國生态安全。這些年你們深入實施重點工程，推動亮麗内蒙古建設邁出了重要步伐”“要保持加強生态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牢固樹立生态優先、綠色發展的導向，持續打好藍天、碧水、淨土保衛戰，把祖國北疆這道萬裡綠色長城構築得更加牢固”（《人民日報》5月23日）。 6月，習近平在甯夏考察時集中闡述了區域生态環境保護與綠色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并指出，“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賴以生存發展的寶貴資源……甯夏要有大局觀念和責任擔當，更加珍惜黃河，精心呵護黃河，堅持綜合治理、系統治理、源頭治理，明确黃河保護紅線底線，統籌推進堤防建設、河道整治、灘區治理、生态修複等重大工程，守好改善生态環境生命線”“要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繼續打好藍天、碧水、淨土保衛戰，抓好生态環境保護……努力建設黃河流域生态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先行區”“賀蘭山是我國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線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維系着西北至黃淮地區氣候分布和生态格局，守護着西北、華北生态安全。要加強頂層設計，狠抓責任落實，強化監督檢查，堅決保護好賀蘭山生态”（《人民日報》6月11日）。 8月，習近平在安徽考察時再次闡述了長江經濟帶生态環境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的辯證關系，強調指出，“生态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不是矛盾對立的關系，而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把生态保護好，把生态優勢發揮出來，才能實現高質量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要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要增強愛護長江、保護長江的意識，實現‘人民保護長江、長江造福人民’的良性循環，早日重現‘一江碧水向東流’的勝景”（《人民日報》8月22日）。而在随後舉行的紮實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上，他明确要求夯實長三角地區綠色發展基礎，“長三角地區是長江經濟帶的龍頭，不僅要在經濟發展上走在前列，也要在生态保護和建設上帶好頭”（《人民日報》8月23日）。 9月，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中明确做出承諾，“中國将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人民日報》9月23日）。同月，他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上通過視頻發表講話強調，“當前，全球物種滅絕速度不斷加快，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态系統退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構成重大風險。新冠肺炎疫情告訴我們，人與自然是命運共同體。我們要同心協力，抓緊行動，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共建萬物和諧的美麗家園”（《人民日報》10月1日），并提出了如下四點建議：一是堅持生态文明，增強建設美麗世界動力；二是堅持多邊主義，凝聚全球環境治理合力；三是保持綠色發展，培育疫後經濟高質量複蘇活力；四是增強責任心，提升應對環境挑戰行動力。 11月，習近平在上海出席浦東開發開放30周年慶祝大會之後，沿江蘇南通、揚州一線溯江而上，深入長江和運河岸線、水利樞紐等進行調研，然後在南京主持召開全面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在揚州，他對當地算經濟社會“整體賬”的做法表示肯定并指出，“生态文明建設，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發展理念的重要方面。搞好生态文明，不僅關系經濟社會發展，也直接關系人民群衆生活幸福，關系青少年健康成長，是廣大人民群衆的共識和呼聲”；在南京，他強調指出，“長江經濟帶生态環境保護發生了轉折性變化，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曆史性成就，實現了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這充分說明，黨中央的決策是正确的。生态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不是矛盾對立的關系，而是辯證統一的關系。隻有把綠色發展的底色鋪好，才會有今後發展的高歌猛進”（《人民日報》11月16日）。 11月，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利雅得峰會“守護地球”主題邊會上緻辭指出，“地球是我們的共同家園。我們要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攜手應對氣候環境領域挑戰，守護好這顆藍色星球”（《人民日報》11月23日），并提出了如下三點政策主張：第一，加大應對氣候變化力度；第二，深入推進清潔能源轉型；第三，構築尊重自然的生态系統。12月，習近平在氣候雄心峰會上通過視頻發表題為《繼往開來，開啟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新征程》的重要講話，提出了如下三點政策倡議：第一，團結一心，開創合作共赢的氣候治理新局面；第二，提振雄心，形成各盡所能的氣候治理新體系；第三，增強信心，堅持綠色複蘇的氣候治理新思路，并宣布了我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自主貢獻的新舉措：“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内生産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将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将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将達到12億千瓦以上。”（《人民日報》12月13日） 可以看出，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同志關于生态文明建設的論述，大緻分為如下三種情況：一是闡釋強調十八大報告、十九大報告和“5.18”《講話》的精神實質，也就是通常所指的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這既可以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意義上來理解，也可以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完整體系的意義上來理解，還可以從生态文明建設“為什麼、是什麼和如何做”三大基礎問題回答的意義上來理解。因而，大量看起來主題與内容都頗為相似的反複論述，往往是在不同場合、針對不同對象或不同議題側重的關于我國生态文明建設意義、目标和戰略舉措的表述闡釋，比如在國際場合談論全球生态文明建設時就會更多使用可持續發展或綠色發展的概念話語，當旨在動員社會公衆的生态文明建設自覺意識和主動參與行為比如植樹造林和實施垃圾分類時就會更多訴諸我國的曆史文化傳統和領導幹部的帶頭示範作用，而當涉及資源能源節約轉型、生态環境治理修複和綠色低碳循環經濟發展等不同議題時也會進行有針對性的強調或闡述。而且，這種重述或強調性的闡釋在不同時間節點也往往有着其特殊的意義與重要性，比如在黨的十九大召開之後不久時主要是一個會議精神貫徹落實的問題，後來随着國内外形勢的迅速變化比如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則演變成為一個“堅持既定道路、保持戰略定力”的問題，而此時習近平同志的相關論述就具有穩控大局、引領方向的特殊作用。 二是結合全國各地實際做出更具針對性、更加細緻的生态文明建設戰略部署與任務要求。在廣泛實地調研的基礎上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從基層政府和廣大人民群衆的鮮活實踐中凝聚治國理政的智慧，既是我們黨和政府代代傳承的優良傳統與文化，也是習近平本人多年來大力倡導并身體力行的從政原則——衆所周知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就是基于他2005年對浙北安吉縣一個普通山村的實地考察，而對此我們可以從他1982~2007年的地方主政經曆和2007年之後的中央工作經曆中清楚地看到。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同志保持了這一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群衆路線和工作作風，先後到北京、海南、湖北湖南、東北三省、京津冀、北京、内蒙古、甘肅、河南、雲南、浙江、北京、陝西、山西、甯夏、安徽、湖南、江蘇等省市自治區進行生态文明建設相關議題考察調研。也正因為如此，他所做出的系列講話指示和戰略部署要求，才不僅具有面向全國意義上的普遍性，更具有針對地方現實需要的指導性。比如，2018年他在海南視察時談論的不隻是國際旅遊島建設中的生态環境保護目标要求，還有如何發展廣大農村地區的特色農業、鄉村經濟和庭院經濟；2019年他在甘肅考察時談論的不隻是黃河流域生态保護和弘揚“六老漢”先進集體精神，還有如何廓清甘隴大地從東到西不同地區的高質量發展思路；2020年他在陝西和山西視察時談論的不隻是秦嶺生态修複和大同世界遺産保護，還有如何調整長期偏重的區域産業結構從而實現産業布局綠色轉型和清潔生産發展。 三是對于生态文明建設實踐中新經驗新情況新議題所做出的新概括新判斷新闡釋。應該說，無論從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踐行實踐還是從生态文明建設戰略的推進落實來說，我國的生态文明建設和生态文明體制改革都面臨着諸多可以想象的挑戰和困難，尤其是新舊發展觀念、經濟體制機制和生活風格方式上的沖突矛盾，而近兩年來國内外經濟政治環境所發生着的急劇變化，特别是2020年春爆發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則使得這些挑戰和困難變得尤為突出嚴峻。相應地，這不僅關涉到如何認識我國已經形成确立的生态文明建設理念與戰略，還涉及到我們如何進一步深化與調整未來時期的生态文明建設戰略推進。正是在這種複雜多變背景語境下，習近平同志近年來提出的關于我國生态文明建設的許多新理念新觀點新判斷特别值得關注，其中包括他關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觀的進一步貫徹落實的論述、關于長江黃河兩大流域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生态環境保護和綠色高質量發展的論述、關于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和外部環境變化背景下的保持生态文明建設戰略定力的論述，等等。比如，他2019年7月在内蒙古考察時，特别提到了社會主義制度對于大範圍持續不斷建設人工林的制度保障意義，2020年3月視察杭州時提到，要讓公園成為人民群衆共享的綠色空間，而4月參加首都植樹造林活動時則提出，良好生态環境是人民群衆的共有财富……要真正做到為人民種樹，為群衆造福；他2018年4月在武漢主持召開的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和2019年9月在鄭州主持召開的黃河流域生态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及其所發表的重要講話，闡述了這兩大流域作為我國生态文明建設主戰場的重大國家戰略的重要性，其進展如何不僅具有輻射全國的全局重要性、影響深遠的曆史重要性，而且會對其他地區或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設産生巨大的引領示範效應；2019年3月，他在參加“兩會”内蒙古代表團審議時首次系統闡述的生态文明建設“四個一”國家戰略定位以及保持加強生态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問題，并在2020年5月參加“兩會”内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再次強調，而後者尤其顯得恰逢其時、也至關重要。 上述三個層面作為一個整體，習近平同志關于我國生态文明建設的系列闡述，構成了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自黨的十九大以來尤其是“5.18”《講話》正式确立以來的重要豐富與拓展。這不僅意味着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為黨和國家以及整個社會的理論遵循與行動指南的進一步确立，而且開啟了一個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鮮活實踐中不斷走向創新發展的新階段。而對于習近平同志關于生态文明建設的最新論述，筆者在他文中已經做出初步概括歸納，這裡限于篇幅，就略而不論了。

 

文章來源 | 《鄱陽湖學刊》2022年第4期

排版 | 瞿楊

審核 | 陳培永 曲建英